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的成长小说与“80后”的青春写作有所不同。这些成长小说，往往是作家在青春逝去后，回溯那种漫长的成长历程，记述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波澜和精神创痛。对于自身所经历的时代，有着深刻的体认，尤其是对1980年代的记述，有文化氛围、政治激情、社会风气、时代精神、日常生活等各种不同视角。那一代年轻人对远方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狂热，与早期“70后”作家纯粹个人感官主义写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叙事风格。“70后”作家的漂泊意识，包含着文化的无根感、生存的碎片化，以及时代的动荡感。与上一代作家相比，他们的成长空间，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青春时代经历的时代剧变，人到中年的各种焦虑困扰，都不同程度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仅拉长了成长的视线，而且放大了这一主题之下的各种叙事指向。包括追问、疼痛、理解、宽宥、舍弃与坚守、迷惘和寻找。这种漂泊感的形成，一方面是外在世界的变化、时代转型和心理焦虑带来的不稳定感，一方面是这一代人的写作更具有哲学维度，往往超越了生存的表象，去探究生命和存在的哲学依据。
2013年，“70后”作家有几部长篇小说引起了普遍关注。包括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田耳的《天体悬浮》、柳营的《我之深处》、李凤群的《颤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蓝先生》、王十月的《米岛》等。路内、弋舟和乔叶这三部长篇，都有着成长小说的影子，又同时超越了成长叙事的局限，路内放大了某个时代侧面，弋舟拉长了生命镜头，乔叶写出了历史幽暗处的人性裂变。这一代作家，正在缓慢告别成长，开始对历史和时代发言，这种表达，严肃尖锐而又真诚。这几部长篇小说，或多或少都隐含着孤独，绝望，漂泊，忏悔，救赎等主题。那种内在的焦虑感，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70后”作家的意识里，有那么强烈的负罪感和漂泊感？这种负罪感来自于对父辈的审视和追问，也来自于自我身份的存疑和焦虑。漂泊感则来自于他们对世界的疏离和对自我的回归。李浩和徐则臣都写过《在路上》。徐则臣特别喜欢写火车。他有一本集子就名为《夜火车》。还有葛亮的《无岸之河》，杨遥的《奔跑在世界之外》，以及李浩和徐则臣写过的《如归旅店》。徐则臣最初引起文坛和读者广泛关注的就是他的“京漂”系列。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小说中，会不断地书写那种在路上和旅途中的漂泊状态？对此，徐则臣说：“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可能源于一种补偿心理，至少补偿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里得不到的，你会在虚构中张扬和成全自己。……人是无法自证的，也无法自明的，你需要他者的存在才能自我确立；换一副嗓子说话，你才能知道你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出走、逃亡、奔波和在路上，其实是自我寻找的过程。小到个人，大到国族、文化、一个大时代，有比较才有鉴别和发现。我不敢说往前走一定能找到路，更不敢说走出去就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动起来起码是个积极探寻的姿态；停下来不动，那就意味着自我抛弃和自我放弃。”（《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张艳梅对话徐则臣》，《理论与创作》2014年3期）徐则臣对城乡文化差异，对漂泊孤独的生存处境，对这个时代的人心人性，具有**的洞察力。他以冷静的目光，热诚的情怀，正面呈现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的生存处境和心灵境遇。无论写生命痛感，抑或生存反思，在伦理、文化和情感的各个侧面，徐则臣小说总能给存在以更深刻的理解和关怀。《小城市》与《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在精神结构上一脉相承，出走，回乡，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指向的是同一精神视野，即心灵漂泊者的困扰和思考。小说通过不同视角回顾了彭泽年轻时代的选择和心灵煎熬，又通过梦境和现实的对照，拉长了时空的线索，给出了超越个人的思索和追问。痛苦嘶喊的原野上，灯红酒绿的夜宴中，彭泽是一个充满精神焦虑的个体，也是徘徊在两个世界的所有渴望安宁的心灵的象征。小说提供的不仅仅是生活状态，也不仅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心灵徘徊和游荡。在生活背面，有一种关于爱的永恒追问，在心灵背面，有一种对存在的终极反省。
