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有岛武郎

作者:陈永志    更新时间:2020-06-22 15:11:36

日本白桦派主要代表作家有岛武郎对郭沫若的影响,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郭沫若自己在自传中说的: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

《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画家米勒,美国的诗

人惠特曼,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体使我开

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⑴

人们引用这段话,一向是用来说明郭沫若和惠特曼的关系、所接受的《草叶集》的影响,却完全忽略了他和有岛武郎的关系。这也许是由于在这段话中郭沫若说他买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是“无心地”,人们就把他们的这一次接触看成是偶然的机缘。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在这看似偶然的接触中,实在包含着必然的因素。

《白桦》创刊于昭和末期的1910年,至大正初期的1914 - 1918年间,白桦派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它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潮成为日本文艺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期间,正是郭沫若留日初期,是他在苦闷中寻找出路,由医学转向文学的时期。白桦派努力学习西方文学艺术,吸收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正符合当时郭沫若的需要。他去购买有岛武郎的《叛逆者》也就很自然了。

白桦派的基本特征,日本文学史家吉田精一用一段非常简短的话加以概括:

他们舍去自然主义那种物质性的世界观,把离开了客观世界的目光转向主观

的世界,使向外而分散的心转向为向内而统一起来,给人类生活求得新的精神的光

明和力量。他们要在深信生命的创造力的理想主义这一基础上来发现伦理和道德的

新的美。⑵

这里所说的舍去自然主义、追求理想主义,由客观转向主观,由向外转向内心,强调个人创造力和伦理道德,无一不在郭沫若早期的作品和文艺论文中有所表现,有的还十分显著。在创作倾向上,日本的自我小说(私小说)虽是自然主义派的明显特征,但后起的白桦派也毫不逊色,郭沫若早期小说中最出色的也正是自我小说。

诸多类似,足以使我们断定白桦派思想与创作的一些特点,引起青年郭沫若的共鸣。1935年,郭沫若翻译出版的《日本短篇小说集》里,就收有白桦派代表作家志贺直哉和里见弴的小说,也可作为佐证。

指出郭沫若与白桦派的某些类似,还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推论他会受到有岛武郎的影响,但要证明这一点,终究还需要直接的具体的事实。这当然是有的。

他们都同样主张艺术是自我的表现,不仅是口号相同,对它的具体解释也相同。

艺术是从内部发生,它的受精是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

它的营养也是仰诸外界,但是它不是外界原样的素材。⑶

艺术家有好多以社会做对象而完成他的创作工作的例子。但若是仔细查考一

下,如果那个创作是有价值的,那个对象是断乎没有不与作者的本身有密切关系

的,——那个对象一定是那个艺术家所收入自己里面的环境的复现——即他自身的

表现。⑷

这两段话,前者为郭沫若所说,后者为有岛武郎所说,他们都同样认为,无论社会、自然、身边琐事,无论外界的什么题材,都要经由艺术家的内心、灵魂来表现,才能造成真的艺术品。这一解释的共同性还在于它们都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诸多现代主义派别对于自我表现的解释,都舍去其中非理性的内容。

比对“自我表现”的解释,他们的文艺观中还有更为奇妙的一致的地方。

现在我们目前,便显现出两条艺术上的歧路来:一种便是印象,一种便是表

现。譬如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他们的理想,……是要把自然的物象,如实地复

写出来,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他们走的便是印象的一条路。但如像十八世纪的

罗曼派和最近出现的表现派,他们是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运用客

观的物料而自由创造……他们要主张积极的、主动的艺术,他们奔的是表现的一

条路。⑸

彻底观察“自然”的本体,便是要对于人类把“自然”所给予的印象照原样表

现出来的事情:从这一点说,这种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真是异语同意的。

但是印象主义是有破绽的:因为做它的寄体的“自然” ,一见好象是与人类

对峙而具有不变之相,究其实不过是人的投影。……

现代人所寻出来的印象,便是在“自然”里头看出自己,就是要表现“自然”

