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是羊肉汤面条。碗底油珠儿在灯下摇晃。羊肉味儿把神农架推成一个远景，固成一副清薄通透的山水画。神农架悬在高处。谷城蜷在低处。高处的神农架已经很冷，而谷城还是暖和的。
与大姑相依的日子开始。
大姑让我睡在床里面挨着墙不会摔到床底下，她好起夜免得绊来绊去不方便。大姑只占了床的二分之一，而我蜷缩着并不敢占满留给我的二分之一。
内心对大姑充满感激，许多细节看似伺机讨好，其实出于本能。大姑的秋裤卷在腿弯，我把它拽至脚踝。大姑夸我识眼色，她就是脚脖冷。捏捏她的脚踝骨，发现真是凉浸浸的。每晚都会给六姑扯秋裤。
三天过后，大姑言语不再讲究，喜怒无常再无收敛。
“你在那儿看什么看？！” 大姑蹲罢痰盂往上裤子，突然吼一句，吓得我一哆嗦。
“我在看《红色娘子军》画报，”我说：“喏，就在你身后。”
“好。就算你没胡乱看。那我问你，来我这儿几天了，难道还没看厌烦？”
“看不厌烦。文工团演过《红色娘子军》。吴清华……”
“啥无清华有清华！在我这儿，多说高雅的事儿，文工团的事儿少提，只管给我好好读书！”
“我妈他们都高雅。数字老师语文老师一直找我借剧本。《杜鹃山》《白毛女》《红灯记》都是我借给她们的。我还教她们唱……”
“老实了三天不犟嘴。你就是三句话不离唱戏。”
“……那……那我以后不说唱戏了。”嘴上这么说，心里是万分不服的，演戏怎么了，我就喜欢文工团，喜欢那里的叔叔阿姨。他们能唱会跳能说会闹有趣得很。文工团真热闹啊，上班下班都是欢声笑语。只要在文工团住过往后无论住到哪儿都会嫌闷。
“武汉，有个人已经是你姑父了。”大姑说这话时候，我在想姊妹几个玩“扛粮食”的游戏。
“我有新姑父了吗大姑？”
“啥新姑父旧姑父，就喊姑父。”
“好的，喊姑父。”
“你姑父正帮我办调动，该你有福，赶上了。要不了多久跟我一块迁到武汉市。”
我没接话。
大姑一定希望我欣喜若狂吧，而我没有。刚出神农架直奔武汉市对其他人来说也许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吧，跟直升飞机上天差不多吧，可我一点都感到高兴。在我看来，那个名叫武汉的地方离神农架更远，离神农架远就离我一大家子更远。当时想象中的武汉既陌生又深不可测，因为它将把我和我的家人隔得更远，我对它是掺杂恨意的。陌生的武汉陌生的姑父陌生的学校和陌生老师同学都加一块也激不起我半点热情。
大姑兴奋地说着自己的期盼，蚊帐内充盈着喜悦。感觉喜悦没能濡染到她的大侄女，大姑先是失望然后愠怒蹬了我一下：“咦，这就睡着了？”
“哎哎没睡着，大姑你说，我听着呢！”我从浅睡中惊醒。
“不说了。睡！”
大姑高学历，拿着当时全单位最高的工资，我们衣食无忧。可不知为什么，想起那段啥都不缺的日子心屏上的人物和环境会变成黑白二色，搅和在一起就成了铅灰。在神农架，穷得要死快乐得要命，有着入心温暖。吃得好穿得好就没了挂心的事了么？其实不是。总有排遣难应言说的清寂，总是郁郁寡欢。小时候寂寞就是寂寞，享受寂寞是大人的事。
虽说大姑活在盼望中，可她仍是易怒的。也许从小出生在大户人家，家里的伙计佣人随喊随到，习惯了颐指气使。一场红色革命来临，大姑比其他人更难适应。祖父的所谓历史问题弄得她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虽说那段时光我成了她的出气筒，但对我来说大姑永远都是恩人。她的可贵首先是保证我受教育。回谷城的第二天，大姑带我到城关二中找校长，请求她允许我先跟班上，过几天转学证寄再来补办手续。耽误课程在她看来就是天大的事。我的语文和英语成绩很好，不费劲能得高分。数理化不太行。当时大姑父是湖北大学中文系讲师，又赶上中文系招旁听生，据说招旁听生在湖北大学属首例。大姑鼓动姑父让我到中文系当旁听生，学费自然是大姑缴的。出于虚荣心，也想避开一些多余的解释，我在许多简历上填的是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其实我只是肄业。肄业解释起来很费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当年的旁听生很认真。旁听了所有中文系课程，阅读了各科老师指定必看书籍。肄业之后更努力，我比不少正式生在文学方面多出了丁点儿成绩，从根本上说得感谢大姑和大姑父，关键时刻他们把我往文学的道上拽了一把。后来又到鲁迅文学院加固了一阵子，否则，文学的道上群星闪耀，很可能早就没戏唱了。
扯得远了，接着说那段日子。
