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见过小元之前，便听说了她许多事情，那是很多年前，七年，八年。那会儿，我们的朋友大雄沉浸在对她单方面的热恋中，在多次集体大醉的排档上，他说起小元，甚至为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在前年无声无息地出版了，我没有买，我想其他人应该也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才华的有限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二十七岁新年过后我便去了北京，渐渐和他们所有人断了联络，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没有如期望中那样，成为什么真正出色的人。大部分人遵循规矩，混得不错，但是与出色绝对不沾边。但是我们并不愚蠢，纷纷接受了自己作为平庸小人物的存在，没有苟延残喘，也没有滞留在任何灰色地带。大雄是个典型人物，当他把有限的才华投入电视剧本的撰写时，赚到很多钱。
我一度怀疑小元是被杜撰出来的，因为她被描述得像个梦。哦，或者说，更像是一个理想，一个不管是谁都想要成为的人。那会儿她十七岁，高中时作为交换生去了荷兰，之后依然是以交换生的身份去了法国和西班牙，通晓英文和法文，能用西班牙语做日常对话。她的语言天赋有赖于超群的智力和记忆力，因此只要她愿意，她几乎可以在任何有望改变人类现状的领域有所建树，但是她偏爱文学，试图与普通人一样从悲伤的文字中寻得意义。高中毕业以后她回国念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完全是一种浪费，哪怕念哲学都对她的头脑更有益，天赋异禀的人却最不把才华当回事。这给了大雄不切实际的希望。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于杭州和上海，包里装着博尔赫斯的小说和卡瓦菲斯的诗集。我敢说，不管是他还是小元对于这两个人都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兴趣。
但是小元在一个学期后便退学了。大雄认为她是出于对规则的挑衅以及少年心气，但当我认识小元以后，便觉得这样的决定多半是出于对整部人生过早的洞察，接下来她对外部世界的抛弃也变得更加直接。
之后大雄提起过她两次，一次说她去非洲参加了一个人道主义援救项目，一次说她在大西洋的船上采集标本，三个月后上岸。很难说这里面是否有杜撰的成分，他对她的描述一定有主观臆断，然而小元的经历又在大雄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之外，他不可能凭空捏造出一个非洲人道主义项目，我怀疑他对非洲的全部认识来自于海明威描写的乞力马扎罗山。所以他应该只是省略了一些部分。为什么她可以那么潇洒。实际点来说，她是如何赚钱的，如何解决生计问题。毕竟她还是个孩子，为什么她竟然可以随意地在世界版图上移动（而我们却都被困在这里）。
直到他们分手，我们才终于感觉松了口气，世界的齿轮仿佛终于卡对了地方，不会再发出刺耳的声响。
“她啊，真是一个流浪儿。”我们劝慰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就是那种人，浪子。你比我们更明白。”
“你们怎么会这么想。”他几乎倒退了一步，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继而是冷冷的嫌恶。
大雄最后一次找我，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两年。他在电话里说小元申请了美国的学校，要从武汉到北京来办签证，想要找个落脚的地方。几天，最多一个星期就够了。问题在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非常不好，租住的房间很小，三十平米的一间被房东用一排柜子割出客厅来。窗户底下便是垃圾场，终日无法开窗。四周偏僻，荒凉。而且我正在交往一个男朋友，为了维持这段事后想起来糟糕透顶的关系，我几乎每晚都去他家过夜，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关系濒临结束，无可挽救。但是我除了一张靠墙的小床外，确实还多出一张沙发床。
不管怎么说，一个星期以后我便见到了小元。
她非常瘦小，戴着一副眼镜，背着容积很大的登山包，风尘仆仆。像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很远的地方来。她给人的印象非常模糊，不美，甚至有些过分平常，没有任何可被留意的特征。时间已经很晚了，她比说好的时间晚到两个小时，虽然没有解释，但是很礼貌地道歉，接着从包里掏出一只快要熟透了的木瓜递给我，外面包着一张旧报纸。
“刚刚在楼下看到有人推着板车在卖，只要十块钱。”她几乎快乐地说，“姐姐。”
