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2004年年尾,华盛顿,严寒的日子。美国总统大选刚刚揭晓,小布什以微弱的差距战胜了对手,作为布什家族出来的第二个美国总统,如愿以偿地赢得连任。
下午四五点钟,寒风萧瑟的街道上,车辆并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的官邸,沿街的大门打开了,翩然进去的,是来自上海出版界的几位男士。
温馨的客厅里,儒雅的杨洁篪大使站立起来,欢迎来自祖国的客人,他的身边,是阳光灿烂般微笑着的大使夫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华盛顿特区的上海客人,原先的一脸疲惫,顿时被客厅里的暖意消解了。
谈话是围绕客人们带来的五本书进行的。两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厚重的画册,一本是《王蒙和他的新疆》,另一本是《沈从文和他的湘西》,装帧高雅精致,图片引人人胜,从封面到内页,全部文字均为英语。杨大使和他的夫人,立刻为画册所吸引。客厅里,是翻动书页的悦耳的“嘶嘶”声。随后,另外三册开本小一些的书,也引起了大使夫妇的兴趣。那是三本中国文学的选本,有短篇小说,也有散文,印刷文字同样是一色英语。
“真好,印得漂亮,翻译也不错!”直率的大使夫人,以她职业英语的水平,迅速对几本书作了判断。杨大使则慢悠悠地翻看着那些书,许久,他才不慌不忙地说:“好书!你们做的是好事!我接受你们的邀请,晚上,我将参加你们的新书发布会!”
杨大使话音落地,上海客人们心中的石头也随之落地,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他们几位,来自上海出版界的一家企业,名为“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这是一家以出版中国文化的外语版图书为工作目标的公司。桌面上摊着的五本读物,是他们的首批产品。投石问路,到北美市场推广宣传。十来天内,他们将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五六个城市举办发布会、报告会、专业讨论会以及向图书馆赠书等活动。华盛顿的活动是重头戏。力争杨大使的认可与参加,是访美团组出发前就设定的目标。
那天晚上,在华盛顿一家五星级饭店的贵宾厅里,聚集了来自美国诸多重量级媒体的头面人物,他们应邀前来出席上海的新书发布会。会上,杨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发言中的一些话,当场赢得客人们的热烈掌声,今后还将长久回荡在上海出版界人士的心中,激励他们在艰难的道路上前行。杨大使说:“中美建交已经三十多年,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和成果很多,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成果不多。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新书,应该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始……”
杨大使的讲话,涉及了文化的伟大魅力,因为他点出了国与国之间人民心灵的交流是如此的重要。外交家在这个大厅里讲的虽然是文化问题,但文化的交流却可能消解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某些纠结和难题。当时,在场中美宾客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对杨大使的见解发自内心的认可。
B
杨大使夫妇对这些出版物质量的赞扬,很快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中国出版的文学、文化读物,特别是翻译成英文的书籍,要获得英语地区的认可,进入他们的主流销售渠道,历来很困难。
在北美地区推广上述五本书的旅行,绝对是成功的开始。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答应做主承销商,他们在从大城市到偏僻区域的一百多家店里,摆放了这些中国内容的图书。由于两本画册精美的外观,放在大型书店的架子上,挤在各国无数优秀出版物的行列里,依然是那么醒目。来自上海出版业的这几位先生,风尘仆仆地旅行时,导游曾让他们在一处小镇的书店停留片刻,原来,导游发现那家书店的橱窗里摆着他们的书。书店老板笑呵呵地接待了远方的客人。他说,克林顿夫妇的住处离这里不远,夫妇俩有时会光顾他的书店,他一定要向他们推荐中国过来的新书,总统夫妇会感兴趣的。不久,果然传来消息,克林顿夫妇购买了上文提到的《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一书。
纽约,在著名的华美协进社总部,中国的客人,向一两百位中小学教师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读物。影响了这些教师,就能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的青少年读者。演讲以王蒙那本书为由头,主题是中国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题目是华美协进社的主持人出的,她认为,听众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果然,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气氛热闹,提问甚多,台上台下交流十分活跃。演讲结束,不少老师当场买了书,要演讲者签名。演讲者声明,那是王蒙的书,他签名不合适。但是,热情的美国朋友依然要求签名。