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些树，我熟悉它们粗糙的树皮，还有这水，我感觉到它的味道。这草的香味，这些星星，这黑夜，这些使心灵舒展畅快的夜晚，我怎么能否认这个我感到它的权力和力量的世界呢？但是，这大地的全部科学知识不会提供给我任何东西以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科学啊，您曾向我描述过这些权力和力量,并且教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您概括了它们的规律，这样，我在求知的渴望中感到它们是真实的。最后，您告诉我把这个奇幻无穷的宇宙还原为小小的原子，并把原子还原为电子。这一切都对，我等待您继续下去。但是，您对我说过有一个看不见的行星体系，其中电子围绕着一个核运转。您对我解释这个带有想象图像的世界。我于是承认您从这个世界来到诗的世界：而我永远不会认识这个诗的世界。我是否有时间为此而气愤呢？您已经改变了您的理论。于是，应该告知我一切的科学最终陷于假设，阴暗的清醒最终陷于隐喻，而犹豫不定则化解为艺术作品。为什么我曾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呢？这些山丘柔和的曲线和晚上放在跳动的胸口上的手教会我更多的东西。我于是又回到了我的开始。我知道，如果我能通过科学来把握现象并概述它们，我就不能同样地理解这个世界。当我熟知世界的全部地形之后，就不可能再进一步了。科学啊，您让我在确定无疑的然而于我毫无用处的描述与那些声称有教于我而又不确定的假设之间加以选择。我对我本身、对这个世界都是陌生的，为了完全解放我具有一种从它肯定自己时起就自我否定的思想，那这个我在其中只有放弃求知和生活才能获得平静的环境，这个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在其中处处碰壁的环境，它究竟是什么呢？欲求，就是引发起种种悖论。一切安排有序，为的是使这种被毒化的平静得以诞生，这种平静是无虑的情感，心灵的麻木或死亡的结果。
知以它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盲目的理性宣称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而这毫无用处，虽然我也曾期待着理性的证明，希望理性是正确的。但是，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显赫盛世，尽管我们的先人中不乏能言善辩之才，我还是明白理性结论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如果我不能知，那就没有幸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诚实的人认为这种实践或道德的普遍理性，这种决定论，这些用来解释一切的范畴很有滑稽可笑之处。它们与精神毫不相干。它们否认被禁锢着的深刻的精神真理。人在这个混沌不清、有限的世界里获得了他自身命运的意义。非理性的人们站了起来，并且始终不渝地围绕着这个意义。荒谬的感情由于重新获得业已变化的审慎的洞察力而变得清晰明确。我在前面曾说过这世界是荒谬的，但论述得过于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合乎情理，这是人们所能说的一切。但是，所谓荒谬的东西，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较量，是这种狂热追求光明的冒险，而对光明的召唤在人的灵魂深处震荡回响。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能够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这就是在我的遭遇并没有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我能在这个世界中辨别出来的一切。我们要在这里耽搁一下：如果我相信这支配我与生活的关系的荒谬感是真实的话，如果我相信在世界舞台前面控制住我的这种感情，相信把科学探索强加于我的这种洞察力，我就会把一切都贡献给这些信念，而且还应该正视它们，以便能够把握它们。我尤其应该根据它们调整我的行为，并且在它们的一切后果中继续我的信念。我这里谈到诚实。而我事先要考虑的是思想是否能在这荒漠之中生存。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是已进入了这片荒漠，它在荒漠中找到了自己的食粮。在荒漠中，它懂得了它至此是沉浸在幻想中。它曾为某些人所思考的最急迫的人生问题的题目提供过理由。
自思想被承认的那一刻起，荒谬就成为一种激情，一种在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醉的激情。但是，了解人是否能怀着他的诸种激情生活，了解人是否能接受这些激情的深刻规律——即它们在迸发出来的同时也燃烧了心灵——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但这还不是我们马上要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荒谬体验的中心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到它。而特别应该认识那些从荒漠那里诞生出来的主题和冲动。这里只需简单地概述一下它们的情况。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主题与冲动。