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性叙事的批判价值，是对性之夫权性的义愤“仇杀”。
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是被父权制社会与父权制家庭造成的女人。波伏娃义愤地指出：“她姓他的姓，属于他的宗教、阶级、他的生活圈子”，为此“献出她的童真和绝对的忠实”{6}。可以说，黄蓓佳以其《家人们》中的人物和故事，诠释着波伏娃的愤怒与抗争。因此，这部于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具有典范性意义。
黄蓓佳在小说里把“性政治”叙事演绎得振聋发聩。她写一个女人仇杀丈夫、仇杀家庭的故事，即书写女主人公杨云的传奇。杨云之所以“仇杀”丈夫与家庭，是因为丈夫的“奸婚”。“文革”之前与之后某县农林局局长的罗家园，凭借其当官的权力与淫威，曾强暴少女杨云并使其未婚先孕，活活将她与乔六月的纯真爱情杀死，逼得她只好“奉子成婚”。罗家园以“官本位”玩弄杨云的青春、事业、爱情于股掌之间。这个原罪，构成了杨云性格发展的逻辑，是“罗家园日后家庭非正常生活的原罪与永远挥之不去的魔影”{7}，故而也是地方小官僚家庭衰败没落的必然逻辑。对于性之父权性的否定与批判，黄蓓佳的先锋性思考定格在“精神杀夫”的激烈呈现上，这为本世纪初期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深层批判范式。
夫权即父权，杀夫可看作弑“父”，在批判男权专制的意义上两者基本含义同一。自然，黄蓓佳对政治文化的批判，是通过把罗家园作为“父权”专制社会的符号、把罗家作为“夫权”专制家庭的隐喻来予以整合书写的。但这一意图的最终实现，还必须具实于罗姓“家人们”“性别政治”的演绎。社会或者国“家”，是由百万个、千万个家庭构建起来的。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与冲突反映在家庭里便是男尊女卑与男人对女人的专制。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的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8}因而，“反家庭”是女性文学不老的母题。批判男权、反抗家庭的路径，作为女性主体的反抗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形形色色，如出走、出轨、私奔、离婚、自杀、殉情等，甚至还有杀夫。出于对家庭暴力和专制的反抗，妻子仇杀丈夫肉身的作品屡见不鲜，如李昂（台湾）的《杀夫》、池莉的《云破处》（后被法国改编成同名话剧）、章怡和的《刘氏女》等。黄蓓佳在另一部长篇《所有的》实践“肉身杀夫”之后，又在《家人们》中把“肉身杀夫”升华为“精神杀夫”，即在精神上完全彻底令其摧垮、崩溃、整死，这在女性主义写作中极为罕见，黄蓓佳创造性的最大价值正是在这里。
首先，作家按“精神杀夫”的主旨，把杨云处理成反夫权的思想者与实战者。数十年间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用钝刀子割肉的凌迟手段，报复丈夫当年奸婚的一箭之仇以及家庭的专制。黄蓓佳之所以把这一婚姻正剧（并非悲剧或喜剧）放在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数十年历史背景上予以表现，为的是强调杨云的个人命运难逃历史时空的宿命。一方面强调其不幸与灾难的历史使然：她的饱经历史沧桑、历尽动乱折磨，是她命运的魔咒，是社会、历史之于女性个体的无可规避。她之所以被罗家园霸占得手，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因为其哥哥被政府作为“反革命”镇压，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政治遭遇的重压与生存环境的险恶不得不逼着她“被奸”与“奉子成婚”。另一方面，被奸婚及被奸婚的“性政治”环境，又是形成她“反夫权”思想的内在逻辑，是铸就其“精神杀夫”、绝不退缩性格的情感能源。说到底，黄蓓佳是站在女权立场上，把包括“文革”在内的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数十年间社会的“性政治”，以罗姓家庭作了一个艺术概括；而在其智慧的概括中把对“男权专制”的这一主题强调到极致，并在哲理上完全归结于婚姻的死亡。正如郑敏引用他者的话所说：“爱是人类最不可信的感情之一。大部分情侣都是怀着虚空的幻想步入婚姻的，这些幻想源于所谓的爱情。恋爱中的人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爱人和有君相伴的未来生活上。而最终几乎都会感到失望。”她又说：“两性隔阂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隔阂之一。”