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源自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像肥皂剧一样，它认为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最纯粹的表现也十分迷人。但在现实的观念形态中，这种愉悦是受怀疑的，因为它如同大多数的愉悦一样，看起来并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现实一定有值得注意的这一点，而叙述故事则必须将现实世界中的这一点双重编码，这样它既是自己又是象征符号，既是经验主义的又是精神上的，既是独特的又具普遍的延伸性。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有沉迷于感官知觉的危险，我们可能会局限于物质符号，错将树木当森林。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小说中读到诸如陈金谷腐败案，军营中的欲望，刘爱娣的弃子故事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在读完小说后便烟消云散便无从记忆。这些故事和情节会很快地淹没在大量的同类新闻报道之中，失去其记忆的价值。我并不认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一文句句金玉良言，但他提醒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故事的智慧已被新闻报道的增殖所排挤。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官僚政治形式的广泛普及，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指示出了以牺牲其原在的完整统一体为代价的社会变迁急速发展的程度。于是，我们知道的更多了，但认识的质量却更为贫乏了：它已不再直接涉及生活意义这种所谓终极问题了。”②他甚至明确地说明：“到如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利于讲故事艺术的存在，而几乎每一件都是有利于信息的发展的。”③我想，这一略有偏颇之嫌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迟子建的有些小说都和案件有关：《鬼魅丹青》围绕着蔡雪岚之死的谜团而展开；《晚安玫瑰》中母亲被强奸而生下的我，始终在破解强奸之谜而完成自己的复仇欲望；《泥霞池》更不用多说：杀人、强奸、坐牢都一应俱全；包括眼下的《群山之巅》。说来也巧，今年《收获》第1期，发表《群山之巅》，而《人民文学》的第1期则发表了艾伟的长篇小说《南方》，写的也是一起凶杀案，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前不久苏童的长篇《黄雀记》。此类看似巧合的相似至少说明：杀人强奸之罪、案件之谜和牢狱之灾已成为当今诸多小说写作的引擎。小说中出现杀人强奸来得总是太容易或者太困难，那是因为小说描绘的不是杀人强奸本身，而是我们对犯罪的感觉以及它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后果，那也是为什么同是从案件出发：《群山之巅》重后果和连锁反应，《南方》重的是道德内省，而《黄雀记》则在更广阔的视阈中运用其意象和隐喻的阐发。案件总是和道德审视密不可分，它既是故事的魔法，又是道德的心灵遥感。
故事必须有寓意。除非它的内容翔实、扣人心弦、形式特殊，否则我们无法相信它的寓意；但这种情况越多，现实主义就越像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因此就有可能会破坏它本想阐明的道德真理。如果天使存在于完美的道德整体中，那么恶魔则依赖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天使总是一厢情愿地乐于行事，而恶魔则诡计多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故事越是吸引人，其作为典范的地位就越危险。故事是虚构的，但它所追求的是信以为真；倘若充分地揭示它的虚构性有可能破坏摹仿现实的效果，但如果读者真的把它当作现实存在过的事实，我们又可能会无法体味其中的讽喻意味。这也是为什么长篇小说的后记中，作者总是喜欢道出其故事的真实出典，我们甚至还可以重温一下贾平凹几部长篇的后记，真可谓虚构中的虚构，假装着的假装。这如同人性的显现：人性总是由它所不是的东西来预示，所以，人性所到之处它的他者必定也在那里。这也可能使得人性成为一种可能的思想范畴。
在这怀旧的年代，迟子建的故事很难不赢得读者的青睐；但在这城市化大踏步前行的岁月，迟子建的“怀旧”也很容易遭人诟病。在青睐和诟病的双重夹击之下，《群山之巅》艰难的十月怀胎是可以想像的。就像小说中的那些理想人物，其职业却是屠夫和行刑者，我们大可不必一厢情愿地从中费力猜出什么象征性的意义。
迟子建式的故事读多了自有其让人厌烦之时，这是书写者之过，还是阅读者的耐心出了问题，难说。老实讲，即便让你集中时间读遍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你也会一样的不耐烦。世事难料，生产者雄心不减，消费者的胃口有限，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时间的胃口是无限的。
实际上做一个批评家有时也难。当你集中时间读一个作家的多部作品，映入你眼帘，吸引你注意的，让你多少有点不耐烦的总是那些不断重复的部分。而那些经过自我挣扎，付出艰辛努力，来之不易的变化则总是溜之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