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故事只是个事情，太多的事情恁像个故事；一般的人生都是过程，一般的过程能让一般的旁人记住就不一般了。可不是嘛。
1961年～1967年
一
大概是这个这个时间段吧。
我在祥德路小学读书。从“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开始，学汉语拼音，做算术，背小九九，一直到五年级上学期。
学校年头不长，造在一片破烂的棚户区边上，篱笆墙，操场小而秃，没有台子，校长训话就搬个条凳；大约两年级时装了一排饮水龙头，大家很兴奋，说苏联水，其实是沙滤水，摁按钮，水往上泚，嘬上嘴，卫生又省杯子。
离校不远有家奶牛场，伙计是印度人，每天牵着黑花乳牛到路上现挤现卖，他会骂人“捺娘红头阿三”，大光脑袋夏天缠布冬天反而光着；校门左侧是财大宿舍，里面有俄式二层洋楼，礼堂和浴室，有个女同学住在里面，人家说她妈神经病，不过生日也吃面条。校门右侧蹲个老头，夏天，破木箱衬着脏棉絮吆喝棒冰，其他季节，卖状如鼻屎的盐金枣。
校门前面断头路，尽头兀横一条河，桥在远处，河对岸几小块农田，有几个同学家住田中央，另几个同学家就是条船。他们每天摆渡上学。一二年级时，一个同学等不到父亲摇舢板接她，自己蹚过河，结果，陷淤泥，死了；一个女同学，圆圆的脸，扎两根小辫，不知为什么被船民父亲一篙打翻在水里，找不到了。
遇到这样的事，老师不说，同学也不说；老师默默地调整班级座位，填满空着的座位，然后轻轻说，全体起立，又轻轻说，坐下吧。一整天大家轻声说话。
这河，水高桥底，涨潮过桥容易将船扣闷在桥下，船老大趋利，就找些人站上甲板压船，压船是个技术活，过重沉没，过轻撞头；一路航去，一路加人减人，不断观察船舷的吃水，直至擦过桥底。广播喊压船喽，老师们悉数去相帮，学生就乐，后半节课尽管嘻嘻哈哈。
学校的老师大都住在附近，好像没有科班出身的，至多是初中生，或者是以前殷实人家的识字女眷，教得勉强，教得辛苦。
说来，实在不恭敬，小学老师大都有绰号，同学们起的，抓住特征，相当精准，当然背后叫。
课本有篇山歌“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想当年，你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于是，一个多嘴的老师叫啰嗦，一个精瘦的老师叫三根筋；课文有篇寓言《寒号鸟》，嘚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一个鼻尖老黏一滴鼻水的老师就叫嘚啰啰。
诸如此类。
教导室汪主任，短发，尖下巴，女着男装，列宁装；教室后门的小方玻璃上一露出她半张脸，老师就紧张，普通话说得拿腔拿调，学生一色地绷紧肚腹，手别在身后。可能有信耶稣家庭的子女在班上，叫她嬷嬷，引得整个年级的学生，都叫她嬷嬷。不知嬷嬷的口才好还是孬，反正她喇叭里讲话一上午不嗝愣；学生哈欠瞌睡，老师亦哈欠瞌睡，全班皆哈欠瞌睡，印证了哈欠瞌睡是有逻辑路径的。
教画画的美术老师，手指和下巴长且尖，姓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号，细条；缘于她讲课，地方口音很重，线说成细，细条要准确，横细竖细，但手艺了得，一笔画出滔滔东海满朝霞，二笔画出朵朵葵花向太阳；可以不打底稿，悬笔在墙上直接画很大很大的人物像。
细条还兼音乐课，估计她不会任何乐器，学校里勉强称得上乐器的也只有队鼓和队号，好在儿童歌曲就那么几首，广播喇叭天天放来回放，再笨也听会了，所以，她的音乐课就是反复唱儿歌。一次联校汇演，她用队鼓队号伴奏，儿歌唱出进行曲的节奏，得奖。
手工课老师姓苏，严重斜眼，绰号可以想象。此类副课一般课堂纪律都乱，像个菜市场，可苏老师往那一站，来句经典的，“看着我的眼睛”，课堂立马肃静，捉摸不透她视线聚焦于哪，看谁？看我看你看他，歪打正着，镇住一大片。调教得如此规矩，领导惊叹不已，让其他老师听其示范课，其他老师表示限于条件不可复制。
小学里男老师少，一位男老师，模样不涉猪，只因姓朱，叫猪八戒，起先授课，后端坐在总务科窗下拨算盘；同学说他，搞男女关系，摸人家屁股，罚他天天拨算盘，做最磨人的应用题。事情不知真假，但那首佚名的儿歌却流传下来了：朱猪、猪八戒，戒戒、戒八朱，为啥老师没有做，摸人家屁股呀！他可能是冤枉的，真摸了哪会这般轻松。
凡事皆有例外，也有没绰号的老师，姓张的女班主任，教算术，高个，黄眼珠，碎步而上身挺直，总捧着一摞练习簿：钩圈，温婉，打叉，凶劣。顽钝学生见她就怵，时常被嘣毛栗；她站你桌旁，你提防的不是考题难易而是毛栗奇袭；她讲课讲得内火浓重，嘴角常泌白沫，可怜死于脑疾，病笃中依旧批阅学生作业，文字叠影数字重重，却毫无察觉。