弋舟的“刘晓东三部曲”《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从个人、到时代、到历史，精神漂泊的履历，追问和寻找的执著，写出了一代人隐约着怀旧情绪的精神突围渴求。《怀雨人》以青春回溯的方式，记述了大学时代的一段独特经历。与李师江的《中文系》比较，同样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同样有着中文系的影子，同样隐约着一个成长的主题。如果说《中文系》是氤氲着感伤情调的抒情诗，《怀雨人》则是蕴含着宗教意味的哲理诗；如果说《中文系》是背对成长的离歌，《怀雨人》则是直面存在的寓言。弋舟把一个关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把一种埋葬在心灵深处的记忆，把一种生命里不断凋零不断重生的情感，写出了神性。李师江的小说与其他的“70后”作家相近，大都以个人眼光和经历反观时代，即以小叙事及边缘生存观照社会小人物的人生遭遇、细碎的日常生活，无限切近一种黏滞的真实，努力表达一种个性的声音，语言风格收放自如。《中文系》的叙事依旧飞扬灵动，流畅舒展，那些青春的碎片，悉心捡拾，轻松幽默的口吻，浓淡相宜的笔墨，一切游刃有余，又恰到好处。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蹚过往昔之河，曾经的梦想，寂寥的远行，孤独的对抗，心灵的悸动，喜悦和渴求，烦恼和疼痛，都在这一幅成长的长卷中，略带感伤地缓缓展开。鲁敏的短篇小说《谢伯茂之死》微有荒诞的寓言色彩。每个人都是孤岛，渴望寻找到连接大陆的狭窄土地，但是漂泊感始终都在。对于李复来说，寻找是工作的一部分，而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与他心中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紧密相连，这双重背反之间的荒诞性，是这篇小说独特的思想价值之一。对于陈亦新来说，写信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是他的一个游戏，而这种毫无意义的游戏在重复了多次以后，由形式变成了一种仪式，当他发现另外一个人也加入游戏之后，游戏宣告终止，这其中的背反，同样是对意义的消解和重新确认。在这样的一个离散的时代，每个人都陷入了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缠。因为没有信仰，也就看不到沟通存在与虚无之桥，注定找不到涉渡之舟。小说结尾处，陈亦新的嘲讽，李复的自嘲，算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最后一击。小说给出了当代人生活的无聊和无奈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找寄托，只是有的人寄托于实存，有些人寄托于虚空。在哲学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离心力越来越大的时代，社会生活缺少稳定感，确定生存坐标变得很难，别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尺度和镜像，当我们不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心灵的依托和有效的沟通，就只能以虚构的生活，虚构的人物，给自己提供微薄的乐趣。
在生命哲学建构中，漂泊意识隐喻了现代人失乡，找不到归宿的哲学母题。近年来，“70后”作家的成长小说还有徐则臣的《水边书》、刘玉栋的《年日如草》、李云雷的《父亲与果园》和《舅舅的花园》、李骏虎的《庆有》等。知识分子精神还乡始终是新文学的一大主题。缅怀和批判则是面对故乡的两种纠结的情感立场。《父亲与果园》叙事接近回忆性散文，悠悠往事，淡淡忧伤。只是写到父辈的离去和伤病，写到果园的今昔对照，有隐隐的凝重和深深的眷恋。小说结尾与鲁迅的再次离乡不同，穿越时空的自我对视，找到自我，找到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家园，在这个混乱而又迅疾的世界中，其实非常艰难。由此可见，李云雷的理想情怀和赤子之心。《庆有》里有温暖的乡村成长烙印，和万物生长的原野风情。小说沿着庆有和学书的成长，慢慢展开蛙声灯影里的乡村生活画卷。春种秋收，那些乡间的光阴，平常细碎，岁月的变迁，同样波澜不惊。庆有慢慢褪去乖戾顽皮的少年之心，成为一个专心、踏实、能够自得其乐的庄稼汉，他生机勃勃，乐在其中，并且显示出终生拥有这一切的强烈渴望。学书则对土地上的劳作抵触而且绝望，渴望通过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这两种对待土地的态度不仅隐含着个体人生方向的差异（留下来还是走出去），其实也是乡土中国面对现代化的两大路径（乡土重建还是乡村改造）。人世更迭，沧海桑田，永远不变的是大地的沉默和温柔。杨遥的《从滹沱河畔出发》是第一人称的成长记录。既有现实的思考，也有人生道路的探索。小说有意呈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些细节，包括捉鱼，野炊，放风筝，喝酒，还有树上的塑料袋遮住了月光，父亲生病，母亲枯瘦，父亲在“我”的手稿上留下了漆黑的指印，等等，都给人以情感的冲击。生活如流水，唯有青春一去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