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作品，是在1985年《萧乾传》完成之后。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先是内部出版，1988年公开出版。当我有机会阅读到他的《一九八四》等作品时，顿时吃惊于他的浅易却又深刻的叙述方式、高度概括力和历史震撼感。就在产生这种震撼的时候，萧乾送给我两本奥威尔“二战”期间在BBC工作时的作品集。1987年列入英国“企鹅丛书”的这两本书分别为《战时广播》（The War Broadcasts）和《战时评论》（The War Commentaries）。奥威尔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在BBC印度组工作，由学者W. J. 韦斯特搜集编选的这些作品，记录着奥威尔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留下的声音，它们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在《战时广播》编者序中，韦斯特这样说道：“对印度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所以奥威尔希望找到能够向印度广播的中国人，向他们介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领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正好中国作家萧乾在战争时期在伦敦居住，于是，奥威尔便给萧乾写信询问他能广播什么。”
萧乾1939年秋天在“二战”全面爆发时从香港到达英国，是这一期间来自对日战场的唯一的中国作家。请萧乾到BBC向东方听众介绍中国，是奥威尔在1942年年初的一个新内容，他在2月1日播出的“工作计划”中说：
“东方角度”专题要开始新的节目表。……顺便我愿意告诉你们，在BBC印度组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我们仍然保留“东方角度”的基本意图，但多少改变一下范围。第一系列，‘风云人物’介绍我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第二系列，‘今天与昨天’，讨论战争所引起的英国社会变化，如食品控制、农业作用、教育制度、报纸、流行文学的变化。第三系列，‘对我意味着什么’，探讨抽象观念：民主、自由、经济稳定、进步、国际法、民族独立等。
至于这些播讲者，都是东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中国人和缅甸人。我们特别希望尽可能为你们请来更多的中国播讲者，因为印度与中国休戚相关，在现在这一时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亚洲与欧洲一样，也正在为它的生存而与法西斯作战，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国，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为此，我们也许会偶尔打断原定计划，向你们播出一些由中国播讲者所作的特别内容的节目，因为原来的计划绝大多数是根据西方人的兴趣安排的。我要请你们特别留心听由萧乾先生所作的两次谈话，他是正在伦敦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不同地区待过。他会告诉你们一些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状况，以及日本人企图摧残和征服牺牲者的种种手段。
最后，我得说能制成这些广播，对于我是多么愉快，我相信这些广播在当今时刻，对我所出生并有许多个人家庭友谊的国度，会有真正的帮助和建设性。
（译自《战时广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乾开始与奥威尔的合作。
1989年前后，我翻阅关于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尝试翻译其中部分内容，不时去信请教萧乾，他在回信中多次谈及奥威尔，还寄来一些相关资料：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日，萧乾致李辉
George Orwell那时也住在Hampstead，他是BBC远东部主任。他曾约过我几次去广播，一次谈Ibsen in China。还有一次与当时在伦敦的印度诗人Tambimutti（坦毕木提）交谈中印文化。我的印象中，他很正直。三十年代中期，他曾是左翼作家（年轻时，在缅甸当过警察），西班牙内战时，他参加了反弗朗科的民主阵线，似乎也在西班牙内战中开过救护车。Virginia Woolf的侄子（曾在武汉大学教过课）就阵亡了。但苏德协定（1939年）后，他转向了。从Animal Farm及《1984》二书可见。
George Orwell的文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民化”。例如他的论文Dickens，评得很深，而文字很浅显。他有意避免“文人腔”。E.M.Forster的Essay也有这一特点。
一九九〇年三月四日，萧乾致李辉
这书评包含一些对G.O.精辟见解。（尾巴只二三行，未剪。）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昨晚英国友人寄来George Orwell致我的几封信及印度对我的广播反响。因此，动笔前仍望你来一取。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萧乾致李辉
当时BBC分Home Service（国内广播）及Foreign Seivice（海外广播）。后者又有远东部，而Indian Section属远东部，只能作“印度组”，不宜作“部”。
Through Eastern Eyes译“通过东方人眼睛”可以，也可译作“东方观点”，“东方角度”。不可译作“来自”。
These Names Will Live不是“难忘”，而是“不朽”，即“不朽人物”。我没讲过。我只讲过“五四文学”（当时记得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及“易卜生在中国”（又收Semolina Others一书））。
当时与我同时广播的有两位印度作家，一为小说家Mulk Raj Anard（安那德），一为诗人Tambimuttu Anard曾把他的小说集献给我。
与奥威尔的交往，萧乾十分愉快。萧乾告诉我，奥威尔热情、朴实，时常为了一篇讲稿，同萧乾做非常细致的探讨。从内容的选择、播出时间的长短、录音时间的安排，等等，奥威尔都亲自与萧乾商量。在半年时间里，萧乾分别向印度、美国、英国作了多次广播，分专题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学、战争背景，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这些广播题目主要为：《日本的新秩序》、《中国沦陷区现状》、《中国作家的两难之处》、《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等。
萧乾关于中国战争现状的广播讲话，在印度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是奥威尔感到异常兴奋的事。得知这一反应后，他立即致信萧乾：“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印度的报告，谈及我们二月下半月的广播。我想你对下面来自达卡的话是感兴趣的——‘二月二十六日由中国播讲者所作的关于被占中国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谈话非常吸引人。’我们收到的来自印度的评论很少，所以我认为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的。”一个编辑，和作者分享着成功的快乐，那份喜悦充溢在字里行间。
与萧乾的合作，奥威尔也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萧乾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工作出发，他需要来自中国的介绍，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自然是文学。在结识奥威尔之后，萧乾曾将自己在英国新近出版的《苦难时代的蚀画》英文著作送给他。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概貌，奥威尔过去对之非常陌生。他兴奋地读完它并决定请萧乾就此内容作几次广播。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极为兴奋地写道：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过去对此我是一无所知的，我想听众也会有同感的。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的文学是生机勃勃的，使他们乐于通过英文翻译而接受它。当然，你可以对中国早期文学作一简略的背景介绍，以说明现代创作方法是一种新的发展。我曾在《新创作》上读过几篇中国短篇小说，是它们第一次使我产生安排这些广播谈话的想法。（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不仅如此，奥威尔还为萧乾的两本英文著作，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prints（《龙须与蓝图》）和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千弦琴》），撰写两篇书评，先后发表于Observer（《观察家》）报。
忽然发现一个时间的巧合。奥威尔发表这篇书评的时间是1944年8月6日，我抵达伦敦的时间是2014年8月8日，两者相距恰好整整七十年。我开始采访、撰写萧乾传记，是在1984年，两者相距也是整整四十年。这一时间巧合，对于别人大概毫无意义，可是，对于我，却多了特殊意味。显然，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寻访奥威尔，很多程度上恐怕与萧乾有关。拜谒奥威尔时，我愿意替一直关心、帮助、爱护我的萧乾先生，向奥威尔献上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