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上看起来，陈蕴珍嘻嘻哈哈、无忧无虑，其实内心是很焦虑的，她急于要赶上时代的步伐，改变自己作为家庭妇女的生活。1960年代初，得到《上海文学》主编叶以群的同意，到《上海文学》当“义务编辑”，这并不是巴金的安排。巴金一向尊重爱人的选择。
这时她没用陈蕴珍的本名，而用了当译者时的笔名萧珊，这个名字是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三个女生同住一室，她年龄最小，被同伴亲昵地唤作“小三子”的谐音。《上海文学》编辑部同志都称她萧珊。我也因《收获》停刊，调入《上海文学》，和她同坐在一间办公室。
过去，她常帮巴金先生做一些编书的事情，还帮平明出版社审读过翻译的书稿，很熟悉编辑业务，又熟悉文学界的一些作家，短时间内她就向全国各地她所熟悉的文友，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约稿信，织成了一张大大的作者网，每天看稿改稿约稿很是忙碌，干劲十足。
记得那一时期，她每周都能给大家带来文坛新信息和稿件的喜讯，有她在，办公室里充满生气。
为了得到短篇小说大家沙汀的新作，她紧盯不放，电讯不断，还频频要正在成都写中篇的巴金帮着当面向沙汀催逼，终于在1962年2月号《上海文学》中刊出由她编发的沙汀的《假日》，很受读者喜爱。
可贵的是，有时约来的名家之作并不理想，她能秉公办理，亲自退稿，不怕得罪人。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刊物质量要紧！”她非常爱“我们的刊物”——《上海文学》，很敬业。她真心实意想在工作中改造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那时，我们经常下乡帮农民收种。按理说，她没必要参加，完全可以趁机回家料理一些家务，可是她不愿脱离集体，早早穿好运动鞋来到编辑部一起出发，没有一点娇气。
她对我们年轻的编辑非常友爱。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组织上为了照顾专家、学者、名人的健康，每月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文化俱乐部（政协餐厅）的用餐券、萧珊常分别邀请年轻的女同胞共享。我就被邀请过几次，每次她都热情真诚地给我夹菜，说：“给你增加点营养。”她是那么关心别人。
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四清”运动，我到了农村当工作队员，萧珊也争取到一家铜厂当工作队员。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很快活。
谁也没想到一场摧毁人性的灾难毫无征兆地罩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