而过去，总是有许多人要为非理性的权利辩护。人们可能称之为卑贱思想的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它的生命力。虽然，理性主义对它进行的多次批判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这些荒谬的体系又见兴起，它们想方设法要压倒理性，其气势似乎表明它们在过去就略胜一筹。但这并不是说，理性的有效性的例证和希望的蓬勃热情势均力敌。在历史的范围内，这两种态度各自保持的稳定，说明了人——他在意向统一的召唤与他从使他窒息的围墙内所能获得的清醒之间心力交瘁——的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会像我们今天的时代那样猛烈地对理性进行抨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疾呼：“这理性出乎意料地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曾想超过它的时候，我已把它交还给世上的一切。”自从克尔凯郭尔染上不治之症：“在这致死的痛苦之后一切皆空”之后，表现非理性和宗教思想的各种论题应运而生，不过不应该忽视他们二人的差别。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凯郭尔到舍斯托夫，从现象学家到舍勒，在逻辑学和道德范围内，构成了由幻想作为联系的一个精神家族。尽管这些人由于各自不同的方法和目的而存在着各种矛盾对立，但他们都致力于去阻挡理性的所谓光明之路，而去寻找一条直通真理的道路。我这里设定的是已被认识和已经体验过的思想。不论人们的欲望是或曾经是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这个充满矛盾、对立、焦虑或软弱无能的难以言状的世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至此已经揭示过的。应该说，对他来讲特别重要的也是能够根据这些发现所做出的结论。另外，分别地考察这些发现也是同等重要的。但现在，我们只是要谈论他们的发现和他们首创的经验，只是要评价他们的共同点。如果说，这样做就可以论述他们的哲学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足以并且可能显示他们共同的气质。
海德格尔冷静地观察了人类命运并且宣告这种存在是卑微低下的。而唯一的实在，就是在生物进化系统中的“烦”。对于被抛到世界上的人以及他的欢乐来说，这“烦”是一种短暂而又难以捉摸的畏惧。但当这种畏惧觉悟到自身时，它就变成为焦虑——清醒的人的一种常态气质，而存在就置身于这气质之中。这位哲学教授无所畏惧地用世界上的语言写道：“人的存在最终的与有限的特性比人本身更为重要。”他对康德很感兴趣，不过他的兴趣只在于认识被“纯粹理性”限制的特性。因而通过他的理论分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不再能提供给焦虑的人以任何东西。”他认为这种“烦”实际已达到超越情理范畴的地步，以致他只考虑到“烦”并且只谈论这“烦”。他历数了“烦”的种种表现：平庸的人企图在自己身上缓和并减轻“烦”的时候所产生的厌倦，思想在沉思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怖。海德格尔同样没有脱离荒谬的意识。对死的意识，就是“烦”的召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的媒介向自己发出一声召唤”。“对死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而且它恳求存在从自己无名人身份的失败中恢复回来”。海德格尔还认为，不应当沉睡，而应当保持清醒直至消亡。他本人就是在这荒谬的世界里坚持生活，但他特别指明这个世界是没落腐败的。他在断壁残垣中探索着自己的道路。
雅斯贝尔斯对任何本体论都失去信心，因为他断定我们身上的“天真”已荡然无存。我们不能够得到任何可以超越各种显象之间的生死赌注的东西。他知道，精神的结果必是失败。他顺沿历史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遭遇长河徘徊不前，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每一种制度的缺陷，揭穿了那可解救一切的幻想和赤裸裸的说教。在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人们已经揭示认识是不可能的，虚无显示为唯一的实在，无可解救的失望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态度。雅斯贝尔斯企图在这个世界中重新获取导致神学玄秘的阿里乌斯教的线索。
至于舍斯托夫，他的全部作品都是那样出奇的单调、沉闷，都在不厌其烦地论述同样的事实。他在作品中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个天衣无缝的体系——这世界上最普遍的理性主义，他认为它最终要与人类思想的非理性因素相遇。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讥讽的明证、利用理性主义中可笑的矛盾以贬低理性。他只关心一件事：抗辩——不论是对心灵的还是精神的历史的抗辩。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死刑犯的体验，通过尼采精神横冲直撞的种种遭遇，通过哈姆雷特的诅咒或易卜生对贵族辛辣的揭露，舍斯托夫发现、揭示并赞扬了人类对世界上无可救药的丑恶现象的反抗。他否认理性的合理性，而且他只是在这黯然无色的荒漠之中才开始他的行程，在这片荒漠里，一切信念都已化为僵石。
