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公家牵线和大姐联系上，舜菁才首次直接听说自己离家后父母家中发生的大小事，连舜蕙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也得到线索拼凑，轮廓逐渐浮现，最后更经由管道，让金家姐妹看到了“匪谍金舜菁”行刑那天拍的“遗照”，证实四妹舜蕙的死讯。
除了内疚，舜菁更为以亡妹的身份继续在台湾待下去感到不安，再三央请姐夫作保，帮她尽快离开国民党控制下的这个“险地”。
即使有侨领当靠山，当时国民党治下的一般老百姓轻易不得出入国境，背着案底的舜菁奔走经年，护照申请书上才盖齐所需要的章子。
她在1946年奉派到台湾，深入敌营二十年，不但一半以上的时间耗在逃亡、坐牢、躲藏，最后还要靠久违的娘家人，以一本代替她死难的妹妹“金舜蕙”名字的护照脱险。
感慨万千的舜菁来到香港，却发现国内的整肃运动已经铺天盖地而起，她虽再度死里逃生，却还是陷在报国无门的窘境里。
大陆十年浩劫期间，社会失序；离开和对岸完全隔绝的台湾，到了消息灵通的香港，舜菁不用找到同志打探，只要天天翻开报纸，就看见一条条惊天动地的新闻；光是那年六月到九月，沿着珠江流到香港的浮尸就高达六十具。各家报纸深怕消息不够耸动输给同业，图文都拣残缺不全、五花大绑，或者被斩去头颅的尸体来描写“红卫兵”派系之间斗争的惨烈。铁幕隔绝，香港记者采访不到见证人，就发挥想像力，弄得看报像读惊悚小说。
舜菁思之再三，决定不轻举妄动，她选择性地和组织保持失联，继续当她无依无靠的孤老太婆。
然而她在香港的姊妹毕竟不同于台北那些老死不相往还的亲戚，慢说大姐夫妇对她有恩，六妹舜蒂跟她更是一母所出，可是姐妹们的人生志趣相差太多。香港小如弹丸，躲开熟人说起来容易，舜菁只能尽量避免和富贵的姐妹往还。
“铜钿没额，派头笃（大）来兮！”六小姐舜蒂讲到二姐就发火，“请不到的呀！我今天跟她说，对笃姐夫都这样，那叫不识抬举，忘恩负义！”
舜菁听到任何闲话都装没听到。她自食其力，凭借外语能力过关斩将，一把年纪过硬考进洋行当文员，混迹在中环脚步匆匆的人潮里，做低眉顺目的普通小市民。
直到“文革”结束，她得知在国内，素来赏识她的上司居然熬过改造，活着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官复原职。舜菁也就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更费尽力气恢复本名，以延安时期老革命家的姿态回归祖国，更以爱国华侨和离休干部的身份，得到了一个涉外单位的顾问之职。
到任的那天，年过六旬的舜菁老泪纵横，心中万分感念党和组织，居然没有想到自己的新职有可能再度沾了“爱国华侨”亲戚的光；中国人讲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这边这个“祖国”改革开放，积极争取海外资金了。
身为新官，舜菁自忖，哪怕半生无成，党竟没有忘记她！她慷慨激昂地对着办公室里负责打杂的大爷发表上任感言：“我人会变老，我报效党的心永远年轻！”
其实除了有个办公室可以坐坐，舜菁这份闲差和老得退了休也差不太多，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时要打发。
舜菁在同一个胡同里的一头一尾居住和上班，每天两点一线，到哪都是看报喝茶打毛线张罗吃食，逐渐也就习惯了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一天过完就算完成了那天的工作。
非官非民地，舜菁上午从胡同尾走到胡同头，下午从胡同头走回胡同尾，也算驻京十年。眼看着胡同里一幢幢1949年那个点上，产权由私转公的四合院，被拆掉改建成高楼，再卖出产权证，由公转私，成了一个个新北京人的家。房地产的兴盛带动百业，新中国日渐富强，国庆节天安门前排排站着的大官都换了舜菁眼中的生面孔，算起来全是她参加革命以后的二代甚至三代人。