她家的住址，估计还能找到，东洋公寓，推拉门，隔成一小间一小间，她让学生去她家办小小班，不收钱，到饭点还贴饭贴点心。
现在我小孙子上小学一年级，正应付着花样百出的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我惊叹七十年的积累，算术题式已发育得如此精勇，待我孙子的孙子时候又会如何呢。
三
第二位女班主任，是黄老师，教语文，消瘦而肤灰，戴眼镜戴袖套，可能未婚或者已婚没子女，与我们一般高矮，学生暗里叫她矮黄；她家住在学校后面一座国营米店的楼上，那是一座独栋的大石库门建筑，高门槛裹铜皮，廊窗樑柱刻着人兽万字纹，美人靠掉梃、木匾额掉字；我一直想去拜访，只可惜那栋楼不知不觉被拆了，人自然也找不到了，却又没由头地想起她，想起点其他什么。
老师有绰号，黄老师显然是知道的，有同学在她面前说漏了嘴，她笑笑。但同学之间起绰号，她却认真起来：
班上有个同学家是开老虎灶的，他要提完一大锅水，锅大如缸，才能上学，给水站人多排队，天天迟到，黄老师也不责怪，递毛巾，让窗口凉快；同学叫他老虎灶，他不生气，黄老师却生气了，罚全班男生一天不许喝水；劳动课时，又让全体男生去老虎灶店里帮着砸煤块擦洗浴池。掀开老虎灶的后门帘就是光腚男人的混堂。
有人父亲沿街修钢笔，修～钢～笔，吆喝悠长，一只眼瞎，据说装只狗眼，尽管他儿子大眼明亮，我们还是叫他狗眼，叫顺了就麻木了；那天下雨，室内做操，戴眼镜的体育老师点他的名，没动静，再叫还不应，光脑袋同桌高声提醒，狗眼叫你呢；狗眼懵懵地回神，说，到。体育老师抓起一把五彩粉笔头砸向光脑袋，那里立马绚丽起来。黄老师就在边上，鼻尖眼角红了，不知应该瞄准哪个人呕气。
此事过后，绝无新绰号。
五年级上，没考完，造反了。
满大街的人脸泛油光臂戴红箍，什么上学、交作业，什么成绩、升留级，统统废了，想咋玩就咋玩，着实快活；娃娃的想象力有限，造反，至多步行去西郊公园。
虹口区北郊距上海县西郊约几十公里。
出发那天，细竹竿挑着红领巾作旗帜，一众学生跟着往西，往西，再往西，要不怎叫西郊的公园呢。
老师？不要老师。去造反嘛，老师跟着算啥名堂呢，当然，人家也乐得不掺乎。
僻静路段，眼尖的发现黄老师背个大包竟然不紧不慢后面跟，轰她，她默默回转，过了几条街，她又明里暗里出现，就懒得搭理；一个很热闹的多岔路口，大家迷路，四下张望，看见黄老师走在前面，她努力踮起脚回看那面旗帜，似乎在引路。打旗的也聪明，把旗擎得高高，跟她走。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没有歌声，只是步伐和汗水有这韵味。
到了公园，不买门票，钻篱笆豁口进去，大家扒住兽笼栅瞅半天，空空荡荡，只见地上排队忙碌的蚂蚁大如黄蜂；就吼吧，吼半天，也没一物探出脸，倒是骚臭熏蒸，呛人咳嗽，大概此地也在造反，很有些扫兴。
中午，学生，半大小子都饿急了，聚在坪坡，有钱的吃自带面包，钱少的啃家造馒头，没钱的吞剩饭团子，吃罢干粮，抹抹嘴渴得慌，可钱呢，远处小店闪烁着瓶装汽水的晶亮，大家舔嘴唇咽吐沫。
树后走出黄老师，她提着一挂挂的军用铝水壶，人矮背带长，水壶几乎拖地，招呼大家喝水。学生一愣，这水喝还是不喝，你看我我看你，有人挪脚掌，全体都乱了，喝，喝个痛快。事后才知道她带了七八只水壶，找公园食堂灌了凉白开。
待大家喝完，她不说一句又保持距离跟着。
出公园，旗帜和人蔫了，队伍拖拖拉拉几乎半站路，街灯突地跳亮，黄老师走到最前面，拦住大家，说，乘车，必须乘车。我来付钱。
归途的前前后后要倒两次车，上下车她清点人数，大声呼唤，数差了急得满头汗，买票的冷冷说，咋地，这时节还秋游，不让上车。黄老师揽过学生，回道，你敢，孩子们造反去呢。那神态像只护崽的小母鸡。
说来也奇怪，黄老师教过什么课文早忘光了，这些闲事想忘，却又不断忆起某些细节。
四
离开学校以后，几次路遇黄老师，只见她背驼了，一次衰于一次，她朝我看，我却莫名地别过脸；我母亲与她有联系，我又很在意母亲说起的她。什么心理，谁知道呢。
一次去廉价店剃头，东拉西扯得知剃头师傅，一位老得男女莫辨的剃头师傅，是黄老师的远房亲戚，端详破镜里的她或他，拿剃刀与拿粉笔，臂腕之间几分神似，有过一阵小恍惚。
前不久，我与一位七岁认识七十岁还能聊上一整天，当年像个洋娃娃，爱笑不爱说，学习成绩极好的同桌，共同回忆，黄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竟没有丝毫印象，真正作孽。
话又说回来，名字只是个符号，能记住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黄老师就行了，反正连校名都丢了：上海世外教育附属虹口区欧阳学校祥德校区，到底是啥意思，读起来挠头皮伤舌头。
文凭，没得。好像进中学后还退到过几毛几分钱的学杂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