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剧，只是外在表现和过程不同。”您不止一次这么表达过。我特别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您产生这样深的悲观？因为无论是什么文艺作品，还是提倡有一个光明和温暖的尾巴。
方 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最终只能是悲剧，因你活着就知道你必须死去，你每一天每一步都是在朝死亡进军。自我们懂事起，我们对死亡就有精神畏惧，随时都害怕着它的来临。而对每一个人来说，死亡来临又是件必然的事。从这一点来说，人生本来就是悲剧。而生活中，又因为各种不定性，因为差别，因为人与人的无法相通，因为人作为个体的永远孤独，诸如此类，人生的大悲剧中又镶嵌着无数小悲剧。这是没办法的事。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让我突然觉得人生悲观，而是我的直觉一直都告诉我，人生就是悲观的。我的小说不可能不追随我的内心。我在以作家身份写作时，我是悲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也随我心。但我站起身来，面对生活时，我会想，人既然活着，如不想死，就尽量让自己乐观一点活吧。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以一个乐观者的身份生活。人也是不得已而这样分裂，终究还是可悲。
舒晋瑜：您的小说叙事，一向有着积极的开掘和探索。比如说《风景》，小说以亡婴作为叙述者。您摒弃传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叙述方法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种巧妙的现代叙述方法是颇为引人注目的。这是有意的变化吗？
方 方：其实每一篇小说在开始动手写时，我并没有去想，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法或是应该借鉴谁的方式去写。而只是想到，我怎么样写才最适合它，才能让它写得更好，以及更好看。我所有的小说写作都只是围绕着这部小说本身。从不考虑是否摒弃传统或是借鉴国外，我要考虑的只是这样的题材我应该怎么样写才适合于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我表达得更尽兴，才能让小说写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创作是没有固定的。一切都由写作时的状态来定。
舒晋瑜：回顾三十年来的写作，您觉得自己的创作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方 方：我还真没有什么可以细说的。自1986年起，我一夜之间仿佛明白了应该怎么写小说，于是就这样一直写了下去。中间有些年，因为办刊物，写得少一点（大概是1993年到2001年，我在主持《今日名流》杂志），但仍然在写。只是发表量不是很大。但我也有许多重要作品，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件很享受的事。
舒晋瑜：作家们都在追求变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会有所突破。您在这一方面，是怎么做的？尤其写了三十年之后，面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是否压力会更大？
方 方：没有。我从来都不去想突破这样的事，所以我从来也都没有过压力。写作始终是我的个人行为，这是我的爱好、我的乐趣。它给我带来的愉快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只是想写我心里的东西，不介意别人写什么或是写得好不好以及长江前浪后浪的问题。我的个人写作，从来不在乎这些。这就好像，一桌人打麻将，而隔壁、甚至隔壁的隔壁也有人打麻将，甚至千千万万的人都在打，有人更年轻，也有人打得更好，并且拿了世界冠军，但都关我这一桌什么事？桌上议论一下，自己照打自己的，该怎么和就怎么和。我不会打麻将，但我觉得我的心态应该是跟他们差不多。所以我只在乎我自己想要写什么，我想表达什么。
舒晋瑜：有没有感觉创作资源枯竭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我注意到您的很多小说题材来自媒体报道。那么，关注到这样的素材，如何构思成一篇小说却是作家功力的显现，您如何把握现实和虚构的关系？
方 方：没有。我觉得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永远有题材排着队等着我去写。但并不是你所说的很多题材来自媒体报道。媒体给我的只是启发而已。
我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以及在这命运中人性的复杂和幽微，还有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变幻。媒体报道与我关注的内容契合时，我就会借助一点素材。但小说写作跟媒体报道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更多是朝着事件的背后或人心的内部走，朝着更寂寞更复杂更幽深更细微之地而去。媒体报道更多朝着外围和影响走，朝着更扩大更广众更表层更喧哗之地而去。仿佛一块石头扔进湖里，小说会贴着石头朝湖水的深处落下，随石头一起承受水压和水温，体会石头的处境，而媒体需要的是漾出的波澜和涟漪。这就是说，我所需要的并不是媒体所需要的。也因为这个，在写作过程中，我根本不需要去想现实与虚构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按我理解的东西去虚构与推测，去触摸与体会，去想去写。我的作品是我的真实，或者说是我眼里的真实，是我心目中的真实，至于是不是生活的真实，那是读者理解的事。我把我自己的真实表达出来了，这就够了。
