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江南燕》的现代意义之前，仍有一部作品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俞天愤1918年所著的《中国侦探谈》。
就像谈到现代文学的起点，有人第一反应是《狂人日记》，也有学者提出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而关于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定型，便有了《中国侦探谈》和《江南燕》的取舍，只不过这两部作品创作的时间和背景是如此的接近。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了解它们诞生的时代背景——“五四”，中国现代文学最重大的主题，对于中国侦探文学来说，也是攸关盛衰存亡的转捩点。
公元1919年，自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来，“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陈独秀在新年伊始发出了“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恩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的呼号，而甫登历史舞台的知识精英文学的作者们，挟着先前批判黑幕小说的声势，向旧的文学传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近代中国吹进“科学”、“民主”新风的侦探文学，仿佛一夜间就被曾经对它满怀期许的思想的先驱者们抛弃。在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夹缝中，侦探小说一时间踽踽难行——在精英文学的壁垒前，它成了鸳鸯蝴蝶派的“逆流”；而在市民通俗文学的阵线里，它就像一个落难的贵族小姐，总显得沉默寡言、不甚合群。对此，有学者曾作出准确的解释——
“‘五四’以后，侦探小说仍在翻译，但是把它作为输入西方文明的议论就少了。这时对于读者来说，启蒙需求不再大量存在，就只剩下娱乐的需求，失去了社会的启蒙需求，侦探小说在通俗文学中所占的比例，也就大大降低了。”（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
在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的最低谷，《中国侦探谈》和《江南燕》的问世，对于这一文类的存续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先锋，俞天愤曾得到过“中国之有侦探案，实天愤之创造也”（徐天啸《俞天愤》）的评价，也自诩“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始创的”（俞天愤《白巾祸》），他立志于作“纯粹的中国式的侦探小说”，而收录了《黑幕》、《双履记》、《三棱镜》、《鬼旅馆》等十二篇文言短篇小说的《中国侦探谈》，也的确称得上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优秀的本土侦探小说。
这十二篇小说几乎全部采用自叙体，情节回旋曲折，悬念扣人心弦，破案者多从细微处观察推敲，令读者于山穷水尽时豁然开朗。这些小说基本上具备了现代侦探小说的特点，在描摹世俗风情和社会的阴暗面上，更有自身的独到之处。因此，相较于那些仍未脱离公案小说趣味，或是照猫画虎的前作，确实朝着成熟的现代侦探小说趋近了一大步。
可惜，俞天愤终究还是与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定型差之毫厘。换句话说，《中国侦探谈》并没有带领夹缝中的本土侦探文学触底反弹。阿英曾将侦探小说归咎为黑幕书的一种源流，俞天愤却以《黑幕》为题，并在小说开头谈到：“侦探本处黑幕地位，岂幕外人所可揣测哉”。尽管这小说主旨并不在黑幕，开头的这段话也只是劝诫读者“身入晦暗而不知悔，必至受其笼络，终其身不可脱”，但这样的辩驳不足以止息外界对中国侦探小说的攻讦。《中国侦探谈》最大的缺憾，在于侦探小说自身趣味的不足，因此无法在广泛的读者群体里掀起热烈的风潮，也同样无法引发本国侦探小说作者们的共鸣和效仿。
其实，无论是《九命奇冤》，还是《中国女侦探》，乃至更早的《冤狱缘》，中国侦探小说的实验者们都无可避免地遇到过俞天愤面临的问题。侦探文学自身的趣味性，或者说它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系列小说身上，都是有所残缺的。概括地说，这些作者无不有意识地借鉴西洋小说的技法，重视叙事的技巧和情节的排设，却恰恰忽略了中国传统小说所擅长的角色的塑造。众所周知，柯南·道尔成就之卓伟，在于他塑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域外侦探小说在本国的流行，恐怕也说明了这位“歇洛克呵尔唔斯”深入人心。读者所期待的“颉颃”，应该不止是情节的曲折、技巧的新颖，或许更盼望能出现一位可与福氏相匹敌的东方神探吧。
由此看来，《江南燕》的横空出世，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小说《江南燕》的剧情并不庞杂：霍桑与包朗同游葑门，拾得一粒珍珠，联想起近日屡盗富户的“江南燕”。而退隐苏州的旧官吏孙守根家也遭失窃，墙上亦留下“江南燕”之名。霍、包二人受邀帮忙探查，恰逢孙家又收到署名“江南燕”的恐吓信件。在玉润园浴场中，霍桑、包朗“巧遇”孙家心腹仆人洪福，洪福屡屡误导，态度咄咄逼人。霍桑则假意示弱，暗中收集证据，凭借从破庙前的旗杆上找到的一缕黑丝，最终证明洪福是盗窃孙家珠宝财物的罪犯。几日后收到真正的江南燕的致信，感谢霍桑帮其“洗涤污秽”。
可以看出，小说的案情不算复杂离奇，但解谜的过程却如抽丝剥茧，扣人心弦。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详细地描述霍桑与洪福的斗智斗勇，有血有肉地勾勒出破案者与作案人的形象。就连孙守根、探长钟德这些无足轻重的配角，也都作了简单却生动的刻画。小说问世之后，便引发了热烈的反响，霍桑很快就博得了“东方福尔摩斯”的盛名，获得了一大批拥趸。更重要的是，不仅程小青乘胜追击、陆续创作了一系列霍桑探案的小说，其他侦探小说的健将，也都深受启发，着力打造各自的侦探品牌，在几年内写出了自己毕生水准最高的作品：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张碧吾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1920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进入了百舸争流的黄金时期，这其中，程小青和他的《江南燕》无疑起到了示范和领航的作用。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ery.C.Kinkley）曾将这部作品比作“中国的《血字的研究》”（金介甫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且不论这比喻背后更深层的褒贬，单从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史看，的确是非常公允的。而这一切，正是建立在程小青对侦探文学透彻的体悟，以及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至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方算是基本定型，后世的研究者，也将程小青尊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宗匠（见范伯群主编《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三十年的漫长对垒中，正是他和后来异军突起的孙了红，在夹缝中勉力擎起侦探小说的大旗，凭着满腔信念为其奔走呼喊，竭力使其屹立在现代文学的版图之上。当然，我们也不可忘记吴趼人、吕思勉、俞天愤，还有更多的佚名的作者，他们为侦探文学在中国的扎根、发展，同样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开创性的探索和贡献。
1925年，慕芳曾作《文苑群芳谱》，以百花比拟民国通俗文学的诸家（原载《红玫瑰》第一卷第32期），作为星社重要成员的程小青，却不在群芳之列，不知究竟是作者的无心遗漏，还是没有哪种花足以附会别具一格的侦探文学？恰如海棠之于周瘦鹃，罂粟之于向恺然，我想，或许可以用程小青故乡的茉莉花，来形容这位鸳蝴派的异类——
茉莉娇小洁白，香气馥郁，据说原本产自南亚，汉时引入中土，广泛种植，深受喜爱。倘若真是如此，则可谓外来物种成功本土化的典范。程小青们在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定型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正是希求能从文学的夹缝里开出一丛小小的茉莉，使这独具魅力的文类，在本国的文学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芬芳。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