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也在南昌，我曾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过“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
另外，陌生人还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这次同一个不知来路的陌生人争论，种下了祸根。不懂人情世故，遇到陌生人不设防，轻率直言，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来朱总管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或许是派来“卧底”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行程。从南昌到赣州，行程三百多公里。黄沙石子铺就的简易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陈旧不堪，一路上车门“哐当哐当”作响，真担心会散架。若碰上深坑，颠得骨头都痛。不过对我来说，路途的辛苦实在不算什么，兴奋始终伴随我。一抹一抹的红土地，路边粗大的樟树，绿荫如盖，还有散放的猪，样子很脏却特别有活力。总之，入眼景致皆有趣。我理解了“饱览”一词的含义。
当暮色越来越浓的时候，离赣州还有七八十公里路。长途汽车停在兴国，必须在这儿宿一晚。第二天上午，由兴国抵达赣州。赣州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街道很特别，都有长长的走廊，既可遮阳，也可避雨。后来到广州，一看那边的街道也是如此。
次日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在瑞金共停留了七天。期间，开了几次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还去参观“红色首都”的遗迹，如叶坪、沙洲坝、云石山等地的毛泽东旧居，听了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有一天下午，特地去瑞金城北边的大柏地，体验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的意境。“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无缘看到，但“关山阵阵苍”的景色庶几有之。由远而近的山峰连绵不断，并不险峻，却很有气势，每个山头都青翠欲滴。
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又回到赣州。再由赣州至广东韶关，停留一晚。次日，乘火车去广州。广州附近没有地质队，本不在采访的计划之内。我表示去广州“师出无名”，但有决定权的人当即否定我的看法，说以前没到过广州，出来一次不容易，不可错过。我在组里是“小三子”，自然不再有异议，而且心里很乐意。
南国热得早，六月初的气温已经三十五度了。在广州，冒着烈日凭吊黄花岗辛亥革命烈士墓。三天之后，又乘车到了广西柳州。柳州的天气比广州更热，每到下午，火辣辣的大太阳将气温抬升至三十六度，最热达三十九度。我们住在柳州水文大队总部招待所。那时没有电扇，自然更不知世界上还有空调机。夜里，室内的温度仍很高，睡不好觉。最烦人的一种叫做“蠓”的小虫，绝对是防不胜防，一咬一个大肿块，奇痒。
又四五天之后，跟着柳州水文队的大卡车，到大队属下的一个分队去。这个分队在巴马瑶族自治州县，距柳州大约四百公里。沿途先是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地貌，青绿的山峰，千姿百态，妩媚妖娆。越往西，山坡上、江水边，时而出现壮族、瑶族奇特的房舍，竹木结构，上下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口。山连着山，有的地方很少看到像样的平地。美丽的亚热带风光，与贫穷和闭塞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江边一丛丛的凤尾竹，挺拔又婀娜，刚健又妩媚。清碧的江水，映着蓝天白云，而丛竹点缀其间，成一幅绝妙的天然图画。
巴马县城简陋得像个小村庄。瑶族人穿黑色的衣服，女人也用黑布包着头，个个皮肤黝黑。我不明白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巴马何以能成为有名的长寿之乡。
当夜，住在巴马县城的招待所。虽然只住一夜，却使我至今仍记得这一夜的苦热。躺在被蚊帐包围的木板床上，热得根本无法入睡，用枕边的毛巾不停地擦汗，汗仍像地表渗出的水，滴在竹制的枕头上。在我的经历中，最难熬的酷暑之夜，最早是“文革”初期崇明农场的芦笆屋，其次就是巴马了。
巴马的采访结束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停留一天后，到了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芦笛岩、七星岩两大溶洞中的石柱、石笋，如虎如狮，如菩萨，如仙女……比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奇妙好看多了。W老师去过阳朔，对漓江、阳朔的景色赞不绝口，说得几个人极向往。可是又觉得天太热，加上从上海出来半月有余，几个人都喊累，便放弃漓江、阳朔。实际上我很想去，大家决定不去，使我失望至极，害得我以后常常想像漓江的美景。直到上世纪90年代某一年的春节刚过，我去南宁函授，返回时特地在桂林停留，然后独自乘船溯漓江而上，至于阳朔，正值元宵佳节，明月在天，慢慢走到漓江边，远远地看到江心中的一团火，不知是神是鬼。一边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边回想二十多年前未能游漓江的宿憾，今朝得以了却，觉得自己真有“山水之痴”。
在桂林就数我看山看水最有劲。当大家站在江边远观象鼻山，逐渐似看非看，最后什么都不想看时，我却兴致勃勃地爬上江边的伏波山，构想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形象，直至峰顶。俯看桂林城，屋舍层层叠叠，再望远方，一座座青碧的山峰拔地而起，如巨笋、如金鸡、如骆驼。有的妩媚，有的危仄，有的嶙峋。
桂林停留两天后，到了长沙。这时，外出已经一月有余了。几个人都归心如箭。刘某、W老师好像特别累，回家的念头更迫切。原计划还要去湘鄂交界处的女子钻井队，路比较远，汽车要跑两天，大家便不想去了。对于剧本如何修改，意见也不很统一，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说是深入厂矿、深入生活，其实即使到了下面的水文地质队，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不够。跑的地方虽不算少，但蜻蜓点水的多。所以我担心，回上海怎么向写作组的领导汇报交代？
