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80后”创作中这种普遍存在的经验不足和主题重复，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在同一题材或主题范围内的不断出新和翻新。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他们活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当经验不足而又不能通过向外伸展拓宽自己的时候，就只能靠想像中的“经验上的再造”来弥补自己了。
经验问题是文学写作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康德、柏格森、本雅明、卢卡奇、阿甘本等都有论述。应该说，没有经验作基础，文学自写作到流通以及接受诸环节便无以存在。对于文学写作而言，经验可以传递和继承，可以自己历经，也可以“再造”。在当代小说史上，“创造新经验”的提法出自先锋作家马原。因为不满于传统小说写作中的连贯叙事，马原提出“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方法》）的主张，他之再造的经验正是对应于这样的局部的逻辑和整体上的不逻辑。很明显，如果按照本雅明对“经验”的理解，马原这里的“偶尔逻辑局部逻辑”的“新经验”因为无法拼凑成可供交流的经验，而毋宁说是经验的碎片。事实上，可供交流的经验，不仅对于故事体十分重要，其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根基。在这方面，古今中外大多数优秀作家无不擅长此道。他们依靠自己的想像之功，随意出入他们所不了解的不同人物的内心，显示出再造经验的可能。但他们也知道，仅靠经验的不断再造和翻新，并不必然带来艺术作品内在深度的递增；相反，如果过于执迷于此，反会造成作品内容的重复乃至深度的下降。
这其实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那些经验明显不足的青年作者们，当他们为突破自己经验的局限而靠想像不断再造新的经验时，如果不能把视野从自己的内心或想像世界转向外部世界时，这一“经验的再造”便只能是“镜城突围”，只能从“心像”的角度加以理解。笛安的近作《龙城三部曲》（《西决》、《东裳》和《南音》）虽然以“龙城”为背景，但说来说去，故事的展开总是在不多的几个青年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中展开。可以说，任是作者怎么努力——努力把人物之间的故事糅合进大的历史时代中——终究不过是新版的“大城小事”。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80后”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面对大历史时的无力而无能，个人经验与大历史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已成为横亘在“80后”写作中的难题。
或许，仅靠想像中的对接或靠近的姿态，是不足以完成个人经验与大历史的重合。而只有把自己投身或置身于历史时代的洪流中，才可能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文珍的《第八日》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城市白领失眠七天后终于睡着的故事。小说是从第八日的清晨起笔，采用电影叙述中闪回的方式，让前半生的经历在主人公清醒的回忆中一一呈现。回忆，在这里，其实就带有精神分析中的回忆疗法之功用，回忆临近完成，主人公紧张的心灵也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其最后能在飞速的过山车上睡着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篇小说之给人震撼之处并不仅止于此。小说写出了现代文明对人造成的挤压感和由此引发的深深的孤独。现代文明表面上使人们之间的距离靠近，但其实是把人推向了更远。这样一种悖论，被作者匠心独运地同失眠叙述结合在一起，因而别具感染力。叙述者通过主人公展开的回忆试图暗示我们，失眠的根由似乎与童年时的创伤经历有关。可一旦往事被一一还原后，我们发现，这一切似乎又同城市生活工作的快节奏和高度紧张密不可分。小说中重复多次出现的“早上7点55分”这一标明时间的表述，也在不断提醒并指向着残酷的现实存在，并一再把读者和主人公从记忆的深处里拉回到现实中。正是在这种回溯和前推的双重交替中，小说向我们展现出现代生活带给人们的深深的绝望感和窒息感。城市既让人孤独，童年又无法回去，文珍写出了现代性语境中无法抵达的怀乡病。她们是这样一批都市的女性梦游者形象——顾采采、苏小枚（《衣柜里来的人》）、小音（《地下》）、杜乐（《画图记》）、《北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她”，等等。她们非常清楚并痛苦于城市带给人内心的荒芜和贫乏，但又不忍甚至迷恋着这种生活，因而她们只是在城市的内部“梦游”。她们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会把自己比作“衣柜里来的人”，或者就是整天的发呆，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必须为在城市生存下努力工作，夜以继日。这就形成了梦游者的矛盾特征，即内心上的抗拒和身体上的靠近。她们的形象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已然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