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过去了，一直没见过他。有时在报刊上看到相关文章，总是仔细读一读，见字如晤的感觉。一次在电视里看到有关他的电视片，谈他的教学科研，穿西装的样子比当年着中山装更见学者范儿，但见他和他的弟子们在校园里走走谈谈，也就停下来看了看，好比如面如晤的意思。现在，看到的消息却是2014年7月18日，他因病去世。
我不是陈鸣树先生的入室弟子，大概就算个老学生吧，大四上半学期选修过陈先生开设的“文艺学方法论”课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由陈先生指导的。讨论论文之余，文学艺术诸方面也多有教导。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写论文，毕业，工作，种种思绪感想，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常常是需要前辈长者的指引和点拨的，这种点拨也无形中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形成节点。回想起来，陈先生说过的话，具体详情可能是零零星星的了，但是那种来自师长的指导和鼓励成为一种气息，丰富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感受。
与陈先生交往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在摄影不普及的1980年代未留下与陈先生的任何影像，但那些淡淡片段，却颇留下了印记。
回忆陈先生，其实也是回忆1980年代的一部分。
一
1985年年末，定下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后，第一次去陈先生家是1986年1月24日下午，未遇（那时他家好像尚无电话），留了条。翌日中午，陈先生的研究生长安兄转交了他的便条，通知我下午去他家。去之前略微忐忑，因为长安学长送纸条时说了几句关于我毕业论文的选题问题，他说到其时好像上面又在进行理论上的端正工作，听说某某被批评了，因为他强调了主体性问题，学长建议我毕业论文还是稳妥为好。其实这些往事里的细节现在想起来可没这么清晰，还是找出当年的日记本才恍然。也可看出其时我们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是四年大学生活的总结的意思。
时代的细节就埋藏在很多人当年记录下来的那些碳素墨水钢笔字里面吧。
下午两点半到的陈先生家。因为之前上过他的“文艺学方法论”课，课程论文也颇给陈先生好印象，所以他对我还是有印象的。陈先生蛮肯定我论文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日记上记录了那天还谈到了他喜欢汪曾祺、阿城，认为有一种面对生活又超越生活之感，有了哲学的深刻，有道家美学，淡而回味。这两位作家也正是我喜欢的，所以和陈先生很有共同语言。那天，陈先生还谈到正在写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书，谈到了书和书价，谈了文艺界理论界的思潮，也谈到我们国家特有的文艺理论现象，谈到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一定要有自律力和控制力。
书房里，他着藏青色中山装，坐在靠窗大书桌前的一张藤椅里，书房一墙一张沙发供客坐，另呈L型的两壁皆为书橱。说着说着说到某本书，就起身从书橱里取出来。陈先生那时已过半百，已出版了有关鲁迅研究论著等，正是学术生命的健旺期。不过，感觉陈先生似乎身体不是很好，人也比较瘦，因此显得眼睛更大了，有时端杯子握笔的手会抖，不过陈先生似乎也不以为意，教学著述之余还在绘画创作。他擅国画，拜一位老画家为师，同时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进修素描，他说想通过西洋艺术对国画创作有一些突破。正好我也喜欢绘画，话题从文学转到了绘画，能感觉到绘画给他带来的创作兴奋感，我们对国画面临危机都颇有共识。其他还聊到了黑格尔美学、墨菲的心理学等等。谈谈讲讲的，一晃就是两个多小时。
大概我还算是个不错的倾听者，也能有一些相应的呼应，陈先生还蛮希望我多去找他谈谈的。
1980年代的老师其实都比较愿意和学生交谈，听到不少同班同学与贾植芳先生、陈思和老师常常交流讨论的美谈，心里颇为向往，只是年轻羞涩，不太敢随意找老师交流，现在想来其实也失去了很多向当时的老师们请教的机缘。陈先生是论文指导老师，找他请益也不需要克服心理障碍，感觉比较自然些。
我定下的论文题目是“新时期小说的当代意识”，现在想来本科毕业论文做这样的题目是视角略大，不易深入开掘的，但陈先生倒是颇为鼓励，总是对我的思路很肯定，然后再讨论点拨。大概也是受了其时热门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影响，所以我在梳理思路时想到了用图表来表达，于是用了坐标系的几个向度来表达“新时期小说的当代意识”。这样的思路和写法得到陈先生的欣赏和肯定，于我而言，无疑十分欢喜，也好比一种加持。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炎夏中，我翻出那些泛黄的五百格文稿纸，重温那个图表：中点“思维、观念”；横向坐标乃“一般世界情况轴”，左则“横向借鉴，世界情况”，右则“中国现实时代”；纵向坐标乃“意识到的历史”，上乃“美学观照”，下为“历史感”；弧形向度则是“共振、当代意识”。当然，这不过是年轻学子彼时彼刻的思维视角和观感罢了，今天视之虽不必悔其少作，自然是颇为简单化了。但，那种沉浸在研读思考中的欢喜，那种和老师讨论得到鼓励和肯定带来的激发，是让生命丰满起来的能量。
陈先生没有先生的架子，他对学生多为鼓励，他对自己也总是向学，尽管已是著名学者了。1986年5月21日下午，陈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五号楼五楼寝室门口，也不进门，说去保健科顺路过来一下，“我和你说句话”，原来是让我在周六的“戏剧美学”选修课上给他留个座（日记上清楚写着是星期六，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呢，请来上“戏剧美学”的老师是若干年后大红大紫的余秋雨先生）。陈先生说想去听听，还抖着手持笔写下1228室的教室号。回想起这个细节，当时以为一件小事，如今思之，实在并不微小，陈先生是始终保持着向学精进开阔的胸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