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8日，复活节。多伦多还没传出一夜回暖的喜讯，但室内的水仙花已悄然绽放，弥漫融融春意。那时我和先生弗兰克还住在市区的复式公寓里。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地标建筑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一览无余。塔上的千灯亮起节日红绿交替的颜色，在暗夜里明灿耀眼。基督教徒把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复活节，以纪念基督受难后重生。对于加拿大的众多家庭，复活节聚餐是多年延续的传统，我们家也不例外。为此我特地铺上乳白的桌布，摆放讲究的餐具。在座的有我的公公巴尔特，继子大卫、继女劳拉和她的丈夫杰森。晚餐堪称丰盛，芸芥草莓沙拉、牛排、土豆泥、芦笋炒樱桃番茄等，酒是法国的梅洛红，甜点是人人喜欢的苹果派。
饭后，一家人心满意足地踱步到起居室，巴尔特和大卫选了单人皮椅，其他人坐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继续喝酒聊天，享受慵懒时光。巴尔特当了一辈子的牧师，1999年退休，住在市区颇舒适的老人公寓里，再过几个月即庆祝90大寿。我们筹划为他举办一个生日派对，届时他的5个儿女、12个孙子孙女，还有5个曾孙曾孙女都会到场；大卫和杰森夫妇刚买了房子，自然聊起装修和后花园的绿化；我和弗兰克也可谓安居乐业。总之没人为支付账单发愁，甚至每年还能去其它国家度假旅行。
说到旅行，我想起巴尔特下星期将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探望他的妹妹佩普，就问他准备好行装了没有。虽然知道弗兰克将送他到机场，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的侄女也会迎接，还是替他有些紧张。对比许多90岁左右的老人，巴尔特身体算硬朗，能比较自如地走动，但他患有眼疾，还装着心率调整器。我和弗兰克如果不是工作缠身，愿意陪他前往。2007年，我们去过阿姆斯特丹，还第一次见到了佩普，一位80几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老人。佩普曾是荷兰癌症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一生未婚，心地善良，但性格有些孤僻。我对阿姆斯特丹古典风格的建筑、梵高博物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博物馆，还有夜晚的灯红酒绿印象深刻，当然不可忽略著名的喜力啤酒和各种口味的奶酪。我们甚至还去弗兰克的出生地，荷兰北部的小镇考德姆（Koudum）“寻根”。沿途所见的绿野棋盘般平展齐整，五彩风车的硕大叶片缓缓转动，树叶和花朵无不鲜润，令人耳目一新。
几年前巴尔特回荷兰探亲，说是最后一次，但几个月前又预定了机票，决定再远行一回，４月13日出发。他叹了一口气，缓缓地回答，身体应该没问题，但精神上好像还没准备就绪。这几天他才注意到4月13日是星期五。身为基督教徒，他认可“最后的晚餐”的传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共进晚餐，加略人犹大作为第13位客人到场。转天是星期五，犹大出卖了耶稣，导致耶稣被罗马人逮捕，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难。星期五和数字13都不吉利，结合在一起更预示双重恶运，因此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在这样的日子不宜出行。
接着，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巴尔特讲起了一段往事。在1940年二战爆发、纳粹占领荷兰时，他还不满18岁。他为避免被纳粹抓去当劳工四处躲藏，后来加入了地下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到了1945年4月，他所在的中部小镇菲泽温（Vriezenveen）已被盟军解放。他和上司杰西去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Eindhoven），地下抵抗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汇报工作，在回程的路上出了一场车祸，险些丧生，那天正是13日，星期五，阴雨绵绵。他至今回想起还浑身发冷，心有余悸。
巴尔特在后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带我们回到了多年前的荷兰，在记忆的幽冷隧道里，开启一场“特殊旅行”。他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双肩收缩，两手扶膝，凹陷静寂的双眼，却风过深潭般悸动，说到入情时，几次哽咽。在听完了他的讲述后，一家人陷入了长长的静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窗外飘起了细密的雪花，电视塔的灯光变得模糊不清。望望餐桌上过多剩余的饭菜，难以想象荷兰人在二战时熬过的“饥饿之冬”。我们这两辈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习惯于和平日子的舒适，从没意识到在巴尔特的心中，战争仍穿越岁月的重重壁垒无声地持续。
弗兰克把巴尔特送回到公寓，返家后，神色严肃地对我说，那是巴尔特第一次向家人谈起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而弗兰克的母亲伊娜在世时，对二战也是只字不提。我听了，十分惊讶。这些年通过历史著作、文学、影视、艺术作品等，了解了德国法西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被占领国人民的悲惨遭遇，盟军解放被占领国的杰出贡献，也知悉一些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但对巴尔特这位身边人的战时经历却一无所知。归根结底，战争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的。仿佛田野尽头的白桦林，在战争的风霜雪雨中被印下民族的痛苦印记，但世间没有两株同样的树，也没有两个人获得完全相同的体验。通过个体的视角可以摆脱全知视角的桎梏，这使得个人的体验变得珍贵。而巴尔特，为什么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执意尘封记忆？
4月13日，巴尔特战胜了心中恐惧，按计划启程，去荷兰探望了佩普，又顺利返回，打破了“黑色星期五”的魔咒。
我忘不掉他的经历，决定把它记录下来，但因为做全职的IT工作，又忙于创作其它已动笔的作品，一直拖延到了2015，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劳动节期间，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弗兰克、大卫一起对巴尔特进行了采访。那其实不是正式的采访，更像一场家庭谈话。身为音响工程师的大卫，还用专业的设备全程录像。随后，我又开始梳理史料，向多位亲友探问巴尔特周围人的战时经历，愈发意识到，战争的幽灵一旦产生，就会游弋于世界大地，同时盘踞在人心深处，从来都不曾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