——即自己的本体——的事情。新的艺术家的眼前,可眺望的对象,是没有的,

只有艺术家的自身。⑹

这两段引文,分别出自郭沫若与有岛武郎的文章,但都共同将“印象”(或印象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将印象(印象主义),与表现(表现主义)对举,并肯定后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这样的雷同实在罕见。

他们对于表现主义的推崇更是惊人的一致:

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再解放的时代;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

代;是艺术家赋予自然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代……。

……

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⑺

我观察不久从民众里面产生的——能够做艺术的先驱的——表现主义时,要发

生种种的兴味:那里有新的力量,新的感觉,新的方向,新的前途的发达,是很值

得我们的注目的。——说不定它还能够成未来的艺术的基础哩!⑻

虽然有岛武郎说得具体一些,郭沫若则说得热烈一些,但他们都同样对表现主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寄以无限的希望,企望它主导二十世纪文艺的新潮。这种惊人的一致,真正称得上“无独有偶”。

正如本文开头的引文所写的,郭沫若是经过有岛武郎的著作《叛逆者》中对《草叶集》的评介才去接近惠特曼的。毫无疑问,这个“中介”作用,是有岛武郎对郭沫若的诸多影响中最有意义的。据我国惠特曼专家李野光的查证,《叛逆者》中介绍惠特曼的文章题为《草之叶》。这篇文章后来由金溟若翻译为中文,发表在1928年10月出版的鲁迅与郁达夫主编的杂志《奔流》1卷5期上 ⑼。如果仅从题目看,这似乎是一篇一般介绍《草叶集》的文章,(《草叶集》的日译本就题为《草之叶》),当我托友人从《奔流》上将此文章复印来一看,发现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惠特曼的考察》。继而阅读之后,这才知道它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有岛武郎并不仅是以作家的身份来评介《草叶集》,而且是以一个人生探索者的热情和智慧,对于另一个人生的伟大歌者的创作及其深邃的思想加以推崇。文章写得深沉而有力。这篇文章讲了些什么?郭沫若又从中接受了什么,以至立即和《草叶集》接近?这样基本的问题在我读过的将《女神》与《草叶集》比较研究的专题研究论文中都没有涉及,郭沫若的研究者们也都同样忽略了,(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读到),因此有必要加以具体的说明。

有岛武郎以他那灵魂探索者的痛苦、悲悯的声音,在文章一开始就说道,灵魂是分裂的,而人类“自从开始探索的一瞬间以来,这分裂的种子就被播植了。”⑽他痛感这分裂,要追究其原因,找出摆脱的路径,他把这作为自己“唯一不二”的人生任务。

有岛武郎“不踌躇”、“不伪饰”,“尽了自己的力”去探索。于是,他知道了“外部做了内部的支配者的时候,内部惟有悲惨的分裂。”⑾这外部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善”和“德”,所谓“信条”和“纲领”,它们是灵魂的手铐和脚镣,对灵魂进行惨痛的凌辱。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灵魂自身。对灵魂加以凌辱的外物,都是“影”、“泡”、“风”,只有灵魂是“真”,是“实在”。分裂的灵魂终归要走向统一,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

我的灵魂是过去和现在的总和,是未来的一切,将出现于未来的一切伟大思

想和伟人,都是我的灵魂留给子孙的去思遗爱。我在刻刻进化,在刻刻积蓄。若

要我用“神”字,我就毫无忌惮地大胆呼我的灵魂为神罢。⑿

这些对于灵魂的统一,它的庄严、神性、伟大的颂扬,是有岛武郎说的,但它同时是属于惠特曼的。文章从《草叶集》中引用几十行诗句来证明。

灵魂是统一而无所不包的,它虽包容着丑恶与庄严,但在它“刻刻进化”的途中,成就了自己统一而伟大的神性。他是一股奔腾的生命洪流,正如在前进的庄严中,裹挟着、消融着丑恶,在生命的洪流中,死也只是它的“一脉之流”。分裂的灵魂,就是在永远的前进活动中,在生之大海的不息湧动中,完成它的统一,实现它的神性。不仅我的灵魂是这样,全人类的灵魂都是这样:

灵魂的拥抱。更大的灵魂的更大拥抱。可臻于神的大拥抱的练习和努力。……

溶入大的生之海洋的灵魂,是超过一切丑的隔阂。⒀

全人类的灵魂互相拥抱,消除一切隔阂,和谐的前进,溶入生之海洋!这个统一而伟大的灵魂将破坏一切,建设一切,“为了开始一切而从一开始”,“推着全地球而走”,奔向至高的理想。

上面的介绍或许稍微冗长,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简短一些。不过,在比较具体了解有岛武郎的《草之叶》所颂扬的惠特曼的人生哲学之后,我们就能比较明确知道:郭沫若从中接受了什么,为什么会立即接近惠特曼,对于这方面的叙述就可以不多花笔墨了。

郭沫若阅读《叛逆者》时,正是他陷于极端苦闷的时候。一方面,在和安娜热烈的爱情过后,是养妻育子的艰辛的生活,“儿病依怀抱”,“妻容如败草”;另一方面,医学的兴趣日减,文学的活动增多,是继续学医以为后来生活的保证,还是弃医从文,去把青年们的“心弦拨动”、“智光点燃”?他真正是“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内心的极度矛盾,在生与死的歧路上徘徊,这样的心境很容易被《草之叶》那灵魂分裂的悲悯的声音所打动,而《草之叶》那投进生命的洪流,永远前进的有力呼号,更能给郭沫若以巨大的鼓舞。郭沫若虽不曾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在当时写给宗白华的信中还是透露出一点消息:

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

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一

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

要在光明的世界里做人了。⒁

尽管在“死”的观念上有别于有岛武郎,但摆脱灵魂分裂的痛苦,投身于生命的大海,向着光明世界前行的思想,却和有岛武郎相似。

更为有趣的是,有岛武郎和郭沫若在表示自己要乐观生活、永远前进时,都同样引用了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相同的诗句,这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他们有共同的人生态度,请看: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的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欷歔 ,再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纠地,满足地,我走在这坦坦大道。⒂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说,有岛武郎在《草之叶》中,对于惠特曼那让生命的洪流永远奔腾,让人的灵魂不息向前的人生哲学的特别推崇,特别颂扬,深深打动了、鼓舞了青年郭沫若,郭沫若即因此接近《草叶集》。至于郭沫若从此开始了他诗歌创作最值得纪念的时期,那就超越了有岛武郎所给予的了。

在《女神》中,在郭沫若以后的生活中,那贯穿着的不断向前、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是郭沫若在自己的生活途程中,不停的从许多前辈那里汲取营养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在它的形成期,有岛武郎以他所推崇的惠特曼的思想,也以自己的热烈的言词和坚决的姿态影响了青年郭沫若,成了他积极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女神》中,那自我更新、不断向上的欲求,那在破坏和创造中进向新世界的信念,有着惠特曼的影响,同样也有着有岛武郎思想的痕迹。这是不能忽略的。

人们或者会问:有岛武郎乃至白桦派既然对郭沫若有如此明显的影响,为什么郭沫若却始终没有明确谈到呢?我想这并不奇怪。郭沫若对自己年轻时代所受到的诸多影响的自叙,都是在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带着叙述时的思想烙印。比如,在《创作十年》中对歌德及表现派所说的那些话,明显带有贬抑的成分,与他在《文艺论集》中说的有天壤之别,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则提都不提,甚至反映这一思想比较鲜明的文章《国家与超国家的》以及诗剧《孤竹君之二子》的《幕前序话》,在著作改版时都删掉了。

说到《孤竹君之二子》,我忽然觉得这篇诗剧中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歌颂,对于那“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刑政因袭的束累”,而“各尽所能”的“乐享独立无扰的自由原始的生活”的追慕⒃,不仅有着克鲁包特金的烙印,恐怕也有着有岛武郎的痕迹。有岛武郎用自己的土地建设“共生农园”,让佃农共同耕作,过着一种“各尽天职”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⒄。这和《孤竹君之二子》中所歌颂的社会真有点相似呢!

