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汪曾祺通过写作小说《受戒》而告别自我的“样板戏作家”时代，实现写作的新生，从而以“小品作家”{5}的身份重新跃上当代中国文坛。1987年，汪曾祺在谈到作家的职责是从事精神生产，为读者提供新的“思想感情”时，曾对自己的作品有过这样的论断：
我看了自己全部的小说、散文。归纳了一下我所传导的感情，可分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另一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我的感情无非是忧伤、欢乐、嘲讽这三种。有些作品是这三种感情混合在一起的。{6}
当时的文学研究者，主要是以“士大夫文化薰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7}的视角，来定位汪曾祺，来解读汪曾祺的作品，多认可其作品的淡雅温馨色调，及愉悦抚慰{8}功能。因此，甚至林斤澜这样的多年挚友，也无法理解汪曾祺所说的其作品中的“欢乐”。在“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的汪曾祺晚年自我塑造、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境共同塑造的作家形象中，“欢乐”被淡化为“愉悦”，“忧伤”被调整为“温馨”，“嘲讽”则多被漠视，汪曾祺对自己一生作品的郑重总结，其作品“忧伤”、“欢乐”与“嘲讽”质素究竟为何，更是无人做出回答。
其实，汪曾祺的这种分类，可被认为是他晚年的一次综合性、总体性的审视，大概是涵容了早年与晚期所有具个人独创性的重要作品。我们可以此为基点，来尝试勾勒汪曾祺作品的文体、语言乃至独特内涵。
这里所发现的一批汪曾祺早期佚文，为理解其晚年的自我总结，提供了新的参照。
一、何为“生命的沉酣”
在紧贴地面、麻木不仁或淡然超脱的人群中，是很难理解“生命的沉酣”，这种生命飞扬、灵魂飘举的状态的。鲁迅在其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五篇《复仇》中，曾以深刻痛切的笔致写道：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很显然，鲁迅所谓“生命的沉酣”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乃是在生与死之际，在爱与仇之中，以一种深深的投入、力求完满与极致的凝神状态，来获得一种内在生命的深度、厚度与高度。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灵台一而不桎”。{9}
汪曾祺所言其作品中的“欢乐”，是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其本质正与此相近。前文所谓“雅致的恣肆”，其核心正是“生命的沉酣”与“艺术的沉酣”，一种对内在生命的极致状态的感知，一种对艺术的极致之道的体念。这种入乎其内、沉醉其中的高扬飞升状态，是汪曾祺早期作品的核心情绪，也是其“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的主导感情；所谓“忧伤”，因了这种基本情绪的支撑，不流于滥俗的感伤；所谓“嘲讽”，也因这种基本情绪作为对照，作为底色，而更为愤激尖锐。这里可略作申述。
比如小说《艺术家》中，汪曾祺即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论及“艺术”给予生命的“高度的欢乐”、“内在的飘举”与“狂”，及“欣赏者”与“杰作”在“完全”状态相遇时的生理与心理感觉：
只有一次，我有一次近于“完全”的经验。在一个展览会中，我一下子没到很高的情绪里。我眼睛睁大，眯起；胸部开张，腹下收小，我的确感到我的踝骨细起来；我走近，退后一点，猿行虎步，意气扬扬；我想把衣服全脱了，平贴着卧在地下。沉酣了，直是“尔时觉一座无人”。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化为一阵青烟，想死，想“没有”了。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平常或多或少我也享受到一点，为这点享受，我才愿意活下去，在那种时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实证；但“绝对的”经验只有那么一次。
这里，汪曾祺使用了“沉酣”一语，为这种状态命名，它可以使真正能领略的人的精神“升华到精纯的地步”，达到“狂欢”的境界，早年的汪曾祺甚至将之推为“生命的实证”和“活下去”的唯一意义，与生命的平凡俗常状态截然对立。在面对天才而早亡的哑巴画家留存于世间的唯一杰作、白马庙茶馆内壁的“三丈多长，高二丈许”的大画时，汪曾祺道出了艺术家成就杰作时的融“生命的沉酣”于“艺术的至矣尽矣”的独特状态：
笔笔经过一番苦心，一番挣扎。多少割舍，一个决定；高度的自觉之下透出丰满的精力，纯澈的情欲；克己节制中成就了高贵的浪漫情趣。各部份安排得对极了，妥贴极了。干净相当简单，但不缺少深度，真不容易，不说别的四尺长的一条线从头到底在一个力量上，不踟躇，不衰竭！如果刚才花坛后面的还有稿样的意思，深浅出入多少有可以商量地方，这一幅则作者已做到至矣尽矣地步，他一边洗手，一边依依的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作品，大概还几度把湿的手在衣服上随便那里擦一擦，拉起笔又过去描那么两下的，但那都只是细节，极不重要，是作者舍不得离开自己作品的表示而已，他此时“提刀却立，酬躇满志”，得意达于极点，真正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
“沉酣”于自己艺术世界的艺术家，在将内部生命的“丰满的精力”和“纯澈的情欲”注入艺术对象之中，获得一个完满的形式之际，个人精神一瞬间“得意达于极点”，那种“踌躇满志”与意气扬扬，也正是“生命的沉酣”的一种表现。{10}
在《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与刷牙的时候之四》中，汪曾祺借着飞行员朋友的话“当你从事于某一工作时，不可想一切无关的事”，而论及小说家写作的精神状态及短篇小说的本质，尤为关注小说家“沉酣”于写作时凝神于一的专注状态：
小说家在安排他的小说时也不能想得太多，他得沉酣于他的工作。他只知道如何能不簸不颠，不滞不滑，求其所安，不摔下来跌死了。……
不能达于此，则写作难于获得成功。而在《绿猫》中，隐含作者汪曾祺分身为“我”与“柏”，进行着自我内部空间之内的交谈。在这场奇特的对话中，“我”倾听“柏”论及写作与阅读的存在本身及写作的快乐，也在于这种“生命的沉酣”：
为什么写？为什么读？最大理由还是要写，要读。可以得到一种“快乐”，你知道我所谓快乐即指一切比较精美，纯粹，高度的情绪。瑞恰滋叫它‘最丰富的生活’。你不是写过：写的时候要沉酣？我以为就是那样的意思。我自己的经验，只有在读在写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比较有价值，像回事。
……阅读，痛快地阅读，就是这个境界的复现，俯仰沉浮，随波逐浪，庄生化蝶，列子御风，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这种“沉酣”的境界中，神与物游，物我合一，自我沉浸于万象中，生命得到了充分的舒张扩展，有时甚至可达到更为丰厚饱满、趋于狂放的“恣酣”状态，如《蝴蝶：日记抄》之茼蒿花的“狂欢的潮水”。汪曾祺所谓其作品的内在的“快乐”，所谓“一切比较精美，纯粹，高度的情绪”，其确切内涵，正在于此，并不那么纯然的温馨与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