人心和社会的改变终于让舜菁不能不服老了。老左派这才算掐熄了自己此生最后的一点报国之心，对祖国更欢迎像她姐姐、姐夫那样带着铜钿的资本家回乡的现实，也从咬牙切齿到坦然接受。
中国和国际接轨，统战部门闲置的特立机关遭到裁撤，连他们单位那幢原来没人看得上的小四合院，外墙上也画了个大大的红色“拆”字，金舜菁老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家族的召唤回到出生地上海养老。
当人生对政治的热血洒尽，没有丈夫子女的老人，在生命开始倒数计时的时刻，回头拥抱她向来不屑的封建亲情，每周固定三次和她从前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当年她那些一听见“又闹革命”就赶紧落跑，后来成了“香港上海帮”或者“纽约上海帮”，却在改革开放以后荣归故里，搭伙在北上广炒楼，赚回家产的亲友，一起下馆子、打麻将、想当年、话家常，过起解放前租界金府里那种年轻的舜菁当年嗤之以鼻，谓之为“集体浪费氧气”的日子。
2008年台湾对大陆开放观光时，舜菁已是耄耋之年，想想行将就木，就算自认依旧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却可能人老智昏，又和港台来的三姑六婆们在一张牌桌上，东拉西扯了十年，难免受到影响，午夜梦回就也开始思考，如果死后有知，跟舜蕙在泉下重逢，妹妹会不会怪二姐姐太过无情？
过年家族聚会时，她表达了想要去台湾祭拜亡妹的人生最后心愿。拿姑妈们当成父母般孝顺的金家子侄就领命去办理手续。
gcd员入境台湾，哪怕是离休干部参加旅游团，也要盖比平头百姓更多的章。八个月后，老人终于拿着印了舜蕙生日，和她金舜菁之名的入台证，来到疑似四妹当年的绝命之丘。
“四孃孃的名字我们都记得的。”侄子时元恭敬地说。
时元的父亲是金家幺儿安勤。安勤大排行第九，上面有七姐一兄。1949年上海局势混乱，亲友纷纷走避海外观望，时元母亲临盆在即，行动不便，家族决议，同意安勤这一房留下来看守家业。
家族中最后一个在正屋里出生的时元刚好赶上新中国。在各种政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年代，他们家虽然和分住了金家大宅的新邻居们一样，穿着蓝色的衣裳，用粮票排队买副食品，可是不管戴着红袖章的人来家里抄多少次，地板下或者墙壁洞里，仿佛还是能掏出个什么物件深夜把玩。没有外人的时候，橱子里也摸得出几颗巧克力之类的稀罕零食给孩子们解馋。除了特定时间，从香港邮来的信件和接济，隔三岔五也都能到手上。
那个时候中国普遍缺乏娱乐活动，哪怕曾经是远东第一大城的上海也不例外。时元成长时期的重要家庭娱乐是听父母讲古。虽然他们这一辈没赶上亲身经历金府的全盛时期，从清朝到民国，曾经被认为是罪恶渊薮的大家族在人的嘴里去芜存菁，几代革命志士拚出性命打倒的封建，成了值得缅怀的传统。年、月、日、时、地、人，在见证者的口中说出，扭曲的记忆比史书还权威。金家孩子们听大人讲讲，就好像自己也从其中走过；国内国外，死的活的，随便哪房亲戚，都在家庭闲谈里留在了身边，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也就没有从时元“新中国的孩子”这一辈的成长记忆里缺过席。
平辈亲友谈起二小姐年轻时的胆大妄为，喜欢撂英语的还会偷偷说一句：“She i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她是家里的黑羊！）！”
年轻时就被称为“黑羊”的舜菁倒是一点也不黑。金家七姊妹虽然不见得个个是美女，却都有江南女人的白皙肤质。也有好事之徒在家族里硬加区分，说是不擦粉的话，三太太那边的舜蓉和舜美就比八奶奶的四个女儿水色差。
舜菁和舜蕙相差三岁，是金家七仙女大排行中的老二和老四，中间夹了个偏房所出的舜蓉。一母同胞的两姐妹由同一个奶妈带大，姐妹个性虽然一刚一柔，可是感情很好，眉目也有几分相似。
