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达 明
史荣东同志虽说从未在戏剧界工作过，但他也算是我们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老会员了。据知，他在孩童时代因家境贫寒而未能获得读书上学的机会；成年后，经历了一段军旅生涯，之后又一直从事着和戏剧、文学并无丝毫关联的工作。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似乎并无“文字缘”的人，偏偏自幼便酷爱文学、戏剧，总想闯一闯他心仪多年的艺术殿堂。
听说他是在三十七岁那年才开始文学和戏剧创作的，尽管起步较晚，但他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三十余年，如今己有一份不小的收获。在三十余年中，他广泛涉猎诗词、散文、小说及剧本创作，总计有百余万字作品问世，出版了多部个人专集，并享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等“头衔”，仅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非读书人”刮目相看了。
当然，说史荣东没有一本正经地进学校读过书，并不是说他真的从来就不读书。我想，他除了依靠刻苦自学外，中国文学函授大学、上海文学艺术院、包括各种创作培训班，都是他获取知识、研究学问、增长创作才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戏剧创作方面，他又得到了王健民、翁永康等专业人士的点拨，因此，在谈及史荣东成功时，我想，除了他的创作天赋外，更多的是得益于他的刻苦好学和勤写苦练这两点。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史荣东的四个大型剧本，大部份是他前一部《史荣东剧作选》中所未收入的。在这篇有限的短文中，我不想具体展开对每个剧本作什么分析，而是想从总体淡一些个人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顺便也对当下戏剧创作中的某些问题发些议论。
就这四个本子而言，以题材来分，《南冠剑》、《光武中兴》和《金瓜记》都属历史戏，《生死情缘》为现代戏；以戏剧样式来分则《南冠剑》、《金瓜记》、《生死情缘》皆为戏曲，《光武中兴》是话剧；两种分类，都是三比一。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史荣东的偏爱；而这种偏爱，与他本人在古典诗词上所具有的较强的优势又不无关系。是的，读了他的剧本，你会很自然地被他所写的唱词吸引。他的唱词，优美流畅，决无佶屈聱牙之感；如诗如画，又具有较強的文学性，给人以耳目之悦。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某些付诸排演的戏曲作品，不少作者还是颇负名望的专业大家，唱词文笔之差，令人在剧场中如坐针毡，难以忍受；或者是白如话，淡如水，或者是文不通，句不顺，根本就不讲究意境之美，音节之美和修辞之美，一边看戏一边心嘀咕，总在念叨着，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又怎么会这样写？！原因其实很简单，即这些编剧只具备一些编故事的能力，而这些故事又阴错阳差地因着机缘巧合，适合了某种需要而获得了什么奖，于是乎，作者也就成了所谓的“大家”、“名家”！而他们的实际功力，他们的文学修养，其实是难以应对一个戏剧编剧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的。大家都知道，戏曲艺术，讲究的是唱、念、做、打，而唱，又列于首位；唱，又分为文学部分和音乐部分，声腔固然重要，唱词亦为其本。笔者可以武断地说，一个写不好唱词的编剧，绝对不能说是个好编剧。即便像更接近生活的剧种如沪剧，即便现代戏，也断断不能在唱词的写作上不讲究。所以，我在这里褒扬史荣东唱词之美的同时，还想吁请我们的某些编剧，提升一下自己的相关素养，在唱词写作上，多一点讲究，多花点功夫!
剧本的对白也相当重要。拿戏曲剧本来说，它的文字呈现就是借助于唱词和对白这两大手段完成的；话剧剧本更甚，完全依靠角色语言来展示情节、塑造人物、展开冲突，总之，戏剧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必备工具。因此，语言如何，往往也可视作审视剧作家功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史荣东剧作中的语言，通俗易懂，比较生活化，但又是经过选择和加工提炼的，因而，人物语言各有其‘貌’，同时又删繁就简，十分精炼；可见，他无论在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学性上都作了艰苦的努力，作为一个自学成材的作者，我们不能不钦佩他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诚然，史荣东的剧作尚有不少有待提高之处。如戏剧矛盾组织、铺排，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人物心理展示，包括在细节描写上如何融入相应枝巧等等，都还需不断总结经验，使自己的创作能产生新的飞跃。
好花秋更丽 不必羡春华。史荣东同志如今虽已年花甲，但创作热情丝毫未减，我衷心祝贺史荣东同志己取得的成就，当然更期盼他有新的更好的作品问世。以上这些话，谨补这本集子的卷首之白。
2008年7月10日于上海市戏剧家协会
（本文作者系上海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文艺创作中心副主任、《话剧》杂志主编、国家一级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