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设的批评”之理论构想
成仿吾在1924年2月、3月相继发表《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论》两篇文章，分析当时中国文坛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诸多问题，提出“建设的批评”这一个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思想，它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批评的建设》提出文学批评标准应具有“超越的”与“建设的”两种性质。何谓“超越的”？文章写道：“我们为文艺批评的时候，对于一切既成的思想与见解要能超然脱出，至少我们当用批评的眼光在它适用的范围内利用它们，而不为它们所迷惘，这便是我所谓超越的。”⑴这就是说：要在“适用的范围内利用”一切既成的批评标准，而不是否定它们；更重要的是不被原有批评标准所限制，而能够“超然脱出”。然而要真正“超然脱出”，就必须建设一个新的批评标准。这样，“超越”就必定要落实在、表现在“建设”之上，“超越的”、“建设的”两种性质，实质上可归结为“建设的”，所以成仿吾接着说：“超越一切既成的标准，在新的地面上，由不断建设的努力，建设一个永远的标准，这是我们的文艺批评所应履行的使命。”⑵这就是说：其一，要在“新的地面上”，建设一个不同于既成标准的新标准；其二，这个新标准是一个“永远的标准”，即普遍适用、长久适用的标准；其三，这个标准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它是“永远的创造的工程”⑶，这其中的核心，是提出建设一个新的批评标准，且是“永远的标准”。可是，对这个标准的内涵及其建设所依据的“新的地面”，文章没有具体的说明。
《批评的建设》发表后，成仿吾立刻意识到自己对“建设的批评”说得“甚简约”，需要“再申论”⑷，于是随后即发表《建设的批评论》，进一步阐述“建设的批评”思想，文章写道：
批评的工作决不止于辨别自己所得的印象，也决不止于由事实求出个个的法则，
我们要进而求出事实中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最后的一种工作，我称之为批评之建设
的努力。有这种努力的批评，我称之为建设的批评。⑸
成仿吾不愧是出色的批评家，这段话把文学批评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实在是见识不凡。这三个层次是：运用既成的批评标准去分析作品，说出“自己所得的印象”，只是批评最基本的层次；从作品的批评中，“求出”个别的文学批评原则，是较高的层次了；而最高的层次，真正称得上“建设的批评”的是：从作品的批评中，“求出”“统率的普遍的原理”。“普遍的”，是指这个原理适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评价；“统率的”，是指这原理能统领其他个别批评标准。除了普适性、统率性，成仿吾认为这个批评原理，还具有引导性，它是作家“免入迷路的指南针”，批评家据它去做“判断善恶美丑和真伪”、“阐明真理的有效的工作”⑹。总之，成仿吾的“建设的批评”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建设一个文学批评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它具有普适性、引导性、统率性的理论品格。
显然，这个文学批评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即是“永远的标准”的充实。尽管如此，对三个理论品格，成仿吾仍未能说明其内涵。“统率的普遍的原理”还只是成仿吾的理论构想，或者说是他理论追求的目标。
（二）“建设的批评”的理论构想之实现
成仿吾未能完成的理论建构，在二十年后，郭沫若完成了。郭沫若并不是自觉的去实践“建设的批评”，去阐述“统率的普遍的原理”，而是在论述抗战文艺的发展及文学不朽性问题时，客观上做到这一点。这体现在郭沫若1942年发表的《今天创作底道路》及1944年发表的《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这两篇文章中。请听他说：
发掘社会进展的轨迹和其归趋，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哲人为此消费了无限的
脑力，虽然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为极大多数人的久远幸福，各个人能够得到
尽量的发展并能贡献其所能以增进人生的福利，这毫无疑问地是无可动移的铁则。
超人的想念只是狂人的想念。以一部分特权的阶层役使其它阶层，以一种自认为
特别优秀的民族奴化其它各民族，这些是都是应当克服的病态。人类的一切活动
所应该依据的批判的标准，便是这些发展常态和克服病态的内在必然，文艺活动
当然不能除外。要站在这样一种超越的立场以观照人生，批判人生，领导人生，
文艺家才能尽到美化社会、革新社会的使命。这是透彻现实的超越而非脱离现实
的高蹈。⑺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社会不能生存，因而只有相爱相利以维持集体的安
全进步，是巩固社会的韧带，也就是护卫人生的韧带，相爱相利的基本步骤是在利
它，各能尽自己的力量以爱利人，各便应自己的分得而受人爱利。人类社会事实上
是依着这个中心思想进化了来的，同时也和一些远心作用斗争了来。只是时代不同，
人类的知识悬异，在过来的时代对于这个中心思想的认识，便有深度、广度、密度、
明度上的不同，而对于这思想的实践与方法，不用说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但尽管
是怎样的不同，而有这一条中心思想的脉络流贯着，是无可推动的事实。人类有旧
的遗产可以承继，过去了的作家或作品能保有其长远的光辉的，从这儿可以得到究
极的说明。⑻
第一段引文出自《今天创作底道路》，第二段引文出自《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两者都是依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抗战文学及文学不朽性的问题，从而提出文学批评原理。但表述却有差异。
我们先来看看它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