他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有一位美丽的女士,静静地等待所有听讲者离去后,悄然来到演讲者面前,说她希望到中国新疆去教授钢琴,优雅舒缓的语调却透露出内心的坚定。访问团组中恰巧有一位音乐爱好者,看见了这位女士留下的联系方式,从她的姓氏,猜测她与一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有关联。经过一番友好交谈,果然,这位女士的长辈,正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兹。当年,文笔犀利、出语辛辣的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先生,曾公开写信“责备”海菲兹:“请问,你能否拉错一个音,以表明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位神呢?”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女士,被生动的演讲吸引,更被书中介绍的美丽的新疆打动,所以提出要去中国新疆执教。
在尼克松图书馆举办的大型推介与演讲,以及在旧金山美国中学、小学图书馆的小型活动,均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美国学校图书馆的老师说,学生们多次问他,哪里可以找到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现在,他可以向孩子们提供了。
C
事情是靠人做出来的。艰难的具有开创性的事情,更需要具备执著信念和踏实作风的人去开拓。
有的时候,这种信念和勇气,是发端于忧虑甚至愤怒之中的。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业刚刚拉开帷幕。上海出版业的人士,有了出去见识世界的机会。
那个年代,正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元升值超越了翻倍的门槛,满世界均奔忙着日本的商人和消费者。你去北美或者欧洲,在饭店的电梯里碰到当地人,他们客气地向你打招呼,脱口而出的问候语往往是:“你——日本人?”这种误会是小事,可以忽略。但是,出版界的人到外面活动,书店总是要多跑跑吧?发现的问题就严重起来。除了华人社区里卖中文书的小店,无论走进著名的连锁书店,还是在博物馆、图书馆内的专业书店,你见不到中国文化的书籍,倒是看到许多印刷精美的日本的出版物,这些均很正常,因为你的经济落后啊。恼人的是,日本的出版物俨然以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出场,很多源于中华的文化因此而被视作日本的创造。比方说,茶的栽培,茶文化的源远流长,我们本来以为在国际上是没有歧义的,当然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啊。可是,当时在西方的主流书店里走走,你会发现那被当成日本的文化、日本的贡献。怪谁啊?怪不得日本的出版人,他们当然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出访者们感觉的是内疚,因为我们中国出版人在国际市场上缺位!
上海出版界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此后的十几年,不少出版社陆续尝试做外语版的读物,花费的精力物力不少,偶尔也有获得一定好评的书,但是,失败的案例则更多些。要在内容、翻译、装帧等诸方面均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中国出版界的经济实力,也无法与日本的大出版企业相比,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事情的转机,几乎是与新世纪的降临同时出现的。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来自北京的领导同志提出,中国出版业必须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希望上海的同志们为此多做贡献。领导的想法与上海出版业多年的愿望一拍即合。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责成上海出版界设计方案,尽快做实这件事情。
研讨会上,有见识的出版人士建议,要制订长期战略,才能实现在国际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首要的措施,应该搭建专业出版平台来落实项目。各出版社可以参与这个战略,但是,大家均肩负国内出版任务的压力,所以需要有一批人心无旁骛地专业做这件事,把上海乃至全国的优秀出版物逐步做成外语版,推介到世界上去。
规划提出来后,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首先被选择为做内容的专业平台。后来,觉得一家公司规模太小,力量不够,于是,上海外文图书公司等另外两家企业也先后加入进来。三家兄弟企业,一家做内容,一家做全球销售,另一家先以提供经济支撑为主,后来又创建了全英文的中国文化网站。于是,三位一体的长江对外出版公司正式构建。这个公司的架构也很有象征意义,就像是中国古代的三足鼎,稳定的公司架构,才能保证事业持续前行。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又创立了长江对外出版基金会,以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文化活动对接的需要。这个专业平台的羽翼逐渐丰满。
D
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认真、细致、踏实,少说空话,是他们一开始就确立的工作方针。
在上海,他们组织了多次专家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文化要走到世界上去)做什么,怎么做?
