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街上寂无人影。酷爱读书的母亲，从东四六条胡同东口的小书铺借来一本慈禧女官裕容龄所写的《清宫琐记》。
在夜晚的灯光下，全家人轮番传看，还引发了对周围皇亲国戚的不少议论话题。父亲提起，往日皇上当朝，无论谁，若没有一笔好字，甭说仕途，连混碗饭亦难矣。由此，又提及胡同附近的几个文人，自然少不了八条胡同的王遐举老先生。数年后，我的中学同班学兄刘伟恰与裕容龄同居一院，偶与“慈禧女官”交谈成了我的一大享乐。为习书法，我曾拜“章草书圣”郑诵先为师，却连“半瓶醋”都没达到。此乃后话。
先说王遐举。为人善良且在四邻有良好口碑的母亲，素与王遐举夫人是好友。她俩时常一道买菜，一起街道开会，自然免不了家长里短。闲暇之际提起自家的孩子，母亲向她说起，我从小对写字感兴趣，时常在家里照着碑帖胡乱临摹一气。
一双半大脚的王夫人为此事，颠颠儿地专程登门，三番五次找我母亲好几趟。于是乎，母亲屡次向我提起，让我拜王大爷为师。然而，我这个井底幼蛙，误以为王遐举属无名之辈，竟断然拒绝。我冒失的一句话，气得母亲够呛：
“我要学书法，就要投名师。王大爷不行！”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母亲是如何回复王大妈的，见面总躲着老太太就是了。1980年代末期，我陪同曾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秘书的孙岳老人，出席中央文史馆举办的书画展，见到一幅笔法遒劲的隶书，才醒悟当年有眼无珠。原来，误以为一位普通街坊的王大爷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当代著名书法大家。
徜徉在展厅，我羞愧地向孙岳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
“你小子眼高手低，总想当名师之徒，名师在眼前，你都竟然不识，以后长记性吧。”
此后，我屡见不少店铺悬挂着王遐举题写的匾额，顿生敬悔之意。敬的是，名师原来就在身旁，却始终那么谦逊无声，这给予我一生的无言教诲。悔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于是我悄悄买来王遐举的隶书字帖，没事儿独自瞎琢磨，却再也不敢从王大爷门前走过。
就在那次，母亲听说我参观中央文史馆书画展归来，嘲笑我说：“怎么说你呢，你呀，就是‘狗眼看人低’。你如果跟着王大爷学字，早有出息啦。那两口子人多好呀。”
其实，母亲素与王大爷相邻多年，也压根儿不知他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更不晓得他是著名书法大家。只道那是一个见人微笑、厚道的爱读书写字的善良老头儿。
“文革”之前，街道上几条胡同的邻居，很少串门，只是静静地过自家日子，从不彼此打听街坊的闲事，更没什么是非。即使京城名流，也是默默度日，不事张扬，这也许就是“老北京”的做派。
只是到了“文革”之际，居委会改成了“革委会”，几个居委会合并，经常一起开会传达“最新指示”、挖防空洞，邻里间往来才显得密切了一些。直到王大爷病逝许久，母亲才对我叨唠此事。王大妈偶来我家闲坐时，不禁又聊起“拜师”的往事，母亲自然又是一阵唏嘘感叹。
无独有偶。“有眼无珠”之事，发生在我身上，岂止一桩？早在我没拜王大爷为师前后，有一位朋友为我介绍了一名故宫“专家”，让我追随其习字绘画。我去过故宫筒子河畔的西北角楼的平房两三趟，便死活再也不肯了。原因是，我听说这位儒雅端庄的专家只是故宫临摹古画的，虽然待人和蔼可亲，我却不屑为其门下之徒。说来这位专家就是后来的当代隶书大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
故，成年之后，我一直怯与炳森先生相见，怕无言以对。因研究晚清史，我历来与故宫人士熟稔，但若到紫禁城研究室院内，定要打听清楚，刘炳森不在时，才敢前去。直至他英年早逝，我才放胆去那个院内访友。待我去看望新调至故宫的陶瓷方家华莎姐，心中又是一跳，原来，她就在炳森先生走后的办公室办公。
这没准儿就是上苍的安排，让我切记，看人绝不可有眼无珠——尤其在皇城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