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妈不争气，给瓦匠生成了个红面。
所谓红面，就是一般人说的阴阳脸：右边脸颊上，有一大块皮肤是红的，这是打胎里带下来的印记。
眼下瓦匠五十多了，老婆孩子一大堆，腰荷包里票子一大沓，管它红面也罢，绿面也罢，都不在乎了。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红面却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原来，这瓦匠不但红面，五官也搭配得不端正，绿豆眼，蒜头鼻，再加上又懒又馋，庄稼活一样也拿不起，整日在街上闲逛，谁家的姑娘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孩子得打一辈子光棍。
话说得不假。那时瓦匠的母亲到处求人，可一直到了二十好几，还没说上一个媳妇，连全村顶丑的麻脸姑娘，都讨厌他。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瓦匠三十挂零的时候，突然交上了桃花运。这是虎山村的奇迹——红面瓦匠，娶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标致女人。这女人不但模样儿在村里数一数二，而且还是镇上人，没有出过阁的大闺女。
凭瓦匠这一副尊容，怎么能娶上这样一个漂亮女人？说来，话就长了。
原来，瓦匠虽然懒，不肯好好干庄稼活，却有几分小聪明，很会盘算。他觉着庄稼活又苦又累，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大钱，便拜师傅学了手艺。他的脑子是灵活的，在技术上，一点就会，师傅倒也喜欢，可就是有一条：懒和馋，怎么说也改不掉，这叫师傅很头疼。譬如说，给人家做活，一个不留神，他就躲懒使滑。有一次他竟偷偷钻进人家锅屋，把主人家煮的一锅肉捞了一大碗藏起带走了。师傅气得说不出话，想这样的徒弟，再能也要不得，一气之下，没等出师，就打发他走了。
瓦匠离了师傅，并不懊丧，没人管束，更加自由自在起来。技术虽然一般，但他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一条三寸不烂的舌头，还有一双惯于察言观色的眼睛，这几样东西一起动用起来，人们由不得就相信了他。活计，也就揽到手了。这还不算，他在钻营取利，搜刮钱财方面，可有着特殊的天才。有一次，他给一个老太太盘锅台。这老太太家里没人手，招待方面怠慢了一些，菜蔬也不出色。瓦匠暗记在心，盘好锅台以后，便顺手在出烟的孔道里搁了一块石头。表面上看起来，锅台砌得很漂亮，做工也道地，但是一烧，一股股浓烟回出来，把人呛得不住声地咳，没奈何，只好又去请瓦匠。瓦匠来了，东摸摸，西看看，爬到烟囱上，将石头一竖，出气通畅了，烟也不回了，这么一来，半天工钱到手了。可是等他转身一走，那石块倒下来了，孔道堵住，又回烟了；再去请他，折腾几回，钱也捞足了。有时候，干个半天，就赖着人家不走了，说：“随你找什么活给我干吧，我干到这时候了，还能上哪去?”人家没办法，只好管饭，还给他工钱。
就这样，瓦匠走东闯西，顿顿酒肉，日子过得挺不坏。财多气粗，慢慢的，人们对他也就另眼相看了，瓦匠现在的女人，就在这个时候看上了他。
当然，女人看中的并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钱，他那揣在怀里、掖在腰里、塞在口袋里的一张张、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女人见钱眼开，心甘情愿地嫁到了这穷乡僻壤。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跟上了瓦匠，要想从他的手指缝里抠下一分钱来，却比登天还难。家里事无巨细，凡是要花钱的，一厘一毫瓦匠都算得清清楚楚，大把的票子攥在他手心里，女人进进出出，身无分文。这样的日子她忍耐不了——在娘家的时候，左右街坊，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要不是为了钱，怎么也不会嫁给红面瓦匠呀。实指望过门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哪知这么穷受！所以她看瓦匠，越看越难看，越看越讨厌，出个门，上个街，回去走娘家，从来不要和瓦匠走在一块。瓦匠当然怨恨在心，总想把这女人治一治。
有一次，他老婆赶集买东西，他恰巧也在集上，远远见了，便走过去，显出一副很亲热的样子，要给老婆提篮子。这时周围人很多，老婆一时脸上下不来，气哼哼地将他推开，扭头要走，瓦匠的气性也上来了，他死拽着篮子不放，扯着嗓子喊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是我的老婆，你他妈的还卖什么乖?”
