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汪曾祺的阅读，开始于博士论文选题之初。当时《汪曾祺全集》中散文及文论的部分，让我感受到汪曾祺在“草木虫鱼”的随意点染中所散发的“言志派”散文的神韵，他对“文气说”的深湛体悟，以及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颇具道学与名士味的悠然自适姿态。日后，我在阅读《经世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和《文学杂志》、《中央日报》、《生活导报周刊》等旧报刊之际，逐渐发现了一批汪曾祺的早期作品。自2007年初至2010年底，我发现的汪曾祺早期作品主要有《河上》、《匹夫》、《疗养院》、《结婚》、《除岁》、《前天》、《昆明草木》、《飞的》、《驴》和《蝴蝶：日记抄》等十篇小说，及《消息——童话解说之一》、《封泥——童话解说之二》、《文明街》、《落叶松》和《二秋辑》（包括《私章》与《落叶松》两首诗）六首佚诗，且证实了汪曾祺的四个笔名“西门鱼”、“方栢臣”、“汪若园”和“郎画廊”。
这些从尘封虫蚀的、日益残碎的旧报刊中，所寻找出来的日渐湮没的作品，使我们对那个生活困窘而才情迸发的青年学生作家，及艰危万状而终于扭转中国命运的抗战时代，能有一些亲切具体、丰富鲜活的理解。以此为契机，我开始重新思考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在此，我尝试以“雅致的恣肆”与“生命的沉酣”两个范畴，来概括汪曾祺早期作品的整体特征。
雅致的恣肆
汪曾祺在创作之初即有着明确的小说家的自觉，备受研究者关注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一文，即相当准确地呈现了汪曾祺的文体意识和写作自觉：他企图致力于创造一种融合了诗、戏和散文的某些特点的“纯小说”，使短篇小说从标准化的刻板僵硬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获得文体的现代性。就此而言，年轻气盛的汪曾祺颇有追随废名和沈从文的气度，成为一个不断进行短篇小说文体试验的文体家。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均可以看作是这种文体试验的产物，即使是近于散文的作品，在文体上也应归入短篇小说，至于某些作品中看来破坏了叙事完整性的简短议论，正是作者精心构造的一种叙述姿态。研究者不大注意的《礼拜天的早晨》和《绿猫》，正是后一种尝试的代表性作品。
整体看来，汪曾祺可称为一个厌世而又恋世的艺术家。“人性”在他那里是一个在善与恶之间随时变幻的动态状态，世界如此，汪曾祺自己也是如此。“短篇小说家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的确道出了汪曾祺写作的某种心理状态。由于那种童年的挫败感觉，以及在破碎中重获自信的生命体验，早期的汪曾祺似乎是一直在尝试着对自己和世界做出逼人的凝视，有几分残酷，同时又有几分温情。在发掘伤痛的残酷之际，又用一种淡淡的温情将这种残酷化解，因此抑郁成为主调，不过有时冲破抑郁，偏近于狂躁，有时节制抑郁，展现为温雅。这可以说是汪曾祺早期作品的综合色调。基于这种心理原点，汪曾祺在选择自己的文学谱系时，对所谓“京派”和“现代派”都有着本质的内在亲缘。
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呈现着一种“雅致的恣肆”气息。所谓“雅致的恣肆”，其实是通过“艺术的沉酣”，对生活和艺术的“至矣尽矣”的形式感的追求。这种“至矣尽矣”的形式感，是一种混合了京派的古雅、现代派的淋漓尽致，乃至庄子式的“技艺之道”的沉酣的特殊状态。汪曾祺对艺术的痴迷、对艺术极致的追求，有“京派”的气息。但他追求的是雅致中的奇崛与矫饰，是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沉酣，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京派的“自然”、“传统”是颇不相同的。汪曾祺以一种反叛的姿态，一种对邪恶人性和善良人性并行不悖的发掘和展示，校正了京派“人性善良”的前提，从内部对京派进行了革命；同时却依然保留了京派的雅致外形，存在着对传统京派所挚爱的风俗民情、草木虫鱼，乃至传统文人士大夫“诗酒风流”的怅惘与哀婉。