参加讨论的,既有出版界的资深人士,也有大学和社会各界的学者、图书馆的代表,特别是熟悉各国图书馆情况的人士也很重要,当然,会邀请一些特殊的客人,那就是海外回来的中国学人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各国朋友。
反复地研讨,出版的框架,陆续设计出来又不断被推翻,最后,一种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设计,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各个时间段和各个方面,但是,当代中国各方面的选题是主要的,并且,为符合读者的需求,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要成为骨干与核心。多数专家比较同意用《文化中国》作为项目的总名称,同时在这个总名称下设立二级、三级子目录,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以数百种外语版的中国优秀读物构成《文化中国》的体系。
2001年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上述框架设想既获得了不少赞许,也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批评的意见,主要是担心国际市场的接受程度。有专家提出,我们在国内编辑大型丛书的经验很丰富,因为我们熟悉市场。有的大型丛书,靠各级图书馆的需求就能基本站住。但是,国际市场的规则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几百种书一大套,没有实际的市场需求,你做得再努力,再辛苦,最后,很可能堆在仓库里出不去。
各种专家意见的碰撞,产生了智慧火花,汇聚成耀眼的光束,照亮了夜雾弥漫的前进之路。一位在北京领导部门工作的富有战略眼光的专家,如此归纳了各种意见:我们应该有大框架大规划,否则我们的气度不够,行之不远。但是,内部的规划设计,与市场的营销是可以切割的。我们展现在国际市场上的,并不是完整的大套书,只是一本本从世界读者需求出发的优秀读物,内容、设计、开本、印制等等,完全按照个体的特点去做,去市场上拚搏。整体规划,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规范,是长期推进工作的战略指引。
复杂而高深的理念,如果能够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进行提炼,说明思维已经比较成熟。北京的专家论证会以后,《文化中国》项目设计完整起来,指导方针也更加清晰了,那方针延续至今,始终是基本的工作理念,并且只有八个字:“大象无形,借船出海。”
前面的四个字,就是要解决整体设计的框架与走向市场的单本书的关系。后面的四个字,则是表现了工作者们充分认识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我们不能靠单打独斗,我们需要走合作共赢之路。
E
想要“借船出海”,说说容易,其实非常之难。人家的船,为什么借给你用?你至少得买船票!洋人的船,票价向来不便宜,就算你偶然咬牙买一两次,内心还真不舍得啊。
聪明的办法,是互相“借船”,或者说,是互相提供几张免费船票。
在这个环节上,上海的出版人,是先从合资办印刷企业人手的。跨国印刷集团,眼红中国庞大的印刷市场,想挤进来做生意。上海书刊印刷与包装印刷,历来具备极大的吞吐量。老外把上海作为必争之地,非常可以理解。世纪之交,中国既然已经准备加入世贸组织,印刷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抓住机遇,在全面开放之前,早谈判,早合资,以争取对己方尽可能多的利益,是当时主持印刷合资谈判者的指导思想。当时,出版界内部,出于各种考虑而反对印刷合资的力量尚不小,但是,看准趋势和目标的谈判者们,顶住压力,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经过艰苦的努力,这第一着棋在2002年大体走活了。那一年,不但在上海的青浦地区建成了一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印刷企业,使得参与投资的上海对外出版平台能藉此获得可靠的经济回报,更加重要的是,合资企业承诺支持走出去的战略:上海长江对外出版公司准备走向国际市场的出版物,将由这家合资企业主印制,保证印刷品完全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同时,合资企业的外方,将在其他各方面配合开展工作。本文开头时叙述的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新书发布会、推介会,与他们的协助是分不开的。至少,他们熟悉人头,知道在北美做事如何有效的窍门。当然,他们在中国开拓印刷市场,同样需要合资企业中方的帮助。
这就是互相“借船”,或者说互相提供免费船票的案例。中方开始懂得,国际合作者之间,最看重的是利益的交换。主持合资谈判的一位先生,后来经常微笑着回忆谈判时双方的常用语:“生意就是生意!”