克尔凯郭尔大概是这些人中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至少在他活着的一部分时间内，他不但发现了荒谬，甚至于体验了荒谬。他说：“最确实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因而，他首先确认没有任何一个真理是绝对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真理能够满足一个不可能自在地存在的存在。我们熟知唐•璜，他的名字和故事矛盾不知改换了多少次。他还写过“有益的谈话”和犬儒唯灵主义的教科书“诱惑者的日记”。他拒绝抚慰、道德及一切息事宁人的原则。他对这根他在内心深处体验到的芒刺，并不只是限于减轻它带来的痛苦，而是相反，他要唤醒它，并且要在饱经沧桑的人心满意足而又毫无希望的欢乐中，逐渐建立起清醒、否定、造作的概念，建立一种魔鬼附身的范畴。这张同时是温柔而又冷笑着的面孔，这些伴随着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而突如其来的改宗，这就是与一种超越它的现实搏斗的荒谬的精神。克尔凯郭尔的精神遭遇引起世人众说纷纭，这种遭遇也同样始于一种混沌迷离的体验，这体验被剥去了伪装，并且开始发生其最初的混乱。
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有关方法的问题上，胡塞尔及现象学者们恢复了世界的多样性，并且否认理性的超越能力。由于他们，精神世界大大地丰富起来了。玫瑰花瓣、里程碑、人的双手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思维，这就不再是统一，不再是在一个伟大原则之下使显象变得熟悉起来。思维，就是重新学会看、学会成为专注的，就是指挥其意识，就是运用普鲁斯特的方法把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想象都变成一块特权领地。奇怪的是，一切都享有特权。能够证明思想正确的东西就是它极端的意识。胡塞尔要比克尔凯郭尔或舍斯托夫更积极些，他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的经典方法，他消除了希望，向真理与心灵展现迅速繁衍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丰富性包含有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些途径或者通至一切科学，或者到达不了任何科学。就是说，在这里方法比结果更为重要。关键在于“一种认识的立场”，而不是一种补偿。我再重复一遍，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
我们怎能体验不到以上这些思想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呢？怎能看不到他们是聚合在一个享有特权而又痛苦的领地的周围，而在这领地范围内，希望不再有其地位呢？我要求一切都解释清楚，或者就什么都不解释。但理性面对这心灵的呐喊一筹莫展。被这种压迫唤醒的精神探索寻觅，但是只看到了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我所不理解的东西就是没有理由的。世界就充满着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单独地看这个世界，我不明白它独有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庞大的非理性世界。只要能说一次：“这是明白的！”那一切就会得救了。但这些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是清楚明白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人只保留了他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封闭他的一堵堵围墙的明确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内容都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互相渗透的。已到穷途末路的精神应该持有一种判断并选择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自杀和回答的所在。但是，我要推翻探索研究的次序，并且从知的探险出发以回溯到日常的行为上去。这里援引的经验诞生于那不应离弃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这些经验直至何方。在人的努力这点上讲，人是面对非理性的东西的。他在自身中体验到了对幸福和理性的欲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也是我们应该紧扣不放的问题，因为一种生活的全部结果都可能由此而生。非理性因素，人的怀念以及分别与这二者一起涌现的荒谬，这些就是这场悲剧的三位主角，而这场悲剧必然会与那存在能够承受的整个逻辑学一起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