{9}黄蓓佳把爱情与婚姻的死亡归结于“两性隔阂”的“性别政治”，这一思想无疑是“反家庭”母题诸多书写模式中的独特范式。她用她的小说告知读者，消灭“精神”远比消灭“肉身”要困苦千倍、艰难万倍。真正赢得男女地位与权力的平等，真正赢得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必须使夫权主义的精神委顿以至死灭。因此，黄蓓佳对这一主题的深刻书写，使女性主义文学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思想表现空间。自然，夫权的彻底死灭谈何容易，回归母系氏族也是反历史的天方夜谭，这不过是矫枉过正的强调。然而，现时强调“精神杀夫”是必须的，因为没有矫枉就没有过正，也就没有最终矫枉回弹之后的矫正。
其次，《家人们》的突出价值，还在于塑造了杨云在磨难中成长的独特艺术形象，即由一名期期艾艾的怨女变成为一名沉着勇敢的悍妇。这个形象的塑造实为难得，她是一位疯狂向丈夫讨还孽缘的复仇者。在长达几十年的家庭生活中，杨云从青年到老年坚持她的性冷淡，以冷暴力复仇：不给丈夫以婚姻、家庭以一丝一毫的温柔、关爱和亲情，不给“奸婚子”罗想农以母爱的温情，而把无辜的儿子当作耻辱的象征，无论他怎么尽孝，她熟视无睹而越发把复仇情绪转嫁于他；她收养初恋情人乔六月的女儿为养女，向丈夫表示不忘旧情，给予的母爱甚至如同己出；作为农技员她痴迷自己的事业，借故长年累月逃离家庭，除养女外，对家政家事家务几乎一概不问，等等。这些悖反传统贤妻良母的怪异，表现出杨云反夫权专制之超常的叛逆性、决绝性和独立性，致使其丈夫晚年在孤独、落寞与颓唐中死去。十九岁发表《独立宣言》、向世界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的波伏娃，仿佛在《家人们》二度复现，杨云就是中国版的波伏娃。黄蓓佳为三十多年来女性主义文学“反夫权”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精神杀夫”的“英雄”。她不同于缺少独立意识的谭娟娟（竹林《生活的路》），不同于只以身体追求感官刺激的女护士（戴晴《性开放女子》），不同于在迷惘中寻求自我精神救赎的尹小跳，也不同于跨性别写作的张贤亮笔下黄香久的半独立和莫言笔下上官鲁氏的半叛逆，杨云是“仇杀”的独立与叛逆，而且是波伏娃式的果敢、决绝与义无反顾，完全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众多女性类型中的一个另类。黄蓓佳塑造的这一“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女性形象，比其他作家笔下的反抗者女性形象更加彰显“反夫权”的绝对理念和激进姿态，其先锋性更令我们倍加珍视与深长思之。
上述两方面的价值，使《家人们》对“性政治”的书写赢得了独步21世纪初期的范式意义；黄蓓佳那波伏娃式的情绪也是范式的，它在义愤叙事中增添了庄重色调和几分美丽的悒郁。
综上，《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对性之社会性的剥离、性之道德性的抨击、性之夫权性的“仇杀”，是中国女性主义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大范式。从横向看，这三个范式在批判政治文化的同时，诠释着三十多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性政治”书写的主要取向，可以说基本概括了女性文学所表现的“社会政治”的内容。从纵向看，王安忆、铁凝、黄蓓佳三位女作家关于“性别政治”的书写，大致演绎着“反家庭”母题的思想走向，标识着“乌托邦的诗意憧憬——直面现实的严正审视——波伏娃式的愤怒抗争”的演进轨迹；并且彰显着从数千年“父权”专制文化的批判中脱颖的女性作家，走向世界文学之林的激进思维与先锋姿态。
① 鲁迅《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② 吴周文《“性政治”的诠释与“反家庭”母题的演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6期。
③④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9页，第87页，第72页。
⑤ 曾壤、彭在钦《论铁凝〈大浴女〉中的女性意识》，《求索》2008年9期。
⑥ （法国）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桑竹影、南姗译，1986年版，第203页。
⑦ 吴周文、林道立《从精神寻梦到直面苦难——由〈家人们〉看黄蓓佳的自我转型》，《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6期。
⑨ 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在演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