舜菁刚满二十岁，大学还没毕业，就有媒人上门。提的男方也是旧家子弟，叫张汶祺，家族从清廷、北洋、国民政府到满洲国，都有亲戚当过官或者当着官，算是政治世家。汶祺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本来应该接受家族安排，谋个出身，他自己却无意仕途，反而流连十里洋场，借着各种名义赖在上海。长辈问起前途打算，一会说要去投靠“新京”的伯父，一会说要去找在日本的大哥，没几天又宣布要和同学结伴去欧美留学，拿了盘缠转个身却继续去当他的火山孝子。张家太太亲自到沪监军，也没法子让浪子回头，只好另作打算：她想，儿子既然这么喜欢上海，那就让他娶个门当户对、娘家有实力的本地媳妇，哪怕事业无成至少还可以传宗接代，也算是没耽误人生大事。张太太打定了主意，一面也就放出消息，到处张罗打听起来。
金家是遗老家庭，在上海住久生根了的几房都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封建的讲究藏在骨子里，表面上看来洋派得很，男女子弟都送出去上洋学堂，还请家教补习外语，虽然从没不欢迎媒人造访，却声称不盲婚哑嫁。当有人跟舜菁妈妈八奶奶提起张家，八奶奶仔细听了家世介绍以后，笑眯眯地说：“张家儿子欢喜派对否？让他们见见面，小人自己先认识，你看好否？”
跟两家都熟的亲友就找机会带着娇客候选人上门了。
如果年轻人没有抱负不算缺点，论长相、家世和学历，汶祺确实是一个受到这圈子里婆婆妈妈们欢迎的女婿人选。他也是个带得出去的客人。玩心虽重，世家子弟分得清白相和结婚是两码子事。出名的纨绔张二少在金家出现的时候永远是个殷勤有礼、进退有据的年轻绅士，很快就和金府上下混熟，结成通家之好，把介绍人晾到了一边。
其实单看外表，汶祺觉得金家七仙女中，外貌最出众的是大小姐兰熹，不但容貌可人，连一双手伸出来都像玉琢的一样，抚在一张张麻将上，能让看牌的想入非非。有次他在桌边看几个女眷打麻将，兰熹摸的十三张只只不靠，只有陪打的份，可是她脸上不动声色，跟紧上家，扣死下家，做出将有大动静的样子，搞得桌上人人自危。一个抗压性明显低于其他三家的女太太口中喃喃抱怨没出阁的小姐牌打得太厉害，一会儿就自暴自弃，听了个鸡胡。牌一推倒，兰熹妙目微抬，赢家还没开口，她手上屎牌一盖，该给的筹码早就算好甩了出来。汶祺把一切看在眼里，感觉那个美貌的女赌徒有股说不出的帅劲儿，可是他记得自己来金家是替母亲大人找儿媳妇的，对未来的大姨子就止于欣赏了。
不止汶祺却步，金大小姐精明之名远播得早就没人敢上门做媒。媒人在台面上跟张家说“年龄不相当”，像嫌女方虚岁二十五年纪太大，私底下悄悄说的却是：“那位请回家要当婆婆的。漂亮有啥作用？”
舜菁虽然不如大姐漂亮，可也不难看。她身材高挑，和妹妹舜蕙虽然长得像，却因骨架稍壮，视觉上大了一号，举止也多了几分英气。她不像金家其他女眷那样热衷玩麻将牌消遣，反而喜欢文艺和运动，闲暇时要不捧着本小说，要不就找伴出去看电影；又或者天气好去郊外骑马，有时也约人到乡村俱乐部打网球。汶祺对消遣的花样门槛精通，是个好伴，认识以后和舜菁单独约会了几次，家里就把二人看成了一对，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也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了。
舜菁骑马的时候喜着男装，她原本就蓄短发，有时怕风吹乱，上点发油往后一梳，再套上马裤长靴，英气逼人，活像个假小子。汶祺北人南相，个头儿不高，却欣赏长腿女郎；看惯了跳舞厅里穿着合身旗袍，襟上别着小手绢，扭扭捏捏的女人，跟大方爽朗、没有小儿女态的舜菁相处，倒也觉得耳目一新。
两人什么娱乐活动都玩得到一起，唯独舜菁跳舞时喜充男士领舞，抱怨被人带着转久头昏。家庭舞会的时候，汶祺就找爱跳舞的四小姐舜蕙当舞伴。
汶祺也算是舜蕙的练舞老师。满了十七岁的舜蕙刚学会跳舞，对这个新学的游戏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一有空就打开留声机，缠着为她启蒙的二姐练习。
“好了！救命的来了！Wayne（汶）！”看见汶祺走进跳舞厅，舜菁喊他的英文名字热情招呼。转过脸对让她带着转圈儿的妹妹说：“让张家二哥带你。谁还有闲工夫陪你这样没完没了？”