没想到，这次集上，没有熟人。人们看见这个红面大汉跟一个妇女拉拉扯扯，以为他是耍流氓，竟围上来将他揍了一顿。
本来瓦匠是存心让老婆出一出“丑”的，想不到目的没达到，白挨了一顿揍。回家以后，找了一条绳子，将老婆捆起，吊在梁上，打了一夜。
从此以后，瓦匠算是把老婆制服住了。他不但从不给老婆一分钱，而且还逼着老婆下地干活，挣下自己的吃穿来。所以，瓦匠虽然成了家，添了人口，负担并不增加，酒肉照吃，手里的票子，依然不断加厚，壮年的瓦匠，成了虎山村屈指可数的富户。
瓦匠开始给人做活的时候，崔海嬴还只有七八岁。瓦匠有时做到本村的活，小孩子常围着看热闹，瓦匠便吆喝他们帮点小忙，递个东西什么的。他发现，孩子中间，崔海嬴特别伶俐，不管干什么，都比别人会动脑筋。到了吃饭的时候，门前的小桌上，摆了酒，摆了肉，瓦匠吃着、喝着，高兴起来，也夹一块肉犒劳小海嬴，摸摸他的脑袋说：“长大跟你大叔学手艺，保你天天有肉吃。”
小海嬴嘴巴里嚼着瓦匠给的肉，却摇摇头，露出鄙夷的神情说：“俺不当瓦匠。”
“不当瓦匠？噢，那你要干什么?”瓦匠讥讽地挤着眼睛说，“种田吗？”
“俺不种田。”小海嬴更坚决地摇了摇头，并使劲把肉咽了下去。
“那你想干什么?当干部？哈哈哈!”瓦匠放声大笑起来。
这一笑，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冲刷着人们的记忆，也无情地铸成新的现实。当年拖鼻涕的小海嬴，现在已是虎山大队的顶梁柱，更是他瓦匠死死抱着的大粗腿了。
对于瓦匠来说，这倒没什么，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捞，叫他当孙子，也干。他还到处吹嘘，说起小他就觉得崔海嬴跟别的孩子不一般哪，什么什么的。眼下崔海嬴水平再高，听了这些蹩脚的吹捧话，也不见得会讨厌。所以嘛，他们两个，一个有意识地拉，一个心领神会地靠，不出多久就黏糊上了。
这次水泥事件，崔海嬴完全把他当做了心腹，使他受宠若惊。大坝倒塌了，虎山遭灾了，他的高兴不亚于崔海嬴。特别是，管束他的老支书倒了台，这乱哄哄闹饥荒的日子，可正是他到外面去搞投机，抓大钱的好机会呀！
这些日子，瓦匠比往常更加声高气粗、得意非凡，每天夜里，他都要悠然自得地喝上几盅。
这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屋里的老婆孩子都已经吃过睡下了。他打开碗橱瞅了瞅，见里面除了半黄盆冷山芋以外，啥也没有，便“砰”地关上橱门，从怀里掏出个油浸浸的纸包，这是些肝子、杂碎等下酒菜。接着，他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盅酒。晃晃瓶子，发现瓶已见底了，便摸出一张五毛的票子，把老婆吆喝起来，到小店给自己打酒去。
瓦匠老婆接了钱，见外面风挺大，就披上了一件破棉袄揣揣摸摸地走了出去。瓦匠端起酒杯，自顾喝起来。
酒下肚，瓦匠的神经兴奋起来，一天的劳累消散了，身上舒坦得很。他慢腾腾地嚼着猪杂碎，心里感慨地想，这二年便宜可是捞了不少啊！倒腾一次水泥，人民币就哗哗地淌进腰包来，这比起过去那样的小吃小做，一张一张地数票子，可痛快多啦！他知道，这都是有崔海嬴这棵大树挡着，要不是崔海嬴，他十个瓦匠捆起来，也不敢干这么些违法的事啊！过去他只敢偷鸡摸狗的干干，像这样大规模的倒腾，可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呢。他虽然“能”，但一直不敢太过线，也许这正是他“能”的地方。自打跟着崔海嬴以来，倒是锻炼得胆子大起来。不但胆大，而且他认为从崔海嬴身上还看透了一点，那就是不管你是多高的干部，挂着多响的招牌，脱了褂子，精着脊梁，还不是跟俺瓦匠一样的人?你也要吃、要穿、要票子花。如果说有不一样，那就是当官的还要权、要地位。
这权真是奇妙的东西，瓦匠呷了口酒，眯着眼睛想。他虽不想要什么权，可也不得不去巴结有权的人呀。他要是不去巴结崔海嬴，票子会从天上落下来吗?当然，像老支书这样的人他是巴结不上的。他觉着老支书是属于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死脑筋，只会认死理，不会看风使舵，不会做人。从老支书的不吃香到崔海嬴的吃香，他暗暗感到世道有点变，但是，变在哪儿，又为什么会变？这里头的道理他可没去想。他想这，还不如盘算盘算，如何用剩余的水泥，去调一批盖房子需要的砖瓦来呢。他又不要当县委书记，他只要喝酒吃肉，住上新瓦房就得了。
