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创刊号

作者:翁长松    更新时间:2022-09-19 12:25:45

《博古》是上海图书公司2003年创办的一份32刊本、收藏类双月刊。彭卫国任主编,俞子林任执行主。由于我与编辑陈克希兄是书友,承他约稿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珍藏的<钱牧斋文钞>》一文。在文中我写道:“我从小爱读书、淘书、藏书,现今已步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家中的藏书也伴随着我的年龄而俱增,藏书已愈万册,其中也不乏古籍善本,《钱牧斋文钞》便是我珍爱的藏品之一。此书为黄纸线装两册本,开本规格较大,为25.5×375px,书眉(天头)的高度就达137.5px,便于读者在阅读时挥墨批语和点评。全书收录了钱牧斋所撰写的160篇文章,有序跋、学记、传记、书信、墓志铭等,几乎囊括了钱牧斋所写散文的各种体例。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重修维扬书院记》《游黄山记》《徐霞客传》《列朝诗集序》《苏州府修学记》等篇。”接着又叙述和介绍了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牧斋本人及其这套文集选本的特点:“钱牧斋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进士,授编修。博学又富有才气,其诗文在当年颇享盛名;家中的藏书也甚丰,有清初大藏书家之美誉。他曾不惜重金购求宋元古本,多为秘籍珍本,所藏明代文献尤富,并修建绛云楼,予以贮藏。可惜他晚年,绛云楼遭受火灾,藏书付之一炬。然而其所编藏书目录尚存,也可窥见其藏书之一斑及在版本目录学上的学术造诣。这套文钞本,基本上收录了钱牧斋散文精品佳篇,所以有较高的文献、版本价值,也是值得收藏的钞本。”文章发表后,不久杂志社给我寄来了创刊号。

创刊号封面古朴典雅。一幅古色古香山势和古柏相组合的图画及“博古”两个白色的古体字,在墨黑底色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耀眼,又巧妙地添加上右侧页沿边印有的竖排“收藏、鉴赏、文化”六个小红字,让人一目了然,知道这是一本富有个性的历史文化收藏期刊。《发刊词》曰:“《博古》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给《博古》的定位是一古旧书刊、字画为核心的文化收藏类刊物;它应当具有知识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它面向市场;尽可能作到文图并茂,雅俗共赏。”并设有“收藏与鉴赏”“收藏家佚事”“我与收藏”“版本考录”“人物春秋”等栏目。爱好古书,对清代古书线装本和旧平装书的收藏和版本有兴趣的我,对创刊号中的“版本考录”自然特别感兴趣和关注。同时,我也不避讳坦诚地说,因为该栏有我的文章及书友的文章,这也是该栏目吸引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教授朱金顺《<达夫全集>版本小考》、编辑李福眠《传沪百年的<城北草堂存稿>》、虎闱《马博良主编的<文潮>》等。朱金顺是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也是新文学资料研究著名专家及旧平装书的收藏家。撰写新文学版本考据文章,是他的特长。果然出手不凡,其在文中写道:“《达夫全集》则版本较为复杂。在一些目录的著录上,在人们的引述上,则常常不很一致,实有考索、辨证的必要。本人有幸有一套北新版的《达夫全集》,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因作此版本小考:《达夫全集》共七卷,是陆续编辑初版的。”其第一卷《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第二卷《鸡肋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0月初版;第三《过去集》、四《奇零集》、五《敝帚集》、六《微蕨集》、七卷《断残集》,分别由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北新书局等出版,至1933年8月共七卷出齐。但朱金顺意犹未尽,继续说道:达夫后又写了《忏余集》,由天马书店1933年2月初版,因此,朱金顺认为“《忏余集》应看作《达夫全集》的第八卷”。这也就是说《达夫全集》应当共计八卷,朱氏此说是科学、准确和有道理的。

在《传沪百年的<城北草堂存稿>》文中,李福眠,先以简洁的文字叙述了《城北草堂存稿》的作者顾夔是上海松江人,此书两册6卷为清光绪戊子(1888)刊本;并对钤于封面“吹万持赠”朱文篆印,扉页钤“陇梅藏书”白文篆印也作了考证:“吹万为南社耆宿,上海金山高燮之字。陇梅即上海籍现代藏书家陆鸣冈。”值得称道的是,他认为该书“展现了晚清沪郊农家生活清新的风俗画卷”,也是研究上海近代史可贵的文献资料。《马博良主编的<文潮>》作者虎闱,即陈克希。他是《博古》编辑,也是民国版期刊研究学人。他撰写的《马博良主编的<文潮>》,虽篇幅不长,但对《文潮》的创刊历史背景、特点及意义,如数家珍,叙述得一清二楚:“《文潮》是当年日军侵华,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月刊,上海文潮社1944年1月创刊,1945年5月停刊,共出7期,为24开本。主编马博良,社长郑兆年。”刊物的内容有小说、散为、诗歌、短评、报告文学、翻译作品及游记和独幕话剧等。那时,国难当头,出版界被汪伪霸占,沪上各种报刊杂志鱼龙混杂,有些刊物甚至公然向日伪献媚,鼓吹“大东亚共荣”反动谬论,企图欺骗和麻痹民众。《文潮》却“似中流砥柱,以民族的气格、题材、风采面世,让人耳目清新。如刊物中丁谛的长篇小说《文苑志》,夏穆天的描述黄河流域人民苦难的六百行长诗《在北方》,均一时被市民争相传阅。”因此《文潮》是日寇铁蹄下,坚持进步文学的刊物,也是研究沦陷期上海文学的稀罕、宝贵的文献史料。

此后,我继续努力,奋笔耕耘,先在《博古》中发表了《解读1925年版<玉君>》《倪贻德和<东海之滨>》等多篇新文学书话文章,很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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