舜菁连滑几步，带着舜蕙舞向汶祺；接着一手轻扬另掌暗推，舜蕙就随着音乐的节拍倒向汶祺张开的双臂之中。
汶祺这个跳舞老师可不像舜菁那样死板，边跳还边数拍子：“嘭嚓嚓、嘭嚓嚓、嘭嚓嚓……”
他轻轻松松带着舜蕙跟上音乐节拍，轻柔打转，时快时慢，暗符节奏地摆动身体，口中还能随着留声机里的佛雷雅斯坦哼唱两句：
天堂，我在天堂，我心狂跳，有口难开，
和你共舞，仿佛找到了追寻的幸福——
当我和你脸贴着脸！
汶祺高超的舞技立刻让舜蕙感觉到了另一个境界，脚下轻飘飘地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地就踩在拍子上了。逐渐跳出心得的舜蕙终于能放松身体任由舞伴带领，自己全神聆听乐曲，原先僵硬的腰和臀也开始微微律动。汶祺感应到女伴的信任，轻轻一笑，手一抖无预警地就把舜蕙扶着下了个腰，转小半圈又搂回怀里，还接连玩了几下花式。
首次完成高难度动作，舜蕙心中又惊又喜，越发小鸟依人。汶祺唱到“cheek to cheek”（脸贴脸）一句时，两人倏地擦面而过。如此惊险的一瞬间，亏他还有闲暇在距离最近的一点上，悄声赞道：“四妹妹有天分！”
音乐一停，舜蕙就红着脸对姐姐发娇嗔：“人家比你教得好多了！”
“那以后你找他，”舜菁巴不得地说，“再别找我！”
事后追想，三小姐舜蓉的生日舞会竟是舜菁最后一次参加金府派对，此后非但家族聚会再不见她的人影，乡村俱乐部和练马场上也芳踪绝迹。原来舜菁化小爱为大爱，转性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到“抗日救亡”的爱国活动上去了。
在街上教唱爱国歌曲、发传单反分裂，呼吁国家团结对外，倾情爱国的舜菁往往要等到夜幕低垂才倦极归来。一进家门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姨太太指桑骂槐、仆人口角纠纷、派对音乐嘈杂，她就恶向胆边生，要拚命压抑上前把牌桌或者留声机掀了的冲动。想到白天在街上看到的难民，校园里听到的消息，和师生报国的热情，她感觉每天回家都是煎熬，简直没法再继续忍受这个醉生梦死的家庭。她也不愿再搭理追求者汶祺；甚至感觉只要和金家沾边的人和事都让她烦躁生厌。
金家里烦着的人可不止舜菁，八爷和八奶奶也烦得很；他们为了还没许配人家的大女儿不顾闺秀体面，出去甄选上“钢笔小姐”的事给亲友指指点点几个月了。日本人在华北加紧了侵略的脚步，难民涌入上海滩，学生用罢课、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达爱国心，社会不安定让金八爷的投机生意也跟着赔钱，连乡下的佃农也找到借口拖延交租。金氏夫妇感到霉星高照，内外不安，就商量着把舜菁和张家的事情办了，不但七个女儿先嫁掉一个算数，家有喜事也好冲冲喜。媒人得了信，欢天喜地把好消息传了出去。
“你跟我二姐都要订婚了，”舜蕙充满了哀怨地问和她共舞的汶祺，“还跟我跳什么舞？”
汶祺闻言一愣，心想：舜蕙她这是喜欢自己的意思吗？嘴里却说：“跟小姨子跳舞不应该吗？你还是我的跳舞学生呢。”
舜蕙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忍住不让流下来。少女幽怨的眼神让汶祺这样的情场老手也我见犹怜。她委屈地望着汶祺好一会，才吸着鼻子说：“什么小姨子？你就这么等不及当我的姐夫？”
汶祺的手在舜蕙腰上紧了紧，语带调侃地道：“我等不及什么？多久时间都没看见你二姐人了。怎么听你说的这话有点酸呀？”
“你晓得啥？我二姐真的欢喜你吗？”舜蕙把汶祺的手用力一甩，跑了开去。
汶祺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甜的滋味虽然多一些，可是姐夫发现小姨子暗恋的对象是自己，恐怕再甜也要带上几丝苦的遗憾。汶祺暗自狐疑：不会是也喜欢上这小丫头了吧？
他无法解释自己难掩的惆怅，望着疾奔而去的少女背影，心里泛起对舜蕙温顺脾性的留恋，嘴里言不由衷地自言自语道：“傻丫头，当妹妹不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