瓦匠的一心想盖新瓦房，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要给后辈挣点家业，而是纯粹为了自己享受。原来这虎山一带的房子，大都是泥墙草顶，十分简陋。瓦匠在外闯荡得久了，见过一些世面。他觉得南方那种二层楼带阳台的瓦房，住起来可是又气派又舒服。再说自己虽然钱捞得不少，可要是什么时候两腿一伸，把花不了的钱留给女儿，那可才亏！这么着，还不如自己花掉，活着，就得享受，半夜起来当皇帝——痛快一时是一时。
经得崔海嬴的同意，这次倒腾的水泥，没有完全出手，留了一部分，存放在一个亲戚家，就是准备盖房子用的。
瓦匠端着酒杯，抬起绿豆眼，在屋里四下打量着，一边看，一边想象着未来的新房子，不知不觉，杯里的酒已经喝干了，纸包里的猪杂碎也吃掉了一大半，可是出去打酒的老婆，还没回来。瓦匠放下杯子，扭过头来冲着里屋喊道：“素芳，素芳！快给我起来街上看看去，你娘怎么还不回来！”
喊了一气，里面没动静，他不由得站起来，进去看了看，只见女儿的床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便咕噜咕噜地骂了几句，重又坐下。
瓦匠的女儿，三日两头不在家住，因为瓦匠平时对她太苛刻了，所以她对她的爹，对她这个家，一丝感情也没有。本来，素芳已经到了快出嫁的年龄了，她知道，要指望老头子给她买嫁妆，除非日头打西边出。去年冬天，她从公社加工厂接了一批编结的活计，晚上没事，便在灯下做，准备积几个钱，好给自己买买东西。这事瓦匠倒也没怎么干扰，而且还帮她缠了几回线。不料，在素芳交货结算的时候，瓦匠竟毫不客气地向女儿要灯油费和缠线的工钱，这样，素芳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冬，只落得了块把钱，气得素芳背着人痛哭一场。
素芳的脾气很倔，虽然不敢当面和老子顶牛，却咬着牙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她想，你不把我当女儿看待，我也不把你当老子，咱们走着瞧，看看到时候谁求谁!气不过她就躲，有时去找小李子，有时就干脆住到未婚的婆家去了。
对于素芳的行径，瓦匠并不在乎。女儿不在家住，他倒腾的水泥，也少不了一包；他自留地里的大蒜，更不会少长一瓣。他离死还远着呢，不要人到坟上哭去。
瓦匠夹了一块肝子，撂在嘴里慢慢嚼着，这时，外头脚步响了，他的老婆，提着瓶子走进屋来。
瓦匠一只手接过瓶子，满满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另一只手一伸，不耐烦地问：“找下的钱呢?”
“嗳，嗳，在这。”老太婆赶紧伸手往口袋里掏，掏着掏着，突然脸色变了：那找下来的两分钱硬币，怎么也摸不到了。
“钱呢?”瓦匠又在催了。
“怎……怎么不见了?”老太婆结结巴巴地说，“我记得明明是放在这口袋里的。”
“他们找你啦?”瓦匠皱着眉头问。
“找了。”老太婆想了想，肯定地说。
“找钱的时候，周围有人没?”瓦匠注意地问。
“人可不少，都在说笑。”
“噢，都是些什么人?”瓦匠进一步追问下去。
“有楼娃、大憨、小李子……”老太婆认真地回忆着，“楼娃离我最近，抱着头站在柜台前，小李子靠门站着，笑嘻嘻地说什么这下可好啦，要重修大坝啦，还要追查水泥……”
“什么?”瓦匠听到“水泥”二字，突然一惊，忙问，“什么，你说清楚点。”
老太婆不知丈夫的心里怀着什么鬼胎，见瓦匠问，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他们说，昨晚开了会，会上决定要重修大坝，还说大坝倒塌的原因是什么水泥不对号。哎呀呀，这水泥怎么会不对号呢？都说有人在里头捣鬼，查出来可不能轻饶……”
这番话，说得瓦匠心神不安了，水泥的事真要是抖搂出来，还有他瓦匠的好处吗？想到此，他火烧屁股似的再也坐不稳了，酒杯一推，就要去找崔海嬴。走到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着老婆道：“把那两分钱，好好给我找找。”
老太婆没奈何，低下头细细在袄子里摸，一边摸一边嘀咕：“我明明是装在口袋里的，怎不见了?”
“过来，我来找。”瓦匠命令道，扯起老太婆的衣襟，一点一点地在边缘上摸起来，忽然，他的手指触到了一个圆圆的硬东西。原来，这袄子的口袋破了，两分钱漏到有棉絮的夹层里去了。
瓦匠又费了好大劲把硬币从夹层里取出来，然后，出了门，穿过大路往西走，径直向崔海嬴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