舒晋瑜：作为湖北作家，您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武汉的烙印。无论是写小人物还是《武昌城》，背景都离不开武汉。对于地域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您怎么看？
方 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地方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至骨的。这没办法，因为我只在这里生活过。我的小说大多以武汉为背景，理由也非常简单：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人物性格、说话方式、生活环境等等。小说中的人物，总是需要在一个环境中生活和行动，把他们放在武汉，会让我在写作时有充分的自如感。他怎么样说话，朝哪条路走，进哪家商场，买东西用什么方式，见人怎么样打招呼，诸如此类，如放在外地，我会琢磨半天，可能还会因不像而显得不真实。放在武汉，想都不需要想，人物就都会按我所认识的所有人本来的方式行动说话。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孤零零地写情节或是人物，它需要生活环境、需要氛围烘托，而这些氛围是由细节营造出的。只有武汉这地方，才能给我取之不尽的生活细节。
舒晋瑜：《春天来到昙华林》，隐隐地涉及了同性恋。印象中有王小波的《东宫西宫》比较大胆地写到同性恋，再就是李银河。虽然社会和公众也逐渐地对此有所认识，但总体上是**的。怎么会关注到这一个领域呢？
方 方：其实小说中所谓同性恋，只是主人公内心深处一点点的感觉而已。我很想写一个没什么用的庸常之辈寻找一种强大力量的过程。他对强壮的事物和人有兴趣，便也很自然。其实并非有意去关心某个领域，而是小说写到那里，觉得人物只能如此。
舒晋瑜：在多部作品中，您常常对笔下的男性表示出失望，发掘出女性生存困境的悲剧主题。事实上，许多女性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走进了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可是她们却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面临着对爱情的失望、绝望，直到走入婚姻苍白与无奈的境地。您相信爱情吗？您对婚姻怎么看？
方 方：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男权深重的国家，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虽然叫妇女解放叫得响，有些女性也很大胆解放，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当多的女性、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份平等。中国女性要争取平等，还得努力。
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一直希望自己能相信爱情，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我认为这都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但我的运气不是太好。这一切与我失之交臂。所以，我现在已经离婚十几年了。可能也是被婚姻所伤，我有很深的“怯场感”。离异后的十几年，我几乎没有交过男朋友，也没有再婚的愿望。可以说我现在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并且也是一个不介意有无婚姻的人。遇到一个彼此相爱并且能和睦相处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这一切，我采取的是听其自然的方式。有了不拒绝，没有也无所谓。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但同时，我也觉得一个单身女性，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前提是她的经济必须独立。
舒晋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伤。小说传达出来的，就像结尾所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年轻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的奋斗和努力来改变命运，这样的信号，会不会让人觉得悲凉？虽然现在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使涂自强这样的年轻人确实无法生存。
方 方：这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我从小是接受个人奋斗的教育长大的。我的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帮你，只有自己能帮自己。一切都要靠你个人的努力才能有出息。必须学有专长，并把它尽量做好。但这一切，都得仰仗一个有可能让你的个人奋斗得以成功的时代。用十月出版社副总编韩敬群微博里的话说：“时光倒退回三十年前，我相信自己，还有我的很多同学就是那个时代的涂自强。所以我们要感谢1980年代给了我们拚出一条生路的可能。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如涂自强这样的青年以希望，或者说让他们左突右冲还是找不到生路，那它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有幸刚好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个人奋斗给予充分肯定的时代里成长。在那样的社会土壤里，我们眼里没有官宦，概念中也没有“富二代”，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就算其父母官当得再大，他本人也得靠本事才能站得住脚。纨绔子弟有再强的背景，如没能力，在单位里也仍然不被重用。这样的环境，给了平民子弟以机会。
