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头走了，上上下下总觉得亏欠他些什么：是钱，是物，是人情，往细处想，又什么都不欠，倒觉得他走得急，亏欠人家一句招呼、一声告辞呢。当然，这种感觉来也快，去也快，莫说他一介小小的看门人，就是再大的人物，也权当西北风里卷一片枯叶，打个旋，没了。
老李头，名显考，有些别扭吧，有些眼熟吧，我也觉得，这俩字儿凑合在一起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他长到十三四了，还是“吣子、吣子”地被使唤，甲长拿着簿册说，日本人要办良民证，吣子没个官名大号，咋弄，不办，恐怕摊上大事呢；但请识字的乡党起名要送两扇猪顺风，他爹没钱，逼急了，就去野坟上照葫芦画瓢，画回个“显考”，交差了事。
后来，他顶着这个名字当上粟裕大将军的支前民工，队里文书每次翻花名册都啧嘴，要他改，他犟，说俺爹起的名字由你改？太不讲究了吧，犯规矩呢。
他在男队推独轮车，未过门的媳妇在女队推独轮车：骨碌碌，骨碌碌，不见头尾的车队，摞满粮秣，一步踏一步地踏进城。
远远的，高楼影绰，夜空泛白，大家争着看稀罕，整齐的节奏走乱了，“轰”一声，谁踩着地雷，硝烟过后，一杆白花花的人腿挂在树桠上，一痉一挛地抽，裤筒没了，鞋还套在脚上。他认识，那是他媳妇的鞋。他闷吼了两下，有声没泪，一路上死人见多了呢。
众人帮助收拾一地的碎尸肉，掩埋了；那只鞋，他揣进怀，晚上避开人，把一张芦席折得稀烂，扬了一地的篾茬子。
车队回返，他不走，门槛上蹲着，旱烟锅一亮一暗一宿，就去当兵，反正与部队首长也熟，好讲话，当天就持枪站在纱厂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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