前者认为“社会的进展和归趋”，存在着一个“无可动移的铁则”；后者认为社会依着一个“中心思想进化来的”，是“无可推动的事实”。表述虽不同，但内容相同，用现在的话语来说，两者都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前者认为是“为极大多数人的久远幸福，各个人能够得到尽量的发展并能贡献其所能以增进人生的福利”；后者认为要实现人类的“相爱相利”，“基本步骤是在利它”，即“各尽自己的力量以爱利人，各便应自己的分得而受人爱利”。表述虽不同，但实质一样，两者都同样强调“各个人能够尽量发展其所能”（“利它”只是凸显人的发展的主导内容与积极精神），都同样强调各个人发展其所能（或发挥“利它”精神）的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如此表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通俗又深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历史发展水平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时，尤为重视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作用，他们在《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历史就是人的发展史，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要发展，人还要发展，向着自由的美的方向发展。所以马克思才以人的发展为标准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形态”理论⑼，所以恩格斯才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⑽。足见人的发展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精髓。
郭沫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虽然通俗，（为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不可能运用规范的术语），但却鲜明把握住历史主体的人的作用，突显各个人尽量发展其所能，推进历史的发展，创造全人类的幸福，这恰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精髓。众所周知，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集中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并据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文艺问题。他学习并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学习并节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学习并选译了《神圣家族》的部分内容合为《文艺作品之真实性》出版，而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复从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来阐明历史的发展，明确指出了历史就是人的发展史。所以郭沫若在叙述社会发展规律时突显人的发展的思想并非偶然，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领悟的结果。
郭沫若在叙述了社会发展规律之后，即据此阐述文学批评标准。
正如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前后的表达不同一样，对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表述也前后不同。前者认为，各个人尽量发展其所能以求极大多数人的久远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所应该依据的批判的标准”，“文艺活动当然不能例外”，文艺应依据它“观照人生，批判人生，领导人生”，“尽到美化社会，革新社会的使命”；后者指出，各个人发挥利它精神以实现人类的相爱相利，这是评价文学遗产的决定性标准：“人类有旧的遗产可以承继，过去了的作家或作品能保有其长远的光辉的，从这儿可以得到究极的说明。”所谓“究极的说明”，即最终的答案、唯一的答案。正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表述都同样突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一样，对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表述也突显同样的思想。郭沫若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作为判别人类一切活动的标准，也作为判别文学活动的标准，并吸收其内容作为判别文学作品高下优劣、是否有不朽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应该申述的是，两者虽同样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但后者突显“利它”精神，这是有深意的：其一，郭沫若认为，抗战时期忠奸、善恶、美丑的对立尖锐而严重，因此要特别发扬道义美，文艺要以表现崇高的道德、伟大的牺牲精神为首要任务，鼓舞人们为抗战的胜利而奋斗；其二，郭沫若认为，利它精神是先秦儒家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继承并发扬；其三，郭沫若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为了中国、世界的久远幸福，各个人还必须发挥利它精神奋斗不息。这些观点，在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史学著作、政论文章、文艺论文、史剧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无须摘引。如此突出利它精神，既突出这个批评标准的时代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也显示了它的世界意义。郭沫若强调，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需要利它精神，即使在胜利以后，为了人类的久远幸福，也还需要利它精神。郭沫若是非常重视这个文艺批评标准的普适性的，在指出了利它精神的全人类意义之后，还特别指出：
在一个时代里面，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大益处的东西，才能是最善的东西，
最真的东西，最美的东西。⑾
“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大益处”，即人类的幸福，这是作品的真、善、美的决定性标准、根本标准，每一个时代都不例外。看来，我们可以把郭沫若所阐述的这个文学批评标准，概括为：发挥利它精神以求人类的幸福。
