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小邢和我的倒休难得对上，她把我领到崇文门瓮城月墙附近的菜市场。
在那栋像体育馆一样高大的圆拱形建筑里，我们像摇煤球一样，被挤到蔬菜部的柜台前。
她指着一筐冬瓜和土豆，光是问价，也不掏菜票。伙计拿着杆秤，不耐烦着说，都是凌晨从张家口刚运来的，保证新鲜。我见身后提着尼龙线网兜的人越排越多，就赶快拿了半斤蒜苗，拽她走了。
她兴奋地说，让给我行吗，不让你白买，请你吃好吃的。
我们从崇文门大街的石子路上，向西走出两站多地，过了新侨饭店，又过了巾帽胡同的锦芳小吃店，她都没有推门进去的意思。
她看上去，格外有兴致。
后来走到台基厂，她终于进了一家叫三元梅园的店。
“新开张的乳酪店，你吃得惯吗？”
我看这个店挺素气的，就问她，单卖这个还能开店呢？她没理我，直接找服务员去了。
“同志，要一盘松仁乳酪，再来个燕麦双皮奶。”她流利地说着那些拗口的名字，就像初次见面时，在她手里劈啪作响的算盘珠子。我喜欢听她清澈见底的声音。
她脖子一扬，告诉我，这次店里调岗，把核算菜品利润的工作，分到她头上了。我说难怪，你的脸上，仿佛贴了喜字。她收起笑脸，定了定神，轻声说，我就是让你一起高兴高兴。
我们背后有一扇木雕的镂窗，阳光刚好能晒进来，又暖又痒的。她问我，你那碗什么味道，让我尝尝，我说不行，她低下头说我还不喝呢。两人就这样，好容易才安静下来，坐了很久。
不知怎的，我又说起了葛清，她跟着听，不讲话，直到双皮奶顺着瓷勺边，滴到了她印着菊花瓣的尖领衬衫上。
她拧着眉，反复擦拭。
女人似乎都不愿在一个话题上，耗太多的神，她又说起一直在她家门口修车的一个男的。
“前天我换个闸盒，这人说找不开钱，我告诉他不要紧，下次碰上再给我，一样的。结果直到今天，我都没再见到他！”她一连啧啧好几声，“真是的，你们北京人，就为这点钱，值不值？我们台州，卖奶的男人，把奶分装成一袋袋，塑料盆底下放好零钱，只留个牌子，便去忙了，你猜怎么着？”
我没有理会她，她推了我一下，继续说，“他晚上收摊时，奶全卖光了，钱是分文不差的，十几年，大伙全凭自觉。他自己盛奶，也要往里多加分量，这就是台州人。几万块，十几万块的生意，我们欠条都不打的。可见人和人之间，最看重的就是信任。”
我说她，能不能别张嘴闭嘴的总是“我们台州”。她说你还不是一样，三句话不离葛清。
我说我们这儿做生意，十几万块也不打欠条的。她问为什么？我直接说，因为大家都穷，打了也没人借给你。她听了，脸都气成了紫茄子。
我被杨越钧通知，下午去三楼宴会厅读报。
《工人日报》被师傅们用茶缸子垫在案头，敲三家的敲三家，下象棋的下象棋。
这天有眼福，赶上面点的两个老大，趁着醒面，没事闲的，一人拿一根打荷叶饼的擀面杖，面对面坐好，敲鼓点儿。噼了乓啷的节奏，好听不说，还令人振奋，竟围了有两圈的人争着看。
杨越钧铁青着脸，和齐书记两人，墩墩的一起走进来，所有人赶紧找位子坐。
这一趟果真不白来，这个会的议题是征求店里对鸭圈的处理意见。谁都清楚，葛清从不在这种场合露面，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烤鸭部唯一的与会代表。
我把头往正中央的方向凑，想从师父的脸上，读出半丝半缕的暗示。可我却听到齐书记抢先开了口，他说这事我带头表个态，新上任的副区长，姓车，以前和我家在一条胡同住过，两家人打一口井吃水。人家是干科教文卫出身的，现在全区上下谁不狠抓安全生产？出一点岔子，关张，永远不要再起来。眼下评涉外餐馆的事，他也是负责人之一。所以我说，鸭圈不是臭不臭的卫生问题，而是能不能紧跟政治形势的觉悟问题。
他的指关节朝桌面一扣，口水四溅地说，况且这鸭圈确实是臭了点。连老谢都反映，不要说巷子里，走到当街，车一过，风一卷的，茅房都显不出自己来。
更多双眼睛同时看向我，我感觉有一口气顶在前胸，血压好像也高了。
风势吹得这么好，按套路，该是各人发言的时间了。
我眼睁睁看着，鸭圈的卫生问题，是如何转移到作风问题上来的。
有的说葛清在店里，嘴上总叼着烟，一根接一根的，影响太恶劣了，被外人看见很不好。还有的说他对组织上的任务态度轻慢，国庆前配合共建校的学生演练，就很说明问题，都在热火朝天发馒头，只有他和，那人瞥了我一眼，把话跳了过去。就他搞特殊化，谁还记得，当天对方校长怎么说的？
甚至有人说，亲眼瞅见他私自往外捣腾鸭子，卖到别的铺子里。
这种场面一旦撕了口，收是收不住的。
讨论会要是这么个开法，我倒可以一个字都不用说了。
