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北京大学恢复出学报了，于是毛主席说北大恢复了学报，上海复旦也要恢复学报。复旦大学闻讯而动，不久就完成了编辑任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期《学习与批判》，印数：30万册，每册96页，定价：0.33元。文章的主旋律是评尊儒反法。当时市委写作组属下的政治、文艺、经济等各小组写文章，另外组织了一个临时编辑小组。由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罗思鼎小组成员王知常担任刊物编辑和负责人，最后给朱永嘉看文章大样。朱永嘉基本上每一篇都看的，一般情况下他不怎么改就通过了，因为组织文章时都已讨论过了。王知常做的事情就是把好关，不要出纰漏。我与王知常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74年的一个夏季的上午，王守稼同志邀我去康平路开会，会后中午他留我在康平路食堂用餐，在排队取餐时意外地碰到了王知常，守稼把我介绍与王知常相识了。我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大脸型、天庭开阔饱满，鼻梁上架这一副深度眼镜，是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教师匠。令我颇感意外的眼前这位相貌平平的人物，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习与批判》主编。当年我对《学习与批判》上刊发的文章是较为关注的，因为那时还是书荒年代，无经典作品可读，读《学习与批判》也成了我的一种文化消遣。我几乎购买和读过全部的《学习与批判》。日前在整理我所藏旧刊物时，发现我竟然保存了自1973年9月第1期创刊号至1976年10月刊发的第10期，即“总第三十八期”终刊号；其中除缺少1976年8月这一期外，其余37期全部收齐和完好保存着。
现在凭我的记忆来谈谈对《学习与批判》的印象。现从1973年9月第1期创刊号聊起。这期创刊号有些别致：其一，《致读者》和目录页，不是刊在通常的刊前，而是刊在末尾（至第二期改了过来，“目录”置卷前了）：其二，刊物只刊“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上海复旦大学）”，却不刊登编辑部具体人员名单；其三，创刊号的内容除卷首刊有周恩来《在中国gcd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及《中国gcd章程》和“十大”新闻公报、“十大”第一次全会新闻公报外，依次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会辨别各中思潮和学派”“教育随笔”等栏目。当年其最具影响力的当数 “学会辨别各中思潮和学派”，即“尊法批儒”这组栏目的文章。其刊登有石仑《论尊儒反法》、王运熙等《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史尚辉《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石一歌《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等，皆为当年最时髦的尊法批儒文章。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了“石一歌”的名字，据说其名与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等同属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较具影响力的笔名之一。此外在《学习与批判》中，被用过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有罗思鼎(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谐音“漕溪北路40号”，我们历史学习班所在地，也是原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大楼）、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笔名。当然有时在《学习与批判》也发表作者本人真实姓名的文章，如刘修明《孔子传》（《学习与批判》1973年10月16日第2期），俆缉熙《评＜红楼梦＞》（《学习与批判》1973年10月16日第2期）和余秋雨《胡适传——五四前后》（《学习与批判》1974年1月16日第1期）等。
《孔子传》作者刘修明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上海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成员。他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4年进入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不久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发表的长文即被《红旗》杂志转载，展现了他思维敏捷，长于撰文的才华。1969年初他被借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工作。1974年初我在所里见到他时也才30多岁，修长的身材,白质的肤色,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素色眼镜透视出他那睿智灵动的眼神；风度翩翩，文人气质，尽显本色。“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他凭借自己笔头快，能写的特长，接连在全国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的原因》《两汉的历史转折》等三篇文章，接着又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这在上海学界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些论文主题围绕秦汉史，导致他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声誉越来越高，后赢得了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的职务。刘修明是个有史识，文笔又活泼的史学家，这在《孔子传》中，就有出色的展现，比如他在批评孔子是个官迷时写道：“孔子很想当个官儿。到了二十六、七岁，总算当了两回官。一回是当‘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孔子不嫌官小，说：‘我要把牛羊养得大大的！’一回是当‘委史’，就是仓库会计。孔子说：‘我管账要不出一点差错儿！’真是官迷心窍。”寥寥几句，把个官迷心窍的孔子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刘修明非凡的文笔造诣。