可惜现在的涂自强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大学毕业出来，却仍然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乱窜，读过书与没读过书，读得好不好，有没有努力，寻找工作的机会都一样渺茫。所以，上大学以前是跳龙门，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现在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童话了，尤其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上不上大学真的是差不多。读书无用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出现。
舒晋瑜：回到您的上一部作品《武昌城》，虽是对正史的描述，但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不同，也不是“政治编年史”类的小说，更不同于过多感性描写的作品。这和您惯长的写作风格有太大的变化。在创作中最大的问题和难题是什么？出版之后，您觉得还有什么遗憾吗？
方 方：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写作，所以我几乎不参考别人怎么讲。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也不考虑风格不风格的事。我只是按照我的题材、我的构思寻找适合这题材这结构的最好方式。《武昌城》也是如此。它略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原本只打算写一部中篇，但在完成守城篇之后，因为不少人都觉得这小说可以写成长篇，同时我手上查找的资料有许多，我也觉得浪费了可惜，于是又写了攻城篇。因为是历史小说，那么，将一个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都摊开来放到读者面前，各自都是窘境、各自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城里城外的人们是怎样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等等，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进程中的作为人的我们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很有意义。对于我来说，无论攻城方还是守城方，他们都是我的自己人，我的敌人是战争本身。
舒晋瑜：在众多作品中刻画了那么多人物类型，那么能否总结一下您笔下的“武汉人”具有怎样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特点?
方 方：武汉这地方江大湖多，行船走水，码头很多，所以武汉人是很有江湖气的人。他们豪爽、讲义气，但也有些马马虎虎。武汉这地方地处内陆，洋风吹刮过来，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更多是自己长出来的，有些土俗。武汉在南方之北，北方之南，所以，武汉人有着南方人和北方人共同的东西。武汉人有着南方人的精明，也有着北方人的直爽；有天真浪漫气，也有十足的市井气。武汉人过着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远不及上海人那样讲究生活情调。但由于久在内陆，开放度不够，武汉人对外来人特别好。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作家？
方 方：呵呵，这不是应该由我自己来说的。我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热爱文学的作家。当然，我想我也是一个有着很强原创能力的作家。我写作不会去模仿别人，不会去参考别人，也不会跟风。我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也有能力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舒晋瑜：有各种出其不意的讲故事的手法，有取之不竭的素材，您对于自己创作生命力的持续性是否持乐观态度？您认为自己能写到多少岁？
方 方：是的，我对自己的创作一直持乐观态度。只要我身体健康，我会一直写下去，并且我现在想写的东西以及构思好的作品，就足够我写十年，甚至十年都写不完。其实，写与不写以及写多久，一切听其自然。
舒晋瑜：写了三十年，回过头来看，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遗憾吗？
方 方：还好吧。当然多少也会有一点。有的小说，如果再修改一次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经常觉得我自己还是太懒了，太贪玩，这让我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不是一直勤奋的作家。尤其跟张炜这样的作家比，还有我们省里的陈应松比，我真是懒得没有救了。在这点上，我也经常在告诫自己要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怎么改掉。如果我不这么懒散，我的创作量会比现在多很多。
舒晋瑜：您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吗？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何评价？
方 方：当然关注。很多作家都是朋友，看到他们有作品发表，就会赶紧找来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相当不错。尤其1985年之后，带有强烈政治投诉意味的“右派作家”逐渐退场，而“知青作家”以及“50后”的一批作家如阿城、韩少功、王安忆、莫言、张炜等一批人登场，文学作品开始脱离政治控制和宣传元素，走向自己独立。我认为中国当代绝不落后于世界。而与现代文学相比，它的总体水平也高出很多。只不过要命的是，它也缺少鲁迅这样的顶尖大家。它有很多高山，却没有珠穆朗玛峰。这是当代文学的憾事。