这个标准，既突显中国抗日战争的特定要求，又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具有普适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普适性；这个标准还能引导作家和他的创作去“观照人生、批判人生、领导人生”，具有引导作用；这个标准，对于评价文学作品，乃至一般文学活动，具有根本意义、决定作用，对一般文学批评标准，显然能起统率作用，而普适性、引导性本身又加强了统率作用。如上文所说，成仿吾提出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也具有普适性、引导性、统率性的理论品格，但它只是一个理论构想，只是抽象的规定。郭沫若提出的新标准及其理论品格，却已有明确的具体内容。可以说，郭沫若提出的新标准，是成仿吾“建设的批评”思想之真正实现，是“统率的普遍的原理”之构想的真正实现，是郭沫若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建设的批评”的理论构想及其实现之重要意义
成仿吾的“建设的批评”思想，一向少有人注意，（郭沫若的实践并不是自觉的），可在九十年后，中国当代文坛却令人惊奇的出现了相同的见解，堪称新的“建设的批评”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来，文学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的蓬勃发力之后，即日益减弱其精神引领的力量，进入新世纪，对文艺批评现状不满的声音、提高文艺批评水平的声音，日益强烈。富有建设性思考的文艺批评家雷达在《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一文中，尖锐指出：文学批评存在着“信仰失落”、“价值多元”、“批评标准紊乱”的严重问题，认为“文学毕竟有它根本的审美尺度和共同的价值基础，批评者要从多元复杂的文化精神中建立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标准，从而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⑿于是提出：“到底我们要不要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或者说在这些标准之上，有没有一个更高贵的标准，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⒀实际上，雷达要人们思考的这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他已给了原则性的答案，即这个“统一的”“更高贵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是“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类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的“精神标准”。与雷达持有同样见解的，还有另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白烨，他在2015年3月26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新常态与新姿态——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提出当前文学批评的重要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对文学具有“主导功能与引领作用”的“文学核心价值观”，或“核心文学观”，以纠正文学中“伴随多元与多样”而来的“庞杂与缭乱”的状态，以及“功利”、“浮躁”、“实用”、“低俗”的倾向。这个“核心文学观”，是一种文化价值观，能“统领众多一般的文学观”，对文学工作能“起根本的支配作用”。
白烨的“核心文学观”和雷达的“精神标准”颇有相同之处，都在文学中发挥“指导”、“主导”、“引领”、“支配”、“统领”的作用，也就是具有引导性、统率性的特点。此外，雷达的“精神标准”，既要求“具有人类的共同价值”、“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还要求符合中国当代“深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⒁；白烨的“核心文学观”，要求“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联系文学领域的实际”而建构，同时要求吸取“文学传统或经典文学的价值经验”，而它所秉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融合。这又表明“核心文学观”与“精神标准”在引导性、统率性之外，还具有普适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普适性。
雷达统一的、更高贵的“精神标准”，白烨的具有指导功能与引领作用的“核心文学观”，成仿吾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都具有普适性、引导性、统率性的理论品格。可以这么说，在建设这样一个文学批评新标准的构想上，雷达、白烨与成仿吾是一致的，都一致提倡“建设的批评”。但这种一致，并不是自觉的，而是雷达、白烨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所思所说，与成仿吾的不谋而合⒂。正因为雷达、白烨立足于新的时代，他们所思、所说就有新内容、新气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所提倡的是新的“建设的批评”。这“新”体现在哪里？构建这个新标准，成仿吾只说“在新的地面上”，比较空泛，雷达就具体提出应汲取的思想资源和依据的原则；白烨也具体提出应秉持的思想和应考虑的“几个关键元素”；雷达、白烨都认为这个新标准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反映了当前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以及中国高扬文化自信的时代特点，这为成仿吾所不可能有；雷达、白烨都认为这个新标准，既契合中国当代的历史要求，又具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能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引导人类精神的正确走向，更表现出，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态势下，中国文艺批评家参与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对话的气概，这又远非成仿吾的世界视野所能比拟的。
