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后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我猜想，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是贫农；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四十多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文化专制主义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九、十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肖某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观点。
接受任务后，先读上面几部长篇小说。读后大家感觉比较一致，认为《金光大道》无论主题和艺术技巧都比《虹南作战史》好。肖某知道我们的看法后，多次跑来阐述他的观点：“《虹南作战史》比《金光大道》好，更加突出路线斗争。”肖某是工人作家出身，又是写作组成员，我们当然得听他的。在“文革”时代，文艺创作不过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艺术技巧完全不重要。其实，根本用不到我们读小说，只要按照肖某预定的观点写就是了。我们却还像真的一样，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可见一斑。文章写好后，肖某看后觉得不行，又找我们谈，更系统地兜售他那一套“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的“文艺理论”。我私下以为肖某的“文艺理论”有问题，觉得生活是客观的、真实的，不能任意解释和剪裁。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是朱某，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的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块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康平路的写作组设在一栋洋房里，地方不算大，但难得见到这位总管。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依然一脸严肃。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即使偶尔见到，也裹足不前，不会献媚。对长官或权威人物敬而远之，是我生来就具的品性，直到现在依然故我。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了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三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九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一共四个人，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W老师、水文地质大队政工组干部吴某、我。原计划先去安徽等地采访，因吴某要参加水文地质大队的党委扩大会议，抽不出身，改变计划去上海郊县金山“深入生活”。我们一行三人乘郊县的长途汽车，往金山张堰镇。那时天气似乎比现在冷，寒风扫过田野，满目皆是凋零肃杀的景象。张堰镇很小，只有一条街，稀稀落落的几爿店铺，一家肉店的柜台上摊着几片鲜红色的猪肉。水文地质大队的工地就在镇附近。八九天时间里，开了七八场座谈会。
晚上，住在地质队的宿舍里。那是一排很简陋的房子，每间四张床铺。已经是冬天了，床上还挂着蚊帐。夜里很冷，须盖两条棉被。最不方便的是夜里出来小便，厕所较远，大家都是就近解决。趿着鞋子，跑到宿舍前面的空地上，下身冷得直发抖。摸到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十天后，我们由金山返回市区。
十二月下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水文地质队配给一辆吉普车，司机也姓吴，四十多岁，经验丰富，阅历也广。第一站到无锡，当晚住在城内。第二天早晨，一看天在下雨。本想顺便看看太湖风光，不巧碰上绵绵阴雨，便决定往宜兴。吉普车在无锡城内的马路上缓缓移动。雨比早晨大了，车窗玻璃上的刮水器发出呆板的声音。透过雨水模糊的车窗，看到马路两旁撑着雨伞的人流。我们要司机老吴小心，他若无所闻。开了几十年的车，还要你们这些外行叮嘱吗？可是，老司机偏偏出事故。不知不觉间，吉普车把前面的一个女人撞到了。司机老吴刹车慢了半秒，他以为不会出问题，想不到雨天的马路特别滑，眼睁睁看着惯性把车子推过去。幸亏车子撞到女人后，也停了。老吴失手后，不发一言，慢慢下了车，看看女人好像没伤着什么，便送她去附近医院检查。还好，女人确实没受伤。
处理完突发事件，出无锡城，经太湖边，水天濛濛，一片浩淼，难见帆影。当晚宿于宜兴城内。次日上午，冒雨出宜兴城，往西北方向的山里跑了三十里路，游览有名的善卷洞和张公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天然洞穴。两个洞洞中有洞，洞中有水，鬼斧神工。游宜兴两个洞的用意，是考虑到水文地质队找水，经常要下洞穴，故先对洞穴有所了解。当然，“顺便经过，不费工夫”，在这次去安徽，以及后来去江西、广西等地采访时，也常常游览当地的名胜与自然景观。“深入生活”，总不能把眼前的美景都放过吧。
由宜兴再到南京。看过长江大桥、中山陵、雨花台，过江至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部队在山里，上海水文地质队曾帮助他们找过地下水。
在南京住了将近一星期，1973年的元旦到了。元旦过后，到马鞍山参观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9424工地。工地技术人员陪同我们，乘升降机下到地下两百多米的坑道中。夜里，看焦炉出焦，红光四射，非常壮观。1月4日，去芜湖途中经马鞍山市采石矶。这是长江中下游的一处胜景。江边的巨石突兀而起，如刀削，高数十米。李白晚年在此逗留，作《横江词》六首，其中第三首有句云：“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从采石矶拾级而下至江边，依山筑有一寺，上书“瓦官阁”三字。阁外寒江万里，滚滚东去。李白又有《牛渚矶》、《夜泊牛渚怀古》等诗。牛渚矶与采石矶相连，据传东晋温峤燃犀牛角，照亮江中水族。这里，又留下李白“捉月而死”的浪漫传说。我找到李白衣冠冢，静静地立在墓前，似见“诗仙”的飘逸身影。我自中学起就爱读李白，进“复旦”后又读了一些关于李白研究的文章。这次游观采石矶，步履当年李白的足迹，感到心胸开阔，逸兴遄飞。
