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文学”的话题一直以来呈现出开放的讨论格局。“开放”一方面是因为对这一提法的合法性有所质疑，但同时这个看似模糊的范畴所牵涉的“文学问题”俨然是一面棱镜。本期开始，“理论与批评”栏目将分三期刊发与“城市文学”相关的理论文章，分别从“‘城市文学’的核心关键词的历时性变化”、“新时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观念的转变”以及“‘城市文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并非只是要达成结论，而是展现经由“城市文学”引发的对于文学的观照和反思。
“城市文学”从概念上讲是以城市为呈现背景，以市民为表现主体，以城市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城市文学”概念最为相近的应是“都市文学”，而与之相对立的恐怕是“乡土文学”。如果参照这两个相关的概念，我们也许会对“城市文学”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提起“都市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自19世纪末的《海上花列传》，经1920年代末的刘呐鸥、穆时英，19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徐訏，到新时期以来的王安忆、程乃珊一路走来的“海派文学”。何谓“海派”？诚如王德威的总结，是“将上海特有的大都市气息与地缘特色熔于一炉，形成一种‘都市的地方色彩’”（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在这些文本序列中，上海呈现出一个或光怪陆离、奢靡颓废，或精刮算计、务实重利的都市形象。除了上海，北京也常常成为作家们描摹的背景或对象，比如1930年代活跃在京津地区的“京派”作家林徽因、凌淑华，以及未被归入“京派”，但写北京人和北京故事的张恨水、老舍，新时期以来的铁凝、史铁生，他们的笔调从容舒缓，淳厚简约，透着老北京特有的古朴气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日益成为文学想像的核心构成。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张欣笔下的广州……这些城市形态各异，关于她们的文学书写也色彩纷呈。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文学”的风格特色取决于城市本身的风格特色。
然而，“城市文学”并不能仅仅以提供城市景观为己任，事实上，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关于城市的书写都不可能仅仅在“城市文学”或者“都市文学”的框架中被阐述。“新感觉派”被描述成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镜像，张爱玲的文学书写被认为是“沦陷区”新文学传统被斩断后的“粉饰太平”的文字。新时期以来亦是如此，方方、池莉的武汉书写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文本，而王朔的“京味小说”则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开启了“躲避崇高”的那一页。如果对照主流文学界对“乡土文学”的阐释，我们将不难理解何以这些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会被赋予“城市”以外的意义。茅盾对于“乡土文学”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乡土文学”仅仅局限于“侨寓”者对乡土的回望与怀念是不够的，它必须“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且“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才能把超越风土人情的一面“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换言之，无论是“城市文学”、“都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都必须体现出时代主潮的价值诉求，都只能在现代性视阈下被阐释。
我将择取“城市文学”中凸显的三个关键词：革命、物质和爱欲，通过对它们的讨论来理解当代文学如何借助“城市”表达其对现代性的思考。之所以通过择取关键词，而不是选择诸如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具体城市来讨论“城市文学”，是由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不同时期的文学主潮始终是彼时时代话语的表达者和诠释者，因此，即便城市风格的差异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城市书写，但“城市文学”从宏观角度上看，其发展变化仍然有迹可循。之所以选择革命、物质和爱欲这三个关键词，是因为它们是“城市文学”的核心书写对象，并且贯穿“城市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它们在“城市文学”中的历时性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如何经由“城市”来体现和表达。
关键词之一：革命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提起关于“革命”的文学书写，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不是“城市”，然而在1930年代，在上海，是左翼文学运动使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在城市空间中获得了最初的表达维度。“革命”也因此成为“城市文学”的关键词之一。
陈晓明在论及“城市文学”与“革命”的渊源时说：“左翼文学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无疑是一种立足于城市革命的观念，左翼文学对城市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左翼文学更有可能以城市叙事完成历史的主体化。”（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在这一点上，茅盾的《子夜》是将都市风俗画、阶级意识分析和革命风潮表达得最为深刻的文本。不过，左翼文学并没有继续城市书写的路向，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要求引领下走上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大众化”道路。那些曾经活跃在沙龙、客厅、咖啡馆里的革命作家们在革命的感召下纷纷发生了创作转向，工农兵形象和农村斗争题材因此成为他们主要的书写对象。在这方面，以书写城市modern girl成名的丁玲最具代表性，“左转”后的丁玲创作了《水》、《田家冲》、《夜》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一系列关乎革命却与城市无涉的作品。在当时许多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眼中，他所生活的城市和他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是毫无书写价值的，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或许，正因如此，杨沫在修改版的《青春之歌》中加入了林道静到农村锻炼的八章内容，以回应评论界对这部小说过于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批评。
