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80后”为主力军，“90后”为生力军的青年写作现象，自1999年“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始，至2013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传递出“大团圆”结局的信息，已近十四年了。经由十四年的逆向而生、顺势而长，曾经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青年写作现象已然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一个不可忽视、影响深远的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事实上，青年写作现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提供了单纯的文化研究范本或文学批评对象，而在于它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由青年亚文化写作、青年时尚化写作与青年“纯文学”写作三方构成的相互扭结却又冲突不断的新格局，以及由此格局对文学生产机制的严重冲击。即：新世纪青年写作现象生成于青年亚文化写作、青年时尚化写作与青年“纯文学”写作之间博弈的暧昧、犹疑、转换、兼容、分离的过程中，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困境。而且，无论是三方之间的博弈关系，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困境状态，随着中国当代作家的代际更替，在未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非但不会结束，反而会持续下去。因此，无论是从青年写作现象本身出发，还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变化出发，青年写作现象若想解读，就需要从文学生产机制①的视角深入到青年亚文化写作、青年时尚化写作与青年“纯文学”写作的“三方鼎立”的新格局内部，考察三方如何形成扭结和博弈的关系，进而有效地梳理、辨析青年写作现象的特殊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以期重新确认青年写作现象的意义。
一、青年亚文化写作的身份定位与
弱力的反叛
先辨析青年亚文化写作如何通过反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方式与另外两种青年写作形态进行博弈并确立其身份定位。
何谓青年亚文化？不妨借用当代美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的描述：“关注那些从属群体——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族（mods）、摇滚派（rockers）、光头仔（skinheads）、朋克（punks）——的表现形式和仪式。这些群体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和谴责或被视为圣徒；在不同的时代，他们被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也被视为无害的丑角”（【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新世纪中国青年亚文化写作大体上符合迪克·赫伯迪格的描述：从事亚文化写作的“80后”代表作家韩寒、春树、李海洋、李傻傻、易术，乃至“90后”代表作家陈观良在成名伊始就将身份定位于一个“从属群体”，即被现行文化体制或教育体制所排斥的群落，同时也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防备的人或被青年所膜拜的人。②不仅如此，上述青年亚文化写作者在他们所选取的表现形式——小说世界中，更是青睐于讲述“从属群体”对“支配群体”的反叛过程。其中，“从属群体”通常被理解为被现行教育体制所放逐和所压抑的青年群体，“支配群体”则被理解为与现行教育体制和现行社会中压制青年个性成长的主导性力量达成合谋的教师、家长，乃至成人世界。“从属群体”与“支配群体”的冲突构成了青年作家从事亚文化写作的主要动因和写作目标，由此试图确立一种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化观念与主流文学观念形成“反常”的反叛关系。
韩寒、春树等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写作有其特别的反叛策略，即：韩寒、春树等的作品试图从对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反叛着手，进一步反叛中国当代主流文化。换言之，从文学产生机制的视角来看，青年亚文化写作主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内部构成要素之一——人物形象塑造原则和主题类型进行颠覆。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韩寒、春树等宁愿违背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观念所主张的塑造正面少年人物形象的规定，而试图确立另一种非主流的少年形象。为此，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春树的成名作《北京娃娃》、李海洋的成名作《不良少年査必良的伤人事件》、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X》、易术的成名作《陶瓷娃娃》、陈观良的短篇小说集《丫的伪大爱情电影》中的少年主人公分别为“另类少年”、“坏女孩”、“不良少年”、“幽灵少年”、“**少年”、“流氓少年”。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又赢得了“叛逆”派掌门人、“新激进分子”、“天才少年”等耀眼称号。当然，囿于年龄、经验等因素的限制，韩寒、春树等最初步入亚文化写作时，对于选取哪种策略塑造人物形象并非深思熟虑。随着亚文化写作的深化，韩寒的长篇小说《他的国》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春树的长篇小说《红孩子》和《两条命》所塑造的青年主人公逐渐超越了八十年代一代人的青春经验而进入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深处，即由生存进入到存在。其次，在主题选择上，韩寒、春树等不仅将现行教育体制当作他们共同的批判对象，而且，随着亚文化写作的深化，将一切压迫于青年身心之上的体制化力量视为批判对象。
只是，在新世纪意识形态和时尚化写作的多线夹击之下，青年亚文化写作高开低走，日渐弱化。其标志性事件如下：其一，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的前后事件。1999年《三重门》曾经因反叛现行教育体制的主题而获得了青年作家所发起的亚文化写作的反叛意义，但2012年，《三重门》却因“代笔门”事件③而使得其反叛意义打了折扣。其二，韩寒主编的具有亚文化性质的文学刊物《独唱团》只刊发一期就被停刊了。这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立场在新世纪中国的处境艰难。其三，韩寒由反叛少年日渐被媒体和图书市场偶像化和公知化。其四，青年亚文化写作的重要代表作家春树和李海洋或者失去了反叛的对象，或者转行至影视剧编写领域。这都表明青年亚文化写作在新世纪背景下难以为继。此外，青年亚文化写作在文化立场和文学形式上存在着难以破解的内在矛盾。更确切地说，青年亚文化写作的死敌是青年时尚化写作，而亲密伙伴则是青年“纯文学”写作。然而，它与青年时尚化写作之间却保留了一条随时秘密和解的暗中通道——青年时尚化写作的富豪梦和中产梦同样也是青年亚文化写作者的憧憬目标。同样，青年亚文化写作与青年“纯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虽然青年亚文化写作因将“纯文学”写作视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构成要素而对其进行反叛，但它又不得不将“纯文学”的写作形式作为其所依靠的对象——大概只有“纯文学”形式才能满足亚文化写作的形式需求。这种种矛盾行为使得青年亚文化写作注定了只是弱力的反叛。
应该承认，中国青年亚文化写作较之西方亚文化写作有着先天不足的一面。在西方亚文化写作的背后，有着一整套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根源，也有着相对明确的反叛对象。而中国青年亚文化写作则相遇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溃败的贫弱时期。即：后启蒙语境下思想的淡出，再加上青年作家自身主体性的尚未完全建立，致使青年亚文化写作尚未确定自己的反叛对象，由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冲击相当有限。尽管如此，青年亚文化写作还是因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的反叛而获取了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并率先开创了新世纪中国青年写作现象中的批判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