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纯文学写作只是“80后”小说写作中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积累，其写作愈趋成熟并日益被主流批评界和文学界所认可；其从业人数之众，作品产量之多，也都让人不可小觑。作为“青春写作”（这里取宽泛的意义）的一部分，他们已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和言说语调，对于他们，继续沿用传统的评价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但既为不同于通俗写作的纯文学写作，就应有纯文学写作所共有的某些惯例成规。作为通俗写作，类型化、模式化或许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毕竟，若不如此便很难流行，也难做到通俗；但对纯文学而言，如此这般却可能是大忌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本文将以李晁、文珍、马小淘、王威廉、蒋峰和笛安等“80后”作家的小说为中心，探讨“80后”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
正如研究者所言，“很多‘80后’小说属于‘经验写作’”（高玉《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和局限》），对于他们中的纯文学写作来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经验的不足了。事实上，这一经验上的不足并非仅仅年龄上的限制。因为，在中外文学史上，三十岁前后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大有人在，而即使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也不乏其人。相比“70后”或者“60后”，“80后”们生活在相对稳定而物质较为宽裕的和平年代，他们既没有经历过像“文革”那样的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于他们也更多是一种模糊的记忆。他们生活在社会较少“断裂”的年代，故而经历相对整齐划一，这是他们的作品在表现题材和主题上常有重叠的原因。另一方面，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社会环境又塑造了他们，他们没有80年代中人的那样充满介入社会和干预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他们更关心自身身边的琐事。民族国家甚或世界大事，似乎都远离他们，故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少有投射。李晁的《米乐的1986》（2010）很有象征性。1986年本是男女主人公出生的年份，在自称为作家的米乐的眼里，却非要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不可，因而就有了米乐的不断的思考和写作。1986年，世界上发生了诸多大事，但这并不能因此而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故而米乐的小说《一九八六年》就只能永远处于一种不断的延宕中，永不能终结。因为毕竟，这世界的大事与一己之身并不总能“耦合”起来。小说显示出某种分裂的主题来。这一分裂是自我圆满的镜像与存在之间的分裂，某种程度上也是“80后”作家先天经验不足，及其突围的困境的隐喻。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如果硬是要使这一自我的世界同身外的广大世界联结起来，于他们多少有些显得异类而让人费解，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点，李晁的小说创作在“80后”写作中别具“征候性”。
李晁是近几年来活跃在《青春文学》和《上海文学》等刊物上的一名青年作者。在“80后”作家中，李晁是年龄较小的一个。1986年出生的他，至今不过二十七岁。其自2007年发表作品以来，累计已有二十余部中短篇和一部长篇问世。虽然说，他出道较晚，创作时间不长，但很坚实，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但进入他的小说便会发现，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围绕青少年的成长主题及童年的经历而成，虽然作者在深入人物的内心上有自己的独特体会和心得，终不能掩盖自己经验上的不足带来的自我重复和反复。他长于经验的重组，不擅想像的再造，故而在情节和题材上总不能有很好的突破；稍一涉足自己经历之外的世界如《山中客》（2012）中中年的心理生活，便显示出他的局限。《小城·爱》（2012）讲述了两个平行的爱情故事。它们被平行并置于一起，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就这点而言，小说暴露出作者在叙述技巧上的欠缺；而既然是现实主义小说，一旦两个爱情故事并置一处，总有其起承转合与因果转折的脉络，这点在小说中也没有很好地体现，从这点来看，小说充分暴露出作者想像上的苍白和经验的不足。
而说李晁在“80后”写作中很有代表性是因为，年龄不过三十的他，创作也仅数年，却不断出现自我的重复和对经验的过度利用。他的小说创作根植于自己有限的经验和阅历，不断挖掘，不仅表现在主题上的重叠（如青少年成长主题），还表现在情节上的重复使用。其长篇小说《傻时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此前创作中短篇的汇总和扩大加长版。应该说，李晁小说写作中的这种问题，并非个案，相反，可以说在“80后”纯文学写作中较为普遍。比如说马小淘。在马小淘的写作中，与传媒大学有关的人和事，始终是其创作的核心。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就像李晁在创作中借主人公之口曾表明独特的地域坐标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传媒大学也应是解读马小淘的空间坐标。独特的空间坐标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或前景的重要性，这在文学史上十分普遍，而且也一度被作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典型例证而为人们所认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等都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同一片土地上或空间内上演的故事可以不断重复。李晁小说中的“铁葫芦街”确实亲切可闻，但其中上演的故事的雷同却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忍受。应该说，李晁的铁葫芦街与马小淘的传媒大学都与他们的经历阅历息息相关。而这，其实也提出了作家的创作与经验阅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旦经验被掏空，其写作的“可持续性”如何能够保证？