《评＜红楼梦＞》作者徐缉熙是著名学者。他1934年生于江苏宜兴。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文艺学、马列文论、美学和《红楼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文学概论”“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等学课，其在红楼梦研究上的成果，在我国学术界早就名闻遐迩，所以当年他能在《学习与批判》刊发《评＜红楼梦＞》一文也不奇怪了。其在文中说道：“《红楼梦》所描写的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写照。曹雪芹申言他这部小说‘毫不干涉时世’，这不过是他的掩饰之辞。实际上，我们正可以把《红楼梦》当作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来看，从中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红楼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胡适传》的作者余秋雨是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和散文家。他和我是同乡，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凭着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着作者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其早年发表的这篇《胡适传——五四前后》，其不俗的文笔也展现得精彩纷呈。他写道：“胡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到达上海。﹍﹍他跑到上海的书店里，去看哪些英文书。结果尽是一些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他碰见了一个英语教师，谈起来，那个教师竟然不知道当代几个欧美作家的名字。”寥寥几句，巧妙地展现了胡适高人一筹的学识。当然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不论是刘修明和徐缉熙，还是余秋雨，在他们的笔下难免有“极左”偏面性的过失，时过境迁，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接着聊一下我和冯丹枫、茅伯科、黄龙珍等合作撰写和发表的那篇《从青铜器看吃人的“礼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巡礼》（《学习与批判》1974年6月20日第6期）的文章。1974年初，我和来自沪上工矿和农场的16位职工参加了市首届历史学习班。同年5月初在老师的组织安排下我们4位学员带着任务参观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回来后我们结合文献史料记载，撰成了此文，后经老师审阅和修订后就投寄给了《学习与批判》编辑部，不久文章刊发了。在文中我们把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与周代“礼治”联系起来分析，试图揭示奴隶社会吃人礼治的反动本质。我们写道：“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史同中国奴隶社会的兴衰相始终的，它是奴隶社会‘礼治’的象征。﹍﹍青铜器所反映的‘礼治’，决不是徒具形式，而是有鲜明的阶级内容。钟鼓齐鸣的‘礼’治的基础，是奴隶们的斑斑血泪、累累白骨。”现在看来文章具有明显的偏面性及阶级斗争火药味，当然这也是当年时代的局限性，自然我们也难免其俗，独善其身了。
《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御用文人们的刊物，其发表了多篇含沙射影、颠倒是非、蛊惑人心的错误文章，如罗思鼎的《将反对投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学习与批判》1976年1月第1期））等文章，这是需要严肃批评和谴责的。但其编辑部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也不乏富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史学观的知识分子和编辑，也曾刊出了数篇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文章。比如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水滸＞及其他》（《学习与批判》1976年2月14日第2期）一文，不乏真知灼见，对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评价道：“李贽的一生，奔走四方，做过多年小官，后来当了三年知府，就弃官而去，专门从事讲学著书，他更多地是一个受到排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经历。使他在农民起义风暴的震撼和阶级分化的引导下，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举起叛逆的大旗，同顽固势力作斗争。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为后来的思想战线提供了借鉴的东西。”这是段极具思想和史识的论说，所以他无愧为“学术思想上成就之卓越和影响之深远，这在当代中国史学界是不多见的”史学家。又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碣石考》也是一篇考据力作。历史上对曹操登临碣石究竟在何处有不同说法，谭其骧凭其厚重史地造诣，梳理考证出碣石位置，其叙述道：“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因为只有这座山，拔海六百九十五公尺，周围数十里，屹然特立于渤海北岸近海平原中，既与碣石之称（《说文》：“碣，特立之石也。”）相符，又高大得足供帝王们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并且又位于东西交通大道的侧近，也便于登临。”（《学习与批判》1976年2月14日第2期））这是篇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的考证论文。所以《学习与批判》不全是毒草，也有香草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举国悲哀、伤痛和悼念，所以《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十期（即最后一期）上，以毛泽东遗像为封面，以大量的篇幅刊载了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同志致悼词”及5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文章，传递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主旋律思想，给人一种庄重、肃穆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