不过，汪曾祺除去了那种过于感伤的乃至陈腐的气息，从而使怅惘情绪得到节制，并注入一种新鲜的情欲、年轻的感觉，结果使传统京派所沉迷的静雅形式与那些怅惘的历史记忆剥离开来，使精致的形式和当下此刻新鲜的生命重新相遇，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进而言之，汪曾祺使其对故乡记忆、风土民情的观察，与对自己生命情感的清新感觉和严正思索融合起来。通过将个人内在的生命感觉和外在的民俗风情的融合，汪曾祺使所谓“京派”和“现代派”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共生。从这点看，虽然将汪曾祺归入京派有一定的理由，他的存在，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传统京派的终结呢？至少，也意味着一种“京派”和“现代派”融合的新形式。显而易见，汪曾祺的那种**，那种对痛楚的敏锐感觉和刻骨记忆，都不是惯常使之自然化的传统京派所采用的策略。但是，这种痛楚是有节制的，多隐身在一层雅致的形式之下，精纯的语言之中，这也克服了所谓现代派的某种生硬之感。这样看来，汪曾祺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连接点上，也许正是这预示了其作品的复杂性和生命力。
一、《结婚》、《除岁》及《前天》：
汪曾祺的青春想像及家国怀想
《结婚》、《除岁》和《前天》所处理的是战争和日常危机中的亲情、婚姻与恋情。死亡与危机为这一切似乎平淡无奇的情感镶上了一道超真实的金边，使它们重新变得真切可感。汪曾祺在此所致力呈现的是一种分崩离析中的和谐，一种人情和社会破碎之后的重造。
汪曾祺的《绿猫》，初看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纯虚构的作品，其实这篇小说是一篇虚构和真实杂糅的小说，与汪曾祺的众多早期作品有着多重的互文关系。文中所虚拟的来访者和被访者“我”和“柏”，即是作者汪曾祺的两个分身，其中所引用的柏的作品，即是汪曾祺早期作品的片段。因此，《绿猫》正是帮助我们解读迄今还不能确知的汪曾祺早期作品的一把锁匙。在《绿猫》中，谈到柏在昆明的时候，进入一个他暗恋的 的新婚房间：“主人新婚，房里的一切是才置的，全部是两个人跑疲了四条腿，一件一件精心挑选来的。”即与《结婚》的开头有某种情意上的关联：
宁宁可以斜斜的靠在新椅子上，看看这些天用腿和眼睛的水磨工夫换来的东西，想自己便要生活在这些东西当中了，实在好玩得很！
小说《结婚》，是汪曾祺创作初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在发表时间上虽然较晚，却集中反映了年轻的汪曾祺对爱欲和婚姻的颇具绝望色彩的观念，且具有鲜明的写实色彩。与沈从文部分爱欲想像类小说一样，《结婚》也借“花”和“花瓶”的意象来喻指爱欲，不过相对于沈从文《主妇》中默默无言的新娘“她”，汪曾祺笔下的新娘宁宁，虽然具有温庭筠《菩萨蛮》“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般的慵懒而艳冶，却是一个与新郎“他”对等的叙述者。
太阳光艳艳的，从西边半扇窗子照进来，正照着桌上一面小镜子上，镜面很厚，边缘的镜面把太阳分出一圈虹彩。远远地方有一方白光，若是照在脸上，不免让人生气，这时却照在那个墙上。（啊，镜面上已落了一层灰！）窗外一丛树，自以为跟天一样高了，便终日若无其事的乱响。百灵鸟在飞，在叫，又收了翅子，歇下舌子，怪难为情的用树叶影子遮住脸。蔷薇花开，在风里香，风里摇。青灰墙上，一叠影子，如水洒在上面，扫之不去，却又趁人不备时干了。一只松鼠，抖着长尾，拂着自己的小脑袋，终日被精力苦恼，不肯在一根枝丫上耗过一分钟，现在正从宁宁窗口掠过去，她甚么也不理会。心想：这是我的事，我的事，不干你们甚么的，似乎自己也不必关心。
在镜子、花、鸟和树等景致中，婉转细腻地呈现了新娘宁宁的若无所主的微妙心理，以及那种青春独具的丰满的生命力。
汪曾祺在这里尝试以一种“她”和“他”并置的双重视点，来探讨婚姻的浪漫与乏味混合的状态。其间，虽然有对平淡婚姻的恼恨与反抗，却贯穿着对爱欲和婚姻所具有的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透亮理解。而那个自觉的、做作的读书人新郎“他”，则含蓄地呈现了饱受生活折磨的汪曾祺对重建一个辛苦与折磨中的堡垒——自己新家庭的隐秘期盼和迟疑心态。