然而，在“十七年文学”中，城市并非与革命无涉，那些在乡村蓬勃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同样在城市中一幕幕地上演，比如草明的《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等。在这类描写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被称为“工业题材”的文本中，故事发生的空间被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工厂中，而具体的城市则褪色为一抹淡淡的远景，模糊不清。当然，也有例外，那便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在《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徐义德黑色的轿车、笔挺的西装、装饰考究典雅的书房和客厅；资本家、投机客、红色小开们灯红酒绿的“星二聚餐会”以及徐家三位太太的华袍美服、胭脂水粉都带有明显的“上海制造”的印记。不过，由于当时遵循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原则，这部作品对新中国成立初上海都市生活的展现并没有引起批评界的注意，批评家关注的是该文本对阶级斗争的描写是否激烈，对党员和工人群众的塑造是否饱满，对资本家的揭露是否深刻。
文学中的“革命”书写，不仅包括关于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叙述，还包括对政权的合法性和纯洁性的不断阐释和重申，它同样是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后期，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就已经开始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自觉地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并对滋生其中的异质思想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改造。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央历次关于党风建设的重要文件，针对的都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享乐思想等党内不良作风。1956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以捍卫新生政权的纯洁性为主旨的短篇小说大量出现，叙述的中心因此也从乡村转向了城市。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耿龙祥《入党》等都是当时倡导的所谓“侦察兵式的特写”的代表文本。在这些文本中，领导干部不再是“红色经典”所确立起来的那种坚毅、沉稳、果断、公正、忘我工作的高大形象，相反他们手中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却唯命是从、不思进取、明哲保身、官僚教条。而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理想、有热情、不安于现状、不能容忍工作中“不合理的事情”的年轻人们则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与这些不良作风作斗争。虽然此类文本并不像“红色经典”那样都有一个革命胜利的光明结局，但年轻的主人公们始终保有革命的精神和斗争的热情。
1980年代，“城市文学”对“革命”的表述开始呈现出暧昧模糊的一面。如果说官僚作风、教条主义在“干预生活”的小说中仅仅是个别干部的不良作风，经历了三十年的时代变迁，这种作风几乎成为国家单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而至于内化为一种机制，连那些曾经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也学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领导艺术。陆文夫在《围墙》中对此有如下的描述：“他（吴所长）是过来人，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活泼鲜跳的，心里搁着一件事，就像身上爬了个虱子，痒痒得难受，恨不得马上就脱光膀子。其实大可不必，心急吃不下热粥，你不让虱子叮，就得被蛇咬，脱光了膀子是会伤风的，这是经验！”《围墙》是1980年代初期“改革文学”的代表文本之一，它不仅反映出改变官僚作风的艰难，同时也预示了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日渐消弭。然而，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告别革命”时代的来临，改革者的苦恼没有了，生活背后的宏大意义被悬置了，“革命”也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消解了，在以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里，主人公完全褪去了理想主义激情，所有的叙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一一展开。
“单位”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学”中叙述“革命”的主要空间，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纷纷反映在这些单位里。作为“革命”的实体，“单位”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构成了“革命”与“单位”、“革命”与“个人”的新关系。在1950年代的“革命”叙述中，虽然像“组织部”、报社这样的单位并不完美，但它们仍是“革命”的象征，指向光明美好的生活前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在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对“革命”、“理想”、“政治”和“权力”的认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与“单位”的同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了。一方面，因为蒙上极“左”政治等方面的阴影，“单位”作为“革命”的象征物，其崇高感已经减退；另一方面，改革的契机以及计划经济时的独特地位又让人们对“单位”怀有热情和信心。所以，我们不难在当时的文本中看出叙述人对“单位”这种矛盾的态度。到了1980年代末，与“单位”密切相关的国家前途和政党威信等宏大命题在政治论述中虽未消失，但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却被生存困境置换了，“单位”作为“革命”的空间已经被部分拆解而且融入了更多的世俗性因素，叙述的中心因此转向了主人公每天都要对付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琐事。当活跃在各个“单位”中的主人公从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斗争的激情，到只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发问不抱怨，再到彻底认同谨小慎微、巴结领导的机关作派，所做的一切不为革命不为信仰，只为提干进而改善生活条件时，“城市文学”中关于“革命”的叙述也因此完成了一个经由崇尚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