告别采石矶往芜湖，宿了一晚。次日，来到铜陵新桥矿，采访了五天。这个矿是上海“小三线”工业基地，当时正在筹建。矿种很多，有铁、铜、硫、金、银。这里几天前下过雪，工地上的机械设备上还有残雪。
1月10日，行程一百多公里，由芜湖至黄山。当时，我们从山南进山，在汤口稍作停留。汤口是黄山南麓的小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自古以来是登黄山的必经之地，登山者多于此落脚作物资和体力上的准备。暮色中，黄山险峻的山峰黑压压地矗立在前方，汤口犹如小小的弹丸，流经的溪水冒着热气。几个山里人裹着老棉袄，围着火炉取暖。由汤口再进黄山大门，宿于温泉宾馆。
第二天，四个人兴致勃勃地登山。由山脚而上，刚到半山寺，刘某就已脚力不支，向走在前面的W老师喊道：“拉兄弟一把！”过了半山寺，云气时浓时淡，渐入佳境。到玉屏楼，见著名的迎客松咬住山崖，虬枝摩空。远望茫茫云海，奇松怪石，雄奇秀美，目不暇接，惊叹天下竟有如此好看的山。我和水文队的吴某体力尚可，刘某、W老师早就累得不行，远望北海方向峰峦如屏，遥不可及。天空阴沉，腿力又不济，大家决定到此为止。说实话，我兴趣正浓，凭我的体力，足以走到北海，但少数得服从多数。这时，在蜿蜒的山路上出现一群“拉练”队伍，前头有人扛着红旗，每人拄了根拐杖，其中还有不少女的，从我们身边经过。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如蚁行，对比我们的不中用，未免感觉惭愧。
身在壮美的黄山，走了一半还不到，居然不走了，实在觉得太辜负天下美景。怏怏之中，望着近在咫尺的天都峰，我决定爬上去。上天都峰必须经“鲫鱼背”—— 一段寸草不生的斜坡，中间稍隆起，很光滑，长达数十米，两边是令人目眩的深渊。当年过“鲫鱼背”没有固定的铁链可扶，过去确实需要胆量。我年轻胆壮，踩着小步，弯着腰，踏上“鲫鱼背”向上。W老师在下面紧张得高声呼叫：“小龚，快下来，快下来！危险！”其他三个也不断挥手，示意我下来。结果，爬了一半退回来。站在下面遥望峰顶，可望不可即，只能仰天兴叹，遐想而已。十几年后，我第二次上黄山，“鲫鱼背”上竖起了铁柱，拉起了铁链，险坡顿成通途。我毫无困难地登上天都峰，了却当年的心愿。
从玉屏楼下至温泉宾馆，已是傍晚了。第二天，决定不绕太湖，往东经杭州回上海。山区公路狭细如带，穿村过岭，曲曲折折向东飘去。虽是隆冬季节，竹林依然青翠，清澈的溪水汩汩流淌。河上的木桥，陈旧而温馨。高大的乔木落了叶，光秃秃的，形态各异，点缀着江南的山水和村庄。村庄里炊烟袅袅，生机盎然。连绵不断的景物在眼前展开，朴素、自然、淡雅、超逸，不由联想起元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觉得这种美景千古如斯，我犹如生活在古代。这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江南自然山水的独特韵味，那是醉人的美，终生难忘。
我平生一遇绝佳山水便觉日月清明，心胸荡涤，不能自已。究其原因，可能与我的天性有关，更能确定的是，与我早年就有机会游历南国山水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终生服膺这两句话。万里路上一片片陌生而新奇的风景，使我一点点读懂天地之大美、读懂什么叫物我相融，读懂何处是精神的栖息地，也一点点意识到红尘的污浊喧嚣。不久，我随剧本创作组远赴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与各地风土人情竞相呈现，应接不暇。这对我的生活情趣和后来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原计划三月初就去江西继续采访，组里的几个人却改变主意，定于四月份外出，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再说，免费走了这么多地方，看了许多从来没看过的景致，难道可以推托，不作一点回报吗？于是从二月下旬开始，将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三月初，他们要我搬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说住到那儿清净，有利写作。我在三楼的一个房间自我禁闭，冥思苦索，搞“遵命文学”。当然，也并非闭门不出。有几个星期天，仍和女友约会。
到三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但要在四月末完成，仍很紧张。所谓“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不过，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尽管有时时间紧，却从不把自己关在某处。我不相信“打断思路”之类的经验。四月初，居然放下手头的剧本，花费八天时间，还走了一趟大连。
大概在四五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抛弃了一个无价值的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电影剧本。如今，哪怕满城都是“国产大片”的广告，都无法动我耳目。
五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工人作家肖某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某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五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是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由南昌再往赣州。当时，省内的长途汽车票很紧张，一时买不到，在南昌停留三天等票。乘几天空闲，采访南昌郊区的一个地质队。饭桌上，听当地人讲邓小平在新建县某机械厂下放劳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