白桦派是由一群出身贵族的大学生组成,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曾在当时日本的思想界产生相当的影响,青年郭沫若受其吸引、与他们产生某种共鸣,是很自然的事。但随着日本思想界的左倾,白桦派成员的思想陷入矛盾。文学史家常把有岛武郎的《一个宣言》作为这矛盾的例证。我读到的是《一个宣言》发表并引起反响之后,有岛武郎又撰写的《唯物与唯心》一文,有人认为读了这篇文章就不必再读《一个宣言》了。因为它将有岛武郎的思想矛盾和态度表现得更为恳切与明确:

这时候取得的立脚点,只有两个:一个是滞留于有产阶级而做它的生活者;

一个是投入无产阶级而勉力与它融洽。因为冲动之醇化不可能,遂不得不选这两

条路的一条。我虽然相信有产阶级之崩坏,而预想被融合于无产阶级而现出无产

阶级的社会,但这事的实行,必须全靠无产阶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努力,我不

过给予他们一点的暗示,不可能给予他们以相当的助力,因此我只得暂且停滞在

有产阶级。

但是不得不停滞于有产阶级的我,在这里又想出两种态度:一种是为极力拥

护那阶级而尽力;一种是前一种的反对:我是要选据后者的;因为我不能够相信

我所属的阶级的存在的可能性,我对于我所属的阶级,除了歌唱挽歌以外,是没

有法子的。

我对于所属的阶级唱挽歌,便是给予无产阶级的一点助力;只要无产阶级有

了真正的自觉,就这一点助力,便可以使他们得到多大的益处;否则就是有一百

个我的呼声,也不能对他们发生什么效益。⒅

我们没有必要再对这段话的内容加以概括、复述,因为它已经说得十分清楚、确定。有岛武郎终于没有坚持为他所属的阶级唱挽歌,而在苦闷、矛盾中自杀了。他的死,是一个高度肯定自我却不能实现,终至陷入绝望而走向“自我完成”悲剧。《白桦》也以出版悼念有岛武郎的专号而终刊,时在1923年9月。郭沫若对这一切当然十分清楚,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出于某种考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叙述有岛武郎对于自己的影响,犹如不提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样。

现在的青年读者,或许会据此对郭沫若加以责难。这也大可不必。要知道,解放以后,对自己青年时代所接受的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与中国革命潮流相违背的思想与文学影响,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即使说了也轻描淡写,并非郭沫若一人,而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家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所造成。作家个人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去顺应那种历史与政治的态势,实在有大势所趋、不得不尔的难处。对此,我以为无需苛责前贤,理解比责难更合情理!——当然,如果有人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现象、作为作家的心路历程加以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那自当别论。——但无论怎样,指明事实却是首先必须做的。

                                                     2002年3-4月

原载《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⑴郭沫若:《沫若文集•七》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⑵吉田精一著,齐干译:《现代日本文学史》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⑶⑺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第217 - 218、215、45-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⑷⑹⑻⒅有岛武郎著,任白涛译:《有岛武郎散文集》第147、153-154、157、194-195页,龙虎书店,1936年。

⑸郭沫若:《印象与表现》,《时事新报•艺术》33期,1923年12月30日。

⑼李野光:《惠特曼在中国》,《惠特曼研究》,第566、569-570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

⑽⑾⑿⒀有岛武郎著,金溟若译:《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奔流》1卷5期,1928年。

⒂这里用郭沫若的译文,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有岛武郎的译文,请参看《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见《奔流》1卷5期。

⒃郭沫若:《星空》,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

⒄叶渭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第10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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