在此之后,这样的互相提供免费船票、低价船票的方法,被逐渐推广至外语版图书的编辑、策划和销售网络的拓展等方面。关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难度,我们在后面将仔细讨论,这里提及的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安排。聪明的上海出版人,在碰到特别重要的出版物,或者是立意要产生广泛影响的出版物,对翻译是竭尽全力的,在初次翻译之后,会期望获得英语出版界高级编辑的译校。他们的人工费之高,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因此,过去的一些对外出版物的译校,常常只能请到海外的中小学教员这一层次。虽然翻译作品的语法准确能够获得保证,但文采之类就难以顾及了。现在,有了“借船出海”的思路,情形大不相同。海外的出版企业,在上海有事情需要这边帮忙时,收到的对等要求,就是帮助校订书稿。这才有了对方的高级编辑“免费”为这边工作的可能。
F
所谓“大象无形”的编辑思想,其真谛在于为每个选题找准市场定位。其战术不是靠大型的出版规划进行集束轰炸,而是依赖每一本书内在的美去赢得读者。
比方说,儿童文学子系列这一块。中国的儿童文学,具备可以和全世界儿童直接对话的优良素质,其卓绝的想像力与温馨的故事情节是能够征服各民族小朋友的。原来能够走出去的不多,毛病似乎与形式的关系很大。像插图绘画的表现不够活泼、精致,像开本和设计缺少充分的童心等等。翻译也可能是问题。尽管文字不多,但是要翻译得让他国孩子喜欢,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做儿童文学子系列这一部分,主事者们在形式和技术方面,不得不花大力气,包括多征询国际合作者的高见。如今,该项目中内核为中国文化的童书受到了西方儿童的欢迎,很多品种当年出版当年重印。2012年3月上市的《中国节日》,甚至人选了美国图书销售商协会“2012年最佳儿童图书目录”。这份目录由销售商从2012年1月至10月出版的数万种童书新品中,选取二百五十五种为最佳童书,并做成推荐目录,在10月通过全美二百五十家书店发行四十万份。
海外家长们的意见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一位母亲留言说她的孩子读了中国的童话书,被迷住了。但是,孩子不喜欢其中的一页,那一页上的少年与手里牵着的一条狗,表情太忧郁了,最后愿望达成,结尾是否能改得快乐些。这位母亲的留言,让编辑们认识到,让孩子们快乐阅读和留下美好想像的重要性。数月后该书重版时,最后一页做了修改。
一些以中英双语出版的童书也大受欢迎。美国《出版商周刊》评价《雨龙》说:“每一页上都有翻译好的中文字,使得该书成为一个很好的语言传授工具。”成立于1933年的美国书界权威评论之一《科克斯书评》则从中看到“优雅的水墨以中国传统风格伴着一种秋天的颜色,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个故事,还有着有趣、冒险等令读者满足的元素”。符合主流市场要求的表现方式将中国文化的内核传递给了西方的儿童读者。
难度更高的,当然是在全方位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读物和中国文学系列的选题。这些书,要找准市场定位,需要关注的问题更加是多方面的。
先讲一个简单的编辑技术思考。书的名称,历来是烦恼编辑的事情。书名太雅,大众读者逛书店时,一晃而过,来不及品味就忽略了,太俗也不行,文化人看了书名就不喜欢。这个烦恼,长年做编辑的全不敢小视。现在编辑以海外读者为市场目标的书籍,又得多几层的考量。
有一个选题,是以陕西出土的考古文化为内容的。编辑很自然地用了《兵马俑》为书名,觉得很大气,外国读者知道兵马俑的也多,一目了然。编辑们有一个工作习惯,确定某些选题后,会找几位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海外朋友喝咖啡,聊聊,听听意见。那一次,恰恰在编辑认为没有异议的《兵马俑》的书名上,受到一位外国朋友的善意提醒。他说:“你们中国的父母,在书店买书,很主要的想法,是为孩子买有意义的书。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有意义的书,是大学和图书馆提供的,一般人跑进书店,想的是买有趣的书。有趣,不是通俗,需要有很吸引他的文字提示,让他急于想看看其中特别的内容。书名正是重要的提示啊!你们的书名,要多考虑除学者之外的一般读者的兴趣。所以,我建议,你们这本书可以叫《秦始皇和他的一万个士兵》。”这位先生的见解,对于编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一本具体的书而言,他建议的书名与原来的书名各有高下,但是,他所表述的外国读者选书的倾向性,肯定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如果说书名主要还是技术性的考量,那么,内容如何适合海外读者,就要复杂得多。全书的逻辑架构,是先于翻译但重要性毫不逊色的关键环节。当西方读者捧起书来,尽量让他们不感觉文化的障碍,少一点隔阂和异样感,需要在书籍的架构上努力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同时,在表现形式上要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细节方面则多顾及他们对东方的求知心理。
