1903年1月2日，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以及众多的随员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仆人等等，总共有55人吧，乘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结束了他四年的外交官生涯。抵达上海港的时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可真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想想看，单是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要找个栖身之所，就是一桩天大的难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行李需要照看了。照以往的经验，旅途中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些随员和仆人总是不大能指望得上的。自然而然，照料这一切的责任，就只好落到母亲的肩上。的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方面，简直是个天才。
当船抵达法租界的黄浦滩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本市最高行政长官），还有众多的地方长官和其他文职官员，这些人一律身着朝服。道台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作为我们逗留上海期间的住所。但父亲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并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电报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想必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父亲1895年出使日本时，曾在这家所谓的“天后宫”住过，鉴于从前不愉快的经验，我们可不想做第二次这样的尝试。平心而论，天后宫也还算得上是一座漂亮的建筑，但毕竟年久失修，不免有些陈旧破败。照规矩，凡高级官员途径某处，地方上总是要竭尽全力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通常情况下，谁都不好意思推辞，也就客随主便了。然而，父亲总是会婉言拒绝地方官员这些好意的帮助。
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那里有两封从宫里发来的电报正等着父亲，电报命令他即刻进京。但眼下这个季节，去往天津的河道还在封冻期。而此时父亲已经年迈，且身体十分虚弱，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医生的照料。如果绕道秦皇岛，长时间的疲劳旅行，对于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父亲回了一封电报，说是待北河甫一开冻，就乘坐第一班轮船离沪抵津。
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26日抵达天津。照例有天津道台和他的随从以及一干人等，来接待我们（这和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这儿有一种很古怪的礼俗，每个出使回来的大臣概莫能免，那就是：当他的船只抵达中国海岸的时候，必须上岸“请圣安”。这样隆重的仪式，像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主持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个很干练的属僚持了衙门的公文找到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让父亲上岸去请圣安。
百事停当，父亲和袁世凯穿着整齐庄严的朝服—龙袍、朝珠、顶戴花翎以及诸如此类吧—向万寿宫进发，那是一座专门为此种仪式而修造的建筑，一班职位较低官员早已等候在此。在万寿宫后殿的中央，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上面立着皇上和太后的圣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在这里就是袁世凯了）和一行官员已经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边，其余官员分立两厢。不一会儿，父亲走过来，径直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裕庚叩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结束了。
在天津呆了三天，29日抵北京。这时候，父亲的健康状况越发糟糕，便请求太后恩准，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打算好生调养。在我们一家去巴黎之前，原已修造了一所漂亮的住宅，但不幸毁于1900年的拳乱，这使我们家蒙受了超过十万两银子的损失。此次回京也就只好另租了一所中国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家原先的房子也并不是新建的，在我们买下这处房产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座非常不错的旧式中国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爷的宫邸。在经过精心设计和重新装修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我这里使用“西式”这个说法，不过是说这座中国房子看上去有一种西洋的风格，门窗、走廊、家具陈设，等等，是“西式”的；但房屋的排列和庭院的布局，又完全是中式的，像北京的其他中国房子一样，有着一种非常闲适的风格，并且，还有一个差不多10英亩的花园。峻工之后，我们搬进去只住了短短4天，就要离开北京去巴黎了。我们对于即将失去这所美丽的房子都感到非常的伤心，要知道这所房子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心血和金钱改造而成的。不过，对于一个中国高级官员来说，真不知一生中要承受多少磨难，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种闲适的风格，而且占地很大，我们家从前的那所房子也不例外。它一共有16间平房，大小房间共有175间，全都面向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通，即使你走遍所有的屋子，也无需跨出大门一步。读者或许感到奇怪，这么多间房子难道都能派上用场吗？你不妨设想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而且还有秘书、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你就会知道，这些房子一定都能物尽其用。
环绕着房子的花园是中国式的，小池塘里养着金鱼，夏天开满美丽的荷花，小桥轻架，垂柳拂岸，蜿蜒的小径两旁，花影婆娑。1899年6月，我们离开那儿去巴黎时，整个花园一片花和植物的海洋，见者无不赞叹。
现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不知道往何处去。因此在天津的时候，父亲就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帮忙找一个安身之所。大概多少费了一些周折，总算找到了一处，而且说起来，还是一处颇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他老人家寿终正寝的地方。我们是李鸿章死后住进这里的第一户人家，因为中国人非常迷信，很忌讳这个，他们相信，如果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肯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安乐窝，而且也并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尽管此前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说，只要我们胆敢住进这个不详之地，这些可怕的事必定会不请自来。不过，要是把我们的房子被烧毁这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恐怕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
房子被烧毁的损失怕是永远也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一个政府官员，要是以他的地位来谋求恢复他损失的这份钱财，那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除了可能的声誉损失之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总是被假定为在为国家服务时，从不应该考虑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因此要求他们对于在公共事务中的私人损失，只能承担，不能抱怨。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贝勒来看我们，并说太后想见见我母亲，还有妹妹和我，希望我们翌晨六点赶到颐和园的万寿山。母亲告诉庆亲王，说我们这些年在国外一直穿着洋装，现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满族服饰以供穿戴。庆亲王回答说，他已就此事禀呈太后，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着洋装晋见，因为她也很想借此了解那些外国人的装束。我和妹妹为在这样的场合到底应该如何着装才算得体，而感到十分为难。妹妹希望穿她那件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觉得那种色彩最适合她。在我们还是小女孩时，母亲就一直为我们姐妹选择同样的衣服。我说我这次要穿一件红色绒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我们戴着鲜艳的红帽子，上面插着漂亮的羽毛，我们还选择了相同颜色的鞋袜以使整个颜色协调。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绒袍，镶着淡紫色的花边，黑色的帽子上插着长长的白羽毛。
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离颐和园大约有36华里，唯一代步的工具，就是轿子。我们必须在凌晨三点出发，这样才能在六点赶到颐和园。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宫，可想而知庆亲王带来的消息是如何让我们激动。很自然，我们也不免时时担心：装束看上去是否得体？能否准时到达颐和园？以及诸如此类。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梦想着能走进皇宫，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京城之外—事实上，应该是中国之外。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和妹妹出生之后，父亲一直没有到政府专门设立的满洲儿童名册上去登记我们的名字，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原来裕庚还有两个女儿。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不去登记我们姐妹的名字，就是为了不让太后知道，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根据满清定制，凡二品以上满族大臣的女儿，到14岁时就必须进宫，可能的话还会被皇上选作嫔妃—太后当年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而父亲，则另有打算，他对我们姐妹有更大的期望。
这天早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四周漆黑，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四人抬的轿子，轿子的四周各有一名轿夫。走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轮换，所以三乘轿子共有24名轿夫，这还不包括每乘轿子前面的领班，此外，每乘轿子还有三名骑兵军官护卫，轿子的后面，则跟随着两个仆从。另有三辆大车走在最后，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这样，我们这一大队人马共有45个人，9匹马，3辆车。
四周黑幕沉沉，万籁俱寂，除了轿夫喝道的粗哑嗓音和马蹄得得声，什么也听不到。路很不平坦，轿夫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路面上的石块和凹坑。对于那些没有乘轿长途跋涉这种经历的读者，我要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舒适的交通工具，因为你自始至终必须一动不动坐得笔直，否则就有翻轿的危险。这次旅行真是漫长难捱，等到远远地看见颐和园的宫门时，我已经身体僵直，疲惫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