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事来访，闲聊中见我房间一角的床边橱上放着一只旧的电唱机，突然眼睛发亮头一扬问我：“迭只就是阿拉老早子经常放唱片一道听的C84的电唱机吗？”经他一问，我来劲了：“对啊，侬还记得这四十多年前的事啊。”
我过去拿掉压在上面的东西，打开机盖接上功放机回头问他：“还想听听吗？”见他若有所思地点头，我试放了一张唱片。说实话尽管音色不如现在的音响效果，但听着、听着这老唱片的音乐，慢慢地回忆起我们那青涩的年代。
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正是文化生活最单调的年月，除了八个样板戏，电影也没几部。歌曲是不少，大都是毛主席语录歌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等方面的红歌。那时革命歌曲经常要学唱，我的音乐细胞不灵，听录音要去专业部门，家庭买录音机是不可能的，要是家里放唱片听听很不错了。于是我跟姐姐商量一起买个电唱机吧，反正我们已工作有经济支配权，长辈也不管。买啥品牌呢？当时市面上只有两种机子，一种是上海唱片厂出产206型号的唱机，还有就是我买的上海录音器材厂制造C84型号的四速唱机。和206相比C84的机型小巧，我就买下了。
那些红歌听多了、听惯了，听觉也疲劳了。有人偶尔悄悄拿来些老唱片放放蛮有味道的，眼前的老同事带来的旧唱片最多，像京剧《四郎探母》、沪剧《罗汉钱》、越剧《西厢记》以及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经典段子。我们经常想听，只是心里都吓丝丝的，听之前要拉上窗帘，声音调到最轻，简直像在收听敌台，深怕外人听到这里有传播封、资、修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第二年的秋天，我不幸工伤脚趾骨折了，在家休养两三个月。幸好有这电唱机陪伴我打发难熬寂寞的日子。这同事很有老唱片的来路，他也顺便借我机子常来过过瘾。有一天正听得入迷时有人敲门，我马上关掉机器盖上报纸，拿起《红旗》杂志示意同事去开门，一位邻居探头进来：“侬脚好点了吗？”我心有余悸地点点头，希望他知趣地退去。可他却悄悄把门关上神神秘秘走到我床前：“我听到梅兰芳的唱腔了，好听啊！再放一遍听听”。我正想装模作样否定。他却拍拍我肩说：“放心，我保证不扩散”。我们怕他揭发，同事朝我挤眉弄眼示意大家都听了共担责任，让我继续。
“嗯，就是迭只电唱机，侬囥得牢噢。”同事的一声感叹拉回我的思绪。看着一路走来的老同事我动情地说：“时间易逝睹物思人，那位老邻居早就不在了。这唱机更见证了你、我的情深意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