去二中上学必须经过文风亭。那时经过文风亭就想哭。想起小时候我牵着爸妈的手绕过文风亭回外婆家。现在，一个初一学生只能一个人走这段路。睹物思人，人去楼空的感觉真不好受。我每天上学的时间跟外婆上街买菜的时间差不多，经常在文风亭或哈德门墙根相遇。外婆见老了，一双三寸金莲似乎很难撑住弱小的身子了，摇晃的幅度变大了。上眼皮整个耷拉下来，把外婆原本很好看的丹凤眼弄得有些小三角，似乎也影响视线了，喊几声外婆，她哎哎答应着，四下瞅，好一会儿才能找到我对上光。嘴角的竖皱纹和眼角的横皱纹堆出些支岔让人想到破碎的玻璃茬儿，岁月的狠便是那藏在茬尖的锋芒。声音明显没有以前清亮，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拖着长腔喊我小名了。尾音嘶哑明显破了声。外婆一声喊把从前所有幸福都唤回来了。外婆的眼里多些内容，在想她的女儿吧，落魄到神农架的三女儿。
“还早哩艳儿，到屋里吃碗南瓜糊再上学来得及。”外婆努力睁大眼睛，皴起两腮皱纹。
“好的，我去。”说着从书包掏出一个蒸馒头。
外婆不接。硬塞给她。告诉她这是食堂的馒头，不喜欢吃又不敢扔请外婆帮忙吃吧。外婆这才接过馒头，随手揪一小坨喂到嘴里，用一边的牙齿嚼着去买菜。
大姑经常在下班时间接长途电话。武汉市姑父打来的。大姑的情绪跟一天的工作有关，更与这些长途电话有关。过来人都知道，把小地方人往大地方搬可算是洞里拔蛇。武汉市姑父踏破铁鞋找文件托关系，为凑足各种证明只差跑断腿。那时候，从武汉市传到谷城的消息总是时好时坏。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马上调令会来，第二天我们就能迁到武汉市；有时候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好像一辈子都调不去了。调动更像一个虚幻的梦。这样就让大姑饱受精神折磨，时而情绪高涨，时而垂头丧气。高兴时让食堂大师傅扣一个最好的菜在我碗里，烦恼绝望时逮着我出气。
我只要脑袋挨着枕头就能入眠。大姑不然，辗转反侧，高兴与不高兴都让她辗转反侧。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大姑终于把自己辗转得腹中空空，大概是听见了自己叽里咕噜的胃肠之音，又听到了我那均匀的呼吸声，嫉妒羡慕交织到一块，于是乎，伸腿儿蹬了一下旁边的小姑娘说：
“艳儿，起来——”
“咋了大姑！”我惊异地问。
“饿了，给我下碗面条去！”
“哦哦，”我一骨碌爬起来，边穿鞋子边说：“下面条儿……打不打个鸡蛋？”
“不用，夜里不吃鸡蛋，清水煮面。”
大姑问我吃不吃，我摇摇头说不饿。我瞌睡得很，瞌睡虫还黏在枕头上，稀里糊涂添多了水赶紧撇出去。
大姑吃完面条儿心情大好，躺在床上精神头十分饱满，柔和声音对我说：
“大侄女——”
“听着哩大姑。”闭着眼睛应声。
“就凭这一件事儿，你的好印象就在那儿了。”
“什么事儿啊大姑？”
“给大姑下面条儿的事啊。”
“这有什么呢大姑！”
“值得记住，”大姑说：“不用琢磨都知道，半夜三更我蹬谁一脚谁能起来给我下面条儿？能给我下面条的就你一个，一点儿都不犯迷糊，一骨碌就爬起来了。谁都没你这么好。真的艳儿，大姑实话实说。”
大姑不怎么表扬人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你是我大姑，应该的。”
“你是大姑的贴心人。”
带着被肯定的喜悦，猜想能和大姑相处得很轻松。
第二天下午放学回来，进屋看见大姑脸色阴沉，白皙的脸泛着焦黄，心里“嘎噔”一下提起来，我没做啥错事儿，猜想是大姑单位的人惹了她吧。
心里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吃着晚饭，时不时拿眼梢勾带对面的大姑。大姑有一口无一口地吃着，神情完全不在吃饭上。我提醒自己不要啪叽嘴，不要刨菜，要双腿并拢，要用左手中指和食指扣紧碗底。尽管这样，大姑的沉默仍让我如坐针毡。
“我……”大姑终于开口说话，盯着她的筷头上挟的几根绿豆芽，往嘴里喂的当口突然想起了要说的话，筷子上的绿豆芽搁在干饭的凹陷里说：“我……一直想问你件事儿。”
我梗直脖颈，不再听绿豆芽在牙齿里发出的稚弱脆响，紧张地问：“什么事儿大姑？”
“你说晌不晌夜不夜早不早晚不晚的你爸妈怎么突然发善心把你送给我？”
“唔……他们说……大姑身体不太好……要人照护。”
“那为什么不是早一年或是晚一年，而是不早不晚在我快要调到武汉市的时候？”
“唔……我们谁都不知道你要调到武汉市。”
“这就更奇怪了。哼哼，都在哄我。”
“哄你做什么，大姑又不是小孩儿。”
“没哄我？见我没男人没孩子，哼哼，不用脑袋都知道你们安的啥心！”
再也说不出半句话，只觉得委屈，只怪我妈硬把我塞给她。
后来不再生大姑的气。她这是心里的病。不仅我不生气我还劝其他人不生气。
一直没想清楚，一家人窝巴一起好呢还是寄人篱下好。几十年过后，也算过上了多人眼里的好日子，没理由再去抱怨任何人。其实，有些事不必细想，大可尽情努力，都有万能慈悯的真主罩着我们。
人生在世，带着感恩努力应该不会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