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不要批斗顾尔镡了”通过中宣部下达后，江苏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也随后找顾尔镡谈话，这次不再是要他检查，而是对他颇多鼓励。老顾的处境改善了。后来在一次省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受到大家信任当选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又有新的成果，如与王冠亚合作编剧的电视剧《严凤英》（十五集）获得很高的评价和声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顾后于1999年辞世。
前面说到的这位王正同志在2003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由他口述、陈遼记录的文章，揭秘了当年他向耀邦反映了顾尔镡和他的文章的真实情况，才使**了解了真情，平息了这个事件。但是，他没有说明是由于不准确反映情况的简报误导了中央领导，使耀邦随之误判写了批示引起的；涉及《文艺报》部分与事实也有出入。2015年，又有一位史义军先生曾从事编撰《**年谱长编》，他撰写了《**与顾尔镡事件》一文披露了当年**批示和江苏省委报告的全文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发表在《江淮文史》第3期。另一位劳舟先生写的《**处理顾尔镡事件的前前后后》发表在《天涯微博》2015年11月26日。后两者把事件全过程大致说明了。这些文章都赞扬**“尊重事实，顺乎民心，收回了成命。他的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那就是以人为本，尽可能地对被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令人敬佩，让人想起子贡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想起屈原所颂：‘秉德无私，参天地焉。’他不愧为知识分子的好朋友。”（劳舟：《**处理顾尔镡事件前前后后》，见《天涯微博》2015年11月26日)我的同事刘锡诚曾在他的著作和悼念陈遼文章中谈到此事，但因他不是当事人，所说有关情况多有不确。
看到这些对**的赞评，我在赞同的同时，还陷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做错事要勇于承认、改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反思、忏悔、道歉了。大到政治家，小到孩子；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日常人与人的偶然碰撞，都似乎难以启齿说声对不起。正因为如此，**前后处理此事的实事求是的诚恳态度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尊重。我还想人们一定注意到那时的风气：一个省里的下属王正难得见到老领导就有勇气对**当面说真话纠正胡的批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记得当年潘汉年专案组同志经过反复严密调查，明明已经确认潘案是不实的，报告给了两位最高法院领导，后者也看清了此案实情，但最后还是说这案子是上面即毛泽东决定的，我们只能按此办理。往昔这种不正常情况几乎已成普遍的常态或谓之“潜规则”。而现在**听了不同意见不仅不恼，反而立即收回成命，通知不要再批斗顾尔镡了，这就成了少见的特例。再看张光年，既能接受下属建议撤回自己原有的决定，也能对上级领导直言各种不同意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听了竟然表示接受；江苏省文艺界那么多的作家教授等等敢于发表与省委不同的意见，甚至拒绝省委布置的写作任务……终于上下互动避免了一次错案的发生，减少了一次如《苦恋》那样可能影响到全国文艺界的风波。这一切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平常事，但在经历了“文革”前后数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人们是那么珍视欣幸，感受到了思想解放、敢于说真话、人们得到尊重、民主气氛的可贵，相信这将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也正是现在人们那么喜欢回忆19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并给予很高评价的缘故吧！
当然，世界上的事总是有复杂曲折的一面。此事处理过程中固然也经历了反复甚至偶然的因素，但毕竟有了圆满明确的结果。但有些人却念念不忘，不管你已经纠正恢复事实真相了，他仍当作“问题”说事。1987年正值“反自由化”的高潮时，文艺界一位老领导林默涵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长篇演说文艺界的自由化之严重，首先举例就是顾尔镡的那篇文章。后来还把他的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1987年4月14日）上，题目是《坚决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说：“1979年春天，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来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文艺界马上有人写文章，要‘突破’四项原则……”
林默涵同志在“文革”前从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前夕的文艺整风，一直是领导全国文艺界大批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他在强调前十七年的大批判基本上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同时，强烈批判当时出现的诸如“伤痕文学”是“**文学”等等；所以这时把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再一次拿出来作为错误的证明，似乎又想再一次重演当年整肃文艺界。遗憾的是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兴趣。毕竟历史老人已经大步往前走了！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