最后一站是武汉。黄鹤楼影踪全无，黄鹤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只好跑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指点龟蛇二山，觉得平淡无奇。七月初，武汉这座火炉已经烧起来了。住了一宿，乘江轮东方红10号，经过五十多小时的风水相激，于7月5日中午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
这是我生平历时最长的一次外出游历，从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以时间长短而言，迄今为止仍未打破当年的纪录。由上海至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再回上海，行程七八千公里，经历地域之广，见闻之丰富，印象之深刻，也为后来的单次游历所不及。
转瞬间四十多年往矣，当年采访的人物事迹早已遗忘，电影剧本中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忘得踪影全无，唯有江西的红土地、瑞金的大柏地、广西的竹林、南宁的鲜荔枝、广州的黄花岗、巴马的酷热、桂林的山水……依旧历历在目。在“复旦”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中，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再比我走得更远，看到的比我更多。我在“复旦”三年多时间里，最有收获的是两件事：一是自学，读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名著和文艺理论著作；二是借写剧本的机会行走，读南国的人文胜迹和自然山水。事实证明，不是那个时代虚构的“英雄人物”永恒，而是大地永恒，山川永恒，自然美永恒，我们民族的绵绵历史永恒。大批判和写作“遵命文学”，并没有给我精神和审美的提升，强权政治话语、文化暴力与偏见不仅没有给我良知及是非的判断力，反而蛊惑我消灭自我、消灭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不言不语的自然山水，以她生生不息的生命，让我理解美的伟大和道的永恒，也稍稍理解人的生命可以安顿在山林泉石中。后来我读《世说新语》，读到东晋名士孙绰讥评卫永：“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立刻心有戚戚焉，非常赞同山水与作文密切相关的说法。又读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徐渭不得志，纵酒之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飞，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更加体会到文章须得山川之助的说法确有道理。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我的女友来信了，信上说：“上星期六面晤至今虽则仅有三天时间，然而思念之心一天甚于一天，总好像还有千言万语未倾吐似的。”又告诉我她的假期有一个多月，回家的日子快到了，问我何时放假。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也放假，想和我一起回家。我何尝不想和她一同回家，只是不能走，电影剧本要讨论。为节省从“复旦”到康平路来回花费的三小时，也为了工作方便，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地点，就在市委写作组对面一栋九层楼的七楼。我带上盥洗用具，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
这时，已经是七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这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友身边，固然是一大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们有本事能再搞出一个“样板戏”吗？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改是他人的事，我也没本事改。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再说，我也怀疑他们未必能改好剧本。肖某显然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剧本经他亲自动手修改，才发表在上海文艺性综合刊物《朝霞》上。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掌管当时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离中心远之又远的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比如会耳边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蒙蒙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又告诉我先到《朝霞》编辑部，同一个工人作者一起去厂里。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我一定要去。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里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文学成了政治的婢女，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变成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我不愿意去国棉二十一厂，不愿意搞“遵命文学”的最主要原因。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我“不识抬举”，不想高攀写作组。
过了几天，长久的内心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同专业的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某月某日，某某说了什么。
厄运很快降临。
立刻，我从前半生的高峰上摔下来，跌进一生中最深的低谷。
我看到了人们的各种嘴脸，懂得了什么叫政治暴力和精神绞杀。正直和卑鄙同样分明。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