《除岁》发表于1943年11月5日桂林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三月十三日”。据桂林《自由中国》1942年新年号所刊载的《自由中国》1-2期合刊“要目预告”，有汪曾祺的《除岁》，可推测《除岁》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941年底之前，或即是1941年3月13日。《除岁》可能是汪曾祺在沈从文“各体文习作”或“创作实习”课上的作业，与此相类，抗战后北京刊行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上，曾发表过署名“**寰”的《岁除》，大概也是西南联大沈从文课上的课卷。
小说《除岁》虽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思乡之作，但由于将作者的个人身世、对故乡的记忆与写作当时日寇对中国西南江山的攻击糅合在一起，因此也是一篇以家喻国、家国忧患交融的作品。作者选定“除岁”这个中国人特殊的喜庆祥和的节日，来写作者与父亲虽有疏离却终和解的父子情谊。早期汪曾祺的作品中，很少这样正面具体地谈到自己的父亲。
父亲少年时节完全是个少爷，作得好诗，舞得好剑，能骑人不敢近身的劣马，春秋佳日常常大醉三天不醒，对于生业完全不经意。现在却变成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教人简直不能相信。我凝视壁上挂着他的照相，想寻出一点风流倜傥的痕迹。
如果说汪曾祺的《复仇》隐晦地处理了对不幸早亡的母亲的情感，那么《除岁》则在想像中处理了对依然健在的父亲的感情。那种成年儿子与老年父亲“父子怡怡”共同守岁的情景，在现实中也许从未发生过，却在想像中温暖了颠沛流离的汪曾祺的心灵，使他对“家”、“国”有一种依恋之情，从而超越诸多分歧和伤痛而达成情感和解。
相对于抗战时的许多“左翼”现实主义小说，汪曾祺的《除岁》更为关注的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和谐，在叙述宾东之间的关系时，彰显了其间所具有的浓浓的人情味，和他们在抗战危难之中虽位置有别，但各守己分、同舟共济、同仇敌忾的朴素的爱国情怀。汪曾祺以小说《除岁》，抽象处理了早年伤痛与家国之思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与执著于吟味个人或历史伤痛记忆，并将之扩大为生命的主导情绪的那些作家对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大相同的。从这点看来，汪曾祺晚年说自己是一个“朴素的人道主义者”、“儒者”，倒也其来有自。
《前天》则涉及了汪曾祺一种隐秘的爱情体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渗透着对昆明民俗的观察，对自己青涩恋情的记忆和伤悼。在叙述上则颇有意识跳荡之趣。
我想起前年，是冬天，有一个时候，差不多每天早晨，和一个人沿着铁道走，向左，走得相当远。每天心里都觉得就这么走下去，多好。走下去，走到那里去呢？仿佛看到一幅画，远远的，两个人，那么一直走，一定还轻轻说点甚么，因为远了，听不见。也用不着听。这些话若从那里提出来必会失了颜色，那么娇嫩，摘不得。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走到那里去呢？想到那就是我，是她，于是笑了，我今天的笑就还有那种笑的记忆。但是，每次都相视一笑就回来了。而且都在差不多地方（给那里立个界碑吧）。
她似乎总是用这种眼光看我作一切事情。我如果发出一声惊人的大叫？她一定也还是如此。我带了这块冰走了一段，又好好的放在路边。那天霜很大，太阳可极好，也没有甚么风。空气清新扑面，如早晨刚打开窗子。远近林树安静而清洁。她穿一件浅灰色大衣。……
她的手非常非常软和，双手插在大衣袋里。我想我的手也应当插进去。应当的事办不到，自然是不出奇的。我不戴手套。
这里的“她”，是汪曾祺文中常出现的S么？那种清新洁静的气氛，并排而有距离的、温静有礼的恋人间的散步，以及弥漫文中的淡淡惆怅，即使在马车遇险之际也未释去。作者在现在的笑与记忆中的笑之间，试图给青春的情爱体验以妥当的归置。汪曾祺在《花·果子·旅行日记抄》有“念N不已。我不知道这一生中还能跟她散步一次否？”的句子，倒可以与此参照阅读。不过后者表达了对爱欲、对“明亮的欢情”的感受与期待，即使里面也有一丝失恋的影子，其中的“散步”却是一种携手共感的欢悦。
文末提到的“想起圣路易之稿”，不知何所指。法国中世纪有君主路易九世，罗曼·罗兰有“信仰戏剧”《圣路易》，二者不知是否有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