舒晋瑜：湖北作协是较早吸收网络作者加入作协的。在吸收他们入会时，会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于传统作家的具体评判标准吗？您认为此举对于繁荣文学创作有何推动？
方 方：我一直觉得，作家协会本就是一个把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的群众团体机构，让一群志趣相同的人在一起活动也好，交流也好，或是彼此间相互促进，它没有必要设一个高门槛。这世上能有许多人热爱文学该有多么好。以我的观点，标准还可以再低点。因为一个会员，又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只不过是想跟诸多与自己同样爱好文学的人在一起玩而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网络作者愿意来参加，就来呗。我不觉得我们非要本着繁荣和推动文学的精神去做这些事。其实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相互交流，丰富一下生活，满足一下精神爱好，哪怕没有提高水平，也是很好的事呀。或许无意间，它就繁荣了，就推动了，也说不定。
当然，有许多网络作家不屑于作协，那也没关系。这跟玩一样，玩得到一起去，就一起玩，玩不到一起去，不也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吧。网络作家入会的标准跟以往非网络作家入会标准差不了多少。之所以设一个标准，至少让我们知道申请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舒晋瑜：您对网络文学怎么看？
方 方：既然有了网络，网络又冒出文学，一切自然而然，好像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当然，网络文学因为发表容易，又没有编辑审稿，有些质量很低，垃圾作品也不少（说是垃圾，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就跟垃圾饮料一样，也挺好喝。只是没什么营养而已）。但正因为它的发表容易和无人把关，它倒是显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非常有个性，因而也充满生气。我想，这是网络文学中最可贵的东西。
舒晋瑜：您的第一部被介绍到国外的作品是什么？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方 方：第一部作品是加拿大的一个学者到武汉来找我，她说受法国一家出版社委托，要翻译一本中国作家的小说，很多人向她推荐了《风景》，她读过后，决定翻译。具体是哪一年我都忘记了，大约是1980年代末期吧。
舒晋瑜：您共有几部作品的版权输出到国外？是通过哪种渠道？
方 方：我的作品翻译到国外的并不多。主要是法国有三本，意大利一本、葡萄牙一两本。美国的一本，合同早已签好，还有评价文章的作者作过采访，但最终有没有出版并不清楚，我也懒得去问翻译。日本和韩国都出过单篇。我因为比较懒散，基本上没有主动跟国外联系过。除了其中一本，是国内翻译和海外翻译合作外，其他都是国外翻译自己翻的。他们找我，我觉得版税合理，就同意，很简单。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版权都是法国出版社代理的。
舒晋瑜：哪部作品“走出去”最值得您回忆？或有趣，或艰难，或一波三折，能否介绍一下？
方 方：小说《落日》在法国出版后，似乎引起一点小轰动。翻译给我寄来一堆报纸，都是当年法国各报评价这部小说的文章。有几张报还登了我的照片。我因不认识上面的字，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
舒晋瑜：对于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国门，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方 方：也提不出什么建议吧。国外出版社跟国内出版社差不多——都是需要赚钱的；国外读者的心态跟国内读者的心态也差不多——谁被炒作得厉害就买谁的作品。千万不要以为洋人比我们高明，世界就这么大，大家都差不多。不见得作品出版到国外就是你的作品好，有时候是运气；也有时候是作家个人的活动能量；还有时是国外汉学家不懂中国文学，来国内后，认识谁就介绍谁——大多中国作家都能举出自己得过什么样的奖项，哄他们太容易了。何况中国的文学奖项也不见得是见好作品就评，作品之外的因素太多了。再有，汉学家们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比较低（因为他们的汉语水平大多不高，真正读懂中国小说是有难度的——虽然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懂了），翻译作品也有点像猫抓老鼠，抓着哪个是哪个。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翻译不翻译到国外，持无所谓态度。有人翻译了，让一些洋人能顺便读到，也挺好。没人翻译，就光国内读者去读，也不错——在我心里，他们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读者。
舒晋瑜：您很长时间都不写诗了。很多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不怎么写诗了。
方 方：这个在个人吧。写诗是需要激情的，有些人的激情能维持很久，一直到老，都觉得心里有诗情在燃烧。但也有些人年轻时没什么激情，等到长了年龄，又突然有了。还有些人，生活不停地变化，总是有新鲜内容在让他激动，激动得自己扛不住了，就来写诗。但我不是。我年轻时的确写写诗，但后来的心情发生变化，觉得写小说更能让我尽兴表达，所以改写了小说。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写的东西，还是小说。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