有一个案例:著名作家苏叔阳写过一本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书《中国读本》。作家的立意,是向千百万青少年简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此书由辽宁的出版社推出后,销量达到百万计。这显然是一本内容文字俱佳的好书。北京的朋友向上海推荐,建议把这本书做成英语版,理由是,既然孩子们也喜欢,说明深入浅出,让海外读者作为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是可能成功的。
编辑找来这本四五十万字的书一读,果然不错,绝对的好书。但是,随之而来的疑惑也产生了,外国读者能够接受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吗?一位海外朋友看了此书,好心提醒,你们的中学生小学生,年龄虽然小,但是有中国历史课打底,读此书不困难。你让老外来读,需要加的注释,也许比原文还长啊。
看来,要做这本书的外文版,对内容做一番手术是难免的。苏叔阳是大作家,他会允许随便改他的书吗?
在北京朋友的陪伴下.上海的编辑内心忐忑地去拜访苏叔阳。在作家的书斋里坐定,编辑小心翼翼地斟酌言词,提出了想法。出乎意料,苏先生一听是要做走出去的书,以北方汉子特有的豪爽,立刻答应授权,明确表示,可以不征求他的意见,按照需要对文稿任意修改。
最后完成的《中国读本》,是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水准所特别设计的,篇幅也比原著缩短一半。此书英文版在国际市场大获成功。中国内容的书籍,在国际市场上有如此印数,同行们均知晓是何等的不容易!苏叔阳把书寄给**总理,**很快回信,给予高度肯定与鼓励。
还可以说说此书的后续花絮。德国一家大出版社看到《中国读本》英文版的成功,想要出德文版。他们找到中文版出版者辽宁的出版社,要求获得授权。附加条件是,德文版不是根据中文版翻译,而是根据英文版翻译。德国的出版商显然看明白,大幅修订后的文本更加适合国际市场。上海长江对外出版公司听说此情况后,立刻无条件地同意辽宁的同行按照英文版授权。他们想到了苏叔阳授权时的痛快,因此一样痛快: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我们共同的大目标,相比较,利益乃小事,没什么不可以商量的!
G
现在,我们必须涉及一个相对枯燥的问题:翻译的质量。
中国读物要走到世界市场上去,如何提高翻译质量,一直是让出版界头疼不已的事情。
有人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翻译不是突出的难题呢?
答案很简单。近百多年来,中国的学者“睁眼看世界”,出国留学已经有几代人。他们的母语是中文,到海外学了他国语言,本身又是作家或学者,回国后翻译他国作品,自然比较轻松。翻译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作品的中国人,都是我们自己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啊!
中国读物要出去,没那么幸运!世界各国的文化人,懂中文的本来就少,愿意翻译中国作品的,更加希罕,所以,必需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首当其冲的一大难题便是:找谁来翻译?
海归的学生学者一天天多起来,他们当然懂外语。但是,海归们的母语是中文,在彼国五年十年的生活,学习了许多先进的知识与理论,不过,时间毕竟短,语言上的造诣,或许还欠火候。有人建议,可找建国前就留学在外后来回国的人士啊,还有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工作的学者,他们的外语功底深厚呢。这确实是一条路径。难处在于他们大多已经八十开外,不能太辛苦了。再说,语言具备活的生命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离开他国文化环境几十年,语言就少了许多鲜活的气息。打个比方,我们读大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也会有一定的不习惯。至于直接请一些懂中文的海外人士来翻译,当然是比较可靠的办法,做过尝试的出版单位也不少。但是,这样的人士本身是学者、作家的比较少,因此,翻译文学作品和文化历史书籍,往往力不从心,可以翻译得语法准确,却很难反映出中国作家、中国经典应有的文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