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曾在1981年7月写过一篇《姑苏访书记》，其写道：“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苏州确是“旧书多”，是个访书觅书的好去处，苏州的小吃也很好吃。记得第一次去苏州是在1971年一个晴朗的晚春季节，风和日丽，我那天一鼓作气，游拙政园，观虎丘山，登灵岩，还诗兴大发先后吟诗词3首：《苏州拙政园》《虎丘山上》《沁園春·灵岩山》等，在《虎丘山上》吟道：“故苏虎丘扬四海，少年书生爱游山。一上虎丘饮香茶，再观隋塔剑池潭。登上高台瞰江南，五谷丰登万民乐。激我诗情欲大发，赋诗作歌不思返。”唱出了当年我游玩苏州的快乐心情。记得此日日落西下时，还在松鹤楼用了餐，品尝了该店的名菜“松子桂鱼”后，才恋恋不舍地坐上火车离苏返沪。此后，80、90年代我也曾先后多次去苏州游玩，也知道苏州有家古旧书店，但每次行色匆匆，又和亲朋好友同行，难以启齿离群独去访古旧书店。
访苏州古旧书店，始终是我心中久藏的一个心愿！2003年的一个早春，我乘着“春风得意马蹄轻”好时光，终于走进了坐落于苏州人民路乐桥北堍上古色古香的苏州古旧书店。跨进这幢略显沉稳的楮红色大楼，一种久违的思念顿时萦系着我的心，然而静谧幽雅、古色古香的书店气息，让我深感随意和放松。展台和四周墙面的书架上，摆满了或新或旧的图书，只要愿意，可以随时抽取阅读，丝毫不必担心有让人感到不适的眼光会注视你。书店的底楼绝大部分是美术类书籍和文学书籍。苏州古旧书店也是全国百家美术书籍专营店，所以其美术书籍占据了书店的半壁江山，它的品种和质量可以与一桥之隔的古吴轩相媲美。顺着弯曲的楼道来到2楼，惊喜便扑面而来，因为我看到了打“三折”两字，这对绝大部分读者会唤起心动的大字。除了靠北的一个展台上放着底楼放不下的原价图书外，2层其余的图书全部三折销售。据说苏州古旧书店1999年举办了2楼图书三折，3楼图书五折的学生暑期购书大优惠活动后，一时间名声远播，全苏州的读者蜂拥而至，争相选购自己所需的图书。那时尽管书店图书销售打折开始流行，但三折、五折的低价书毕竟是不多的。从那以后，苏州古旧书店每逢寒暑假就举办这样的活动，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古旧书店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扩大了书店知名度与影响力。后来全国许多出版社得知苏州古旧书店的这一活动纷纷与它进行业务洽谈，把一些库存的书和滞销的图书委托古旧书店进行降价销售，古旧书店也从这一活动中得到了不少启发，于是扩大进货渠道，同时也比以往更加注重善本、珍本的收购，那年书店的3楼，依然可以看到一位白发老者在认真地进行线装书的装订和对古旧书的修复与修补，这成了苏州古旧书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天我在该书店驻足了2个多小时，寻觅我喜欢的古旧书。我没奢望有黄裳80年代初，喜得乾隆原刻本《冬心先生画竹题记》那样的惊喜。因为我知道80年代是爱书人淘古旧书最佳时光，好景不可能长久生存，何况古旧书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可再生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先知先觉者，早在7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注意收藏一些晚清、民国版的古旧线装本、旧平装本，经过数十年的购藏，如今也积聚了不少稀罕“善本”。然而爱书人又是贪婪的，好书对他们的诱惑犹如美味佳肴，永远有吸引力的。我也难免其俗，对书贪得无厌。当跨进苏州古旧书店，尤其是登上3层后，我更是两眼睁得大大的，期盼有我喜欢书的呈现。在该楼的书架和展台上，我不仅发现有国学经典、史学名著、文献书目等部分著作，还有民国《四部备要》版线装本，如《春秋公羊传注疏》《路史》《曝书亭全集》等，然而这些线装书我早就收藏了，再瞧书价也已不低，也就转而寻觅近几年出版的书。
在3层我慢慢地来回徘徊寻觅，虽然图书摆放稍嫌凌乱，但只要静下心，有足够的耐心，好书还是会跳入我的眼帘的。那种“众里寻它千百度”，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快乐感，竟然又一次在我眼前绽放了。在书架及书堆中，我发现了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华夏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次印刷本、叶书声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姜德明《人海杂记》远方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等6种颇具个性的谈史、谈书话、谈版本的读物。这些读物我早有所闻，其中的《文史考古论丛》和《人海杂记》二种书，尤其引我关注和青睐。先谈《文史考古论丛》，此书作者陈直1901年生，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汉史研究专家。从13岁起，他即系统研读《史》《汉》，对《史记》研究造诣颇深。《文史考古丛书》是他的文史考古论文选集，1988年出版。原题《述学丛编》，后改今名，共收入文学、史学、考古论文61篇。书中的《太史公书名考》是我最感兴趣的文章。《太史公书》即《史记》，那么是何年《太史公书》改称《史记》的呢？对这个问题我早年就思考和研究过。记得早在80年代中期，我在大学攻读历史系本科所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淺论太史公书名考》，但当年还没有网上搜索查阅资料功能，故根本不知陈直教授也在思考和撰写同类问题的文章。当年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查阅数以百计的古籍和碑刻，呕心沥血，并据《汉东海庙碑》记载，考定《太史公书》改称《史记》的时代节点为“汉桓帝时代（147—166年）”，竟然与陈直在《太史公书名考》中的考证不谋而合，我甚感愉悦和有成就感。
接着是再来聊聊《人海杂记》。这本书话集是“姜德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和独有的珍贵资料，追忆了与文坛名家的深情交往”，我特别爱读。姜德明是当代著名书话家，其追忆文字不仅简洁流畅，而且生动可信，尤其对文化名人描绘极其传神，比如他在《布衣老人季羡林》一文中对季羡林写道：“从来没见过他西装革履，常年是蓝布制服，黑面布鞋。……再听他那一口鲁西北的乡音，真是个纯朴的布衣老人。”寥寥数句将季羡林老学者个性特点跃然纸上。此外，在书中对叶圣陶、冰心、俞平伯、萧乾、孙犁、黄裳、徐迟、邓云乡、路工等数十位作家、学者、藏书家也作了生动的描述，尤其是在《访书者》一文中对1938年在延安就参加革命的藏书家路工居住生活环境的描绘极为感染人：“我到过崇文门外磁器口路工家，那是一座败落的大四合院，是北京图书馆的宿舍吧。他家除了顶天立地的几个旧书柜外，可以说别无长物。……路工把有限的工资都买了旧书。”写出了一位革命藏书家为了藏书，甘愿过着简朴的生活，这种爱书精神和他的名著《访书见闻录》，让人永远敬重和怀念他。由于上述所见读物都不是上海出版物，早先无缘相见，这次在苏州相遇自然是一种书缘，我也自然不失良机，掏腰包拿下。我感到这次苏州访书之旅印象深刻，收获也不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