“没人叫你们开批斗会。”杨越钧终于发话了，在我勉强能看到他的位置，“你们私底下谁比谁干净，我看那几个小服务员的体型儿就知道了，后厨的菜有那么养人？”
我直着脖子，朝窗外看。老实说这层楼的视野不错，从水利部大楼，一直能眺望到五四一印钞厂那个虎皮色的储水塔。
“问题，是有的。但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讲道理，独断专行。”老人终于将询问的目光，对准了我，“是不是也请区领导和街道的群众们，过来看一看，鸭圈天天都有人在扫。凡事要有个论证的过程嘛，找到妥善的修缮方案，在评比前尽快实施，才是当务之急。”
小邢告诉我，多少人为这事都堵到区政府门口了，你别傻儿呱唧的不知深浅。鸭圈到底怎么处置，就算会上拍了板，也要由店里正式下通知，让领导去跟葛清谈，轮不着你。你嘴要是真痒痒，就躲没人地方使劲撕。你就当自己那天不在场，反正这件事从头到脚，跟你扯不上关系。
后来我才懂，杨越钧说请外人检查鸭房，不过是一句台面上的套话。人们只在乎烤出炉的鸭子，吃着香不香，没有谁会钻到鸭圈里，找那股味闻。小邢说，你要会听，你师父后半句话，才是重点，尤其是“评比前”和“快实施”。
谁有心，自然清楚该怎么做。
有天下午，葛清逮着空，少有地叫我跟出去吃口饭。我问他，去不去煤市街的致美楼，从店里一直走到取灯胡同，刚好可以松松心。
他说犯不上跑那么远。
出门前，老头面对着三个鸭圈，站了好一阵子。这些祖宗，还是雏鸭时，便由他照看，如今个个挺拔丰满，胸骨长直，许多羽毛已呈出纯白的奶油光泽，喙和蹼等处，皆是滑亮的橘红色。他一回身，进屋换了件浅灰色的缺襟马褂，又配了一条人造棉灯笼裤，缠好玉田的垂柳牌绑腿带，脚上的筒式千层底棉鞋一蹬，叫我快走。
走到街对面的市第四幼儿园后门，那间蚌埠老夫妻开的饭铺门口，戳着个长方形的红漆木牌，上面刻着“应时小卖”四个字。老头在人家玻璃窗户下，搭了个矮桌。然后他走进铺子里，把怀里揣着的一包鸭架子，掏了出来。
我不知当看不当看，便把头转向当街。
老头和掌柜说，拿给家里尝尝吧，自己养的，不知以后还有没有了。
对方接过去说，哪里来的造化，总让葛师傅惦记。
老头没有言声，出来和我坐下。掌柜端过来半斤烙饼，麻豆腐和炒豌豆也一样拨了一点，搁在五寸碟里。他把烟掐了，掰开饼，嚼起来。
他越嚼越用力，连脖子上的夹肌和筋节也突露出来。
风从胡同口刮起时，土渣子和落叶被吹进碗里，我用一张草纸盖在上面。
我说，再喝口茶，就回去吧，他也不理我。
直到我坐得两脚酸麻，他却掏了钱，说可以走了。
他的步子很快，我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当我一路扶着墙，进到后院，却看见原先那几间被打通的小房，在是在，却已不是鸭圈了。
它们在极短的时间里，被人清空、拆平、抹石灰，再填满。
鸭圈被改成了库房。
我觉得我当时的反应是正常的，站在空空冷冷的院字里，我张着嘴，等谁来给一个说法。
葛清才不正常，他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头也不抬，推门进屋。
说法当然是没有的，倒是贴在公告板上的一张通知，算是对这事做了交代。今后烤鸭部的鸭子，会从郊外的大红门屠宰场，连夜往店里运。相关岗位人员，要认真负责地做好检收工作，好钢使在刀刃上，提升效率，安全生产。
我总是讲，杨越钧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好人。
如果你看到他那张宽大厚实的圆脸，你也会认同我所说的。
我还要讲，我师父是店里唯一敢在这个时候走进鸭房，来看葛清的人。
他很懂得事体，只站进门内，方便说话就好。
“老哥哥，你现在松快多了。不用择毛，不用烫食，更不用宰牲，原先辛辛苦苦填养活鸭，现在人家直接把白条鸭子送到您屋里，这是福气。”
“掌灶的，你最拿手的干烧鱼，原料也用外面买的死鱼吗。听说万唐居好几位管事的，都被叫到区里谈话。杨师傅，为什么跟鸭房不相干的人，倒有了说话的份儿，唯独对我不闻不问。怎么，连我也脏，也臭？”
杨越钧一点不恼，反倒笑着说，以后这烟，能少抽还是少抽一些吧，这样也是为你好。
葛清撂下手里的活，回过身，他瞅见我也站在师父身后，就没再开口讲话。
师父走之前，依旧忘不了对我嘘寒问暖一番，还嘱咐着，短了什么，尽管找他。
“凡事切勿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