对于“80后”作家，题材和主题上的重复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年龄上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只是其中之一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主要的。他们沉迷在爱情和成长主题的领域不愿放眼外界，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时代社会的因素也不可忽略。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在这方面很有象征性。小说讲述了一对现代职场患难夫妻的故事。就业、工作、生活诸方面的压力，使女主人公温小暖宁愿退居于家庭的一隅，终日在家“宅”着，不愿出去面对世界。而说《毛坯夫妻》具有象征性，是因为她不仅写出了年轻一代——某种程度上也是“80后”一代——“宅男宅女”的文学形象，还在这种想像中使之显得合情合理。她们并非没有才华和学识，也不乏创造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但她们宁愿“宅”在家里。你可以说她是在逃避或自我封闭，但从她们自己的角度看，毋宁说也是自我敞开。她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敞开自己。她们可以一整天挂在网上，冲浪、购物或者聊天。她们为之封闭的只是陌生的外部世界，这一世界是那么地不可捉摸、拥挤不堪乃至让人紧张，相反，她们向之敞开的世界，则是那么毫无限制。在这一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虽然彼此陌生，但却可以互相信任，了无障碍。这虽是一虚拟的空间，却让人心情放松。从这个角度看，温小暖的拒绝“走出家庭”，既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同时也是另一种自我流放。她以自我放逐的方式表达出面对未知世界的排斥，退守家庭的狭小空间就是拥有自己世界的完满，即使这一空间只是一处粗陋不堪的“毛坯”房。
用这部小说来分析“80后”作家的精神状态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妨看成是他们一代人的精神内心和文学的写照。他们和他们的小说主人公并非不愿向外界敞开，他们也并非想要活在自己的狭小世界或童年记忆中；是外面世界的陌生冷漠和充满恐惧，使他们宁愿守在自己的世界，做着青春和成长的文学白日梦。表现在“80后”（如马小淘和笛安等）的小说中是主人公沉浸在爱情的想像世界中放逐自己。马小淘的小说（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长篇《慢慢爱》）大都围绕爱情纠葛展开故事情节，青春在她那里是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守住了爱情，也就是守住了自己的永恒的青春。这样一种默契虽不甚明确，但始终存在于她的小说创作中。马小淘和笛安之外，李晁也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李晁的小说中，童年和成年生活题材构成他的小说的两个主要部分。有趣的是，他的小说中的青少年时光（如《少年故事》、《少年往事》、《孤独鸽》、《傻时光》等），虽偶有不堪回味处，但仍让人温馨和感动；而那些表现成年时期的小说（如《一个人的世界》、《来日无痕》、《一家人》和《本命年》等）则大都充满感伤，甚至反讽，主人公也带有精神疾患的幻象。这种分裂，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面对成人世界或外面世界的不安的表征。
这种反复被挖掘的经验，表现在“80后”作家的写作中是成长和青春这两个主题/题材的泛滥。“80后”的小说创作大都涉及成长主题和青春书写，这似乎是辨认他们的一个标识。涉及成长主题，却非“成长小说”，也很少有人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加以解读，这也似乎是“80后”写作的读者们所默认的共识。但对“80后”之外的前辈作者们，情况并不这样。王蒙的《青春万岁》，写的是青春、理想和成长，作者写作小说时也未及三十岁，但这样一部小说却是公认的成长小说。同样，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是如此。这里有必要对“成长小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谓“成长小说”，说得简单点就是主人公的成长是同社会/国家的特定时空联系在一起的。用巴赫金的话说，就是“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换言之，主人公的成长并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它还是民族国家的命运的象征或缩影。“80后”的写作虽普遍涉及成长主题，但这成长只是青少年主人公一己的事情，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无涉，也不可能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加以解读。正如有学者所言，“‘80后’小说是‘80后’这一代人的小说，是‘代际’小说，而不是‘时代’小说，它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而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度。”（高玉《“80后”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如果说《青春万岁》和《青春之歌》之类的成长故事是一种“宏大叙事”的话，那么“80后”写作的成长故事则只能是“微小叙事”了。
对于“青春”这一议题，“80后”作家似乎情有独钟。但我们也要明白，“青春”议题并非“80后”作家的“专利”，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所谓的“青春写作”，表现在当代文学中，有所谓“永葆革命青春”的革命主题，有对永恒青春主题的歌颂，有追寻已逝青春的归来写作，有重新书写青春激情的知青文学，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青春写作”，不论其主题上差异多大，但在对青春的书写中，总与社会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对于这些青春写作，他们是把青春书写放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脉络中展开的，故而他们的青春并不仅仅指向个人，还指向个人之外的民族、国家。对于他们的青春写作，必须在隐喻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但在“80后”的青春写作中，青春议题则几乎完全割断了其同时代社会的联系，他们的青春往往是青春的琐事录，是青春期喜怒哀乐的展现，因而同样可以看成是“微小叙事”的一部分。
在这里，谈论“宏大叙事”和“微小叙事”并不涉及价值上的判断，但就一部成长主题的小说创作，却是关涉其创作格局和气象的关键命题。如果一部表现青少年成长主题的小说，仅仅表现个人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而与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了无关涉，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很难说有大的气象和格局。应该说，在“80后”作家中，有意突破成长主题写作中“微小叙事”倾向的，东北的蒋峰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的最近一部由《遗腹子》、《花园酒店》、《六十号信箱》以及《守法公民》等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白色流淌一片》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小说的出现，表明了蒋峰小说的真正成熟和大气象来。他的这一系列小说真正突破表现成长主题的局限，而与时代巨变联系在一起，故而其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也别具韵味。在这系列小说中，特别是《六十号信箱》中集中展现少年许佳明渴望早日长大的成长故事。这一成长既联系着教育、环境和时代社会的发展，也与性的苦闷、幻想，孤独、自强、绝望和希望纠缠在一起，因而格外显得沉重，让人唏嘘不已。虽然说，这一成长并不具备太多象征意义，但其直指人心的力量即使是非“80后”写作中都可谓罕有其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