雷达、白烨对于建设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新标准，这样一个对文学具有根本意义、决定作用的统一的文学批评新标准，是非常看重的。白烨在上文引用的文章中就如此呼吁：“寻求和构建这样一个能让更多的文学人共同认同的文学观，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却是必要和重要的，是非做不可的，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是超出我们已有的文学经验的新的难题与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体现我们的责任与使命的新的机遇，施展我们的智慧与能耐的新的空间。”这呼吁让我们强烈感受到，建设这样的文学批评新标准，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是十分重要的，十分迫切的，尽管十分艰巨，但批评家应以之为责任与使命。我们借此可以进一步认识成仿吾提出“建设的批评”、郭沫若实现“建设的批评”之意义。
从成仿吾“建设的批评”，到雷达、白烨新的“建设的批评”，已然证明了建设一个具有普适性、引导性、统率性的理论品格的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始阶段，成仿吾即已提出“建设的批评”这个极具前瞻性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可惜后人没有及早听从他的倡导，真是深刻的教训。
有了这个教训，当代文艺批评家在决心实践新的“建设的批评”思想时，就不应再忽略郭沫若对“建设的批评”思想之富有成果的实践，而应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经验。郭沫若论述抗战文学问题时，不是局限于抗战文学本身，而是高屋建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即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去评判文学活动，从而提出一个对于文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观点， 即一个确定文学作品高下优劣及是否有不朽意义的决定性标准，抗战文学如何评价、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因而迎刃而解。郭沫若并无意提出一个新的批评标准，所以没有为它命名，但却阐明这新标准的内容：发挥利它精神以求人类的幸福。这个标准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其中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为内容，又契合文学的本质，两者高度一致，高度相融。文学是人学，是人写的，是以写人为中心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阐明每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的发展，还指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就在“人”及“人的发展”这一点上，这个标准将两者融合起来，因而它适用于评价所有时代作家作品对于人的表现，不仅能评价表现是否符合特定时代的特点，还能评价表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显然，这个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为内容的批评标准，高于文学批评的其他价值标准。它对于雷达、白烨的新的“建设的批评”思想的实践极有启示意义。恩格斯曾如此告诫：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
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就在于使研究社会的科学，即所
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按照这种基础来改
造社会科学。⒃
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并不仅仅是指“历史学”，而是泛指各门类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批评当然也包括在内，因此文学理论批评也必须“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按照这种基础来改造”。郭沫若在论述抗战文学问题时所阐明的文学批评的新标准，恰恰是吸取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协调的。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建设一个“统一的”“更高贵的”批评标准、或一个“核心文学观”时，正可从郭沫若的经验里得到重要的启示。——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在对郭沫若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中，应该重视发掘他那些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有意义的观点。推而广之，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也应持如此态度。
参考文献：
⑴⑵⑶成仿吾：《批评的建设》，《成仿吾文集》第157、15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⑷成仿吾：《建设的批评论·附白》，1924年3月9日《创造周报》第43号。
⑸⑹成仿吾：《建设的批评论》，《成仿吾文集》第162-163页。
⑺郭沫若：《今天创作底道路》，《今昔蒲剣》第11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⑻⑾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沸羮集》第165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⑼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第25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⑽⒃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1、20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⑿⒀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重新发现文学》第77、78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5月。
⒁雷达：《关于文艺批评的几条标准》，2016年2月26日《文艺报》。
⒂雷达、白烨不仅在建设一个具有普适性、引导性、统率性的文学批评标准上与成仿吾不谋而合，而且在如何构建这个标准方面，也颇多一致，本文因只阐述标准本身，故对此未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