她的话轻松打破了初次见面尴尬的寒暄，接着我告诉她网络密码，教她如何使用热水器，给了她一把备用钥匙。我并不打算留下来与她一起过夜（两年的独居令我一时无法适应近距离的陪伴），便把床留给了她。等我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床单来，转身的工夫，她已经迅速在房间里找到一个角落，打开登山包，井井有条地摆好了自己的东西，像在荒蛮的野地里扎起一只小小的帐篷，再点亮一盏浅浅的灯。
后来，当我偶尔不自觉想念起小元时，才意识到她身上有种天生的消除距离感的气息，但那并不意味着亲密。她的存在感很微弱，像是寒冬到来前森林里的小鸟和松鼠，为了保存体力歇息着活下去，只在积雪上留下一点点痕迹。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家里时，多打包了一份外卖，但是她不在家。我在茶几上做了一会儿案头工作，时间过得很快，傍晚时分我在床上合衣睡了一会儿，因为记挂着她什么时候回来，睡得很浅。翻身时感到枕头底下压着什么，是小元带身边的书，于是干脆翻到她折角的那一页，读了一会儿，很快天就暗了，到了差不多要出门开会的时候——那段时间接了一个展会的工作，时间过得颠三倒四。临走的时候我把她前一天送我的木瓜切开。吃完一半，剩下的一半连同外卖一起放在冰箱里。后来隔天再次回家取东西时，打开冰箱，发现木瓜吃完了，而饭盒里的食物被拦腰截断，饭和菜各自被整整齐齐地吃掉一半，剩下的像是特意为我留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没有遇见。白天她在外面办事，我则连续几天住在男友家里。我原本以为她会在这儿待三天或者四天，但是她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
到了周末，小元发消息问我说晚上是否在家里吃饭，因为她收到一张外卖单。是附近新开的一间小饭馆，她很想试试沸腾鱼，但是担心分量很大，一个人无法吃完。
“姐姐你能吃辣吗，突然特别想吃辣。”
我觉得一起吃饭的请求无法推却，不过应该请她吃顿好的，但她坚持只想待在家里吃沸腾鱼，配一碗大白饭。而且她对这个愿望有种热乎的执念，让人不忍心拒绝。
结果外卖送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大份的鱼，装在一只比脸盆还大的瓷碗里直接端了过来。我在家里找了半天可以盛放的器皿，就连最大的炒菜锅都装不下，只好把整个瓷碗都收下。这样折腾了一番，送外卖的中年人站在楼道里尴尬地说，哎呀，忘记带米饭了。以往碰到这种情况我一定是算了，为了一块钱的米饭让别人再跑一次在我看来完全是不讲道理，但是站在身边的小元却认真地解释起来。
“真的不行啊，不能将就，沸腾鱼一定要配上白米饭。”
我们三个人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感应灯亮了一次又暗了一次。小元认真起来便有些委屈，我正在思忖该如何应对僵持的气氛，中年人却突然转身消失在楼道里，热忱地大声招呼，你们先吃起来，米饭十分钟以后就送到，十分钟。
小元吃了两碗米饭，我吃了一碗，最后她耐心地把花椒粒挑了出来，吃完了浸在红油里的豆芽菜。
接着我们谈论起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在发问（因为我的生活看起来平庸且一目了然）。但她并非不善交谈，也没有给人谈话无以为继的尴尬感，相反，她的经历奇特，表达方式有趣、准确，我不知不觉被她吸引，问题不断往外冒。她确实去过非洲，也见过乞力马扎罗山，那不是一个人道救援项目，她在内罗毕的中学里为当地小孩上代数课。她用轻盈的口吻叙述，像游戏机里的小人般在各块大陆间跳跃，轻巧地避开任何涉及孤独或者迷惘的拐点。她对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也不像普通女孩那样热衷谈论恋爱。她对世界也好，人生也好，或者具体的人也好，都抱有一种宽容而笼统的认知。
她说起一些故事，却很少提及故事的发生地，主人公也面目模糊。她对于自己的经历既不夸耀，也不遮蔽。语焉不详是因为她对其他的大部分细节根本不感兴趣，也或许，她对庞杂世界过分锐利的观察反而蒙蔽了她的眼睛。她说不定正在经历旁人无法理解的迷失和挣扎呢。
我思忖着她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绝非富裕优越。我认识一些那样的女孩，聪明些的，中学时便是耀眼的明星，早早学会在肆无忌惮和小心翼翼间仔细拿捏分寸，唯恐伤及旁人的自尊心。可是小元对自己的独特性没有知觉，却有着对贫穷和困顿的体察，不是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出于体察而产生的思考。这使得她的性格中怀有感恩和分享的基调。
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好意思谈论自己的生活，仿佛一旦提及，我们的谈话就会终止。我的生活与其说是乏善可陈，不如说它因为过分具象而显得沉重，它在小元跟前丧失轻盈，只会像秤砣一样把原本低空飞行着的我们拽回到——拽回到我的房间。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一次。”小元突然说。
“诶？”
“有一回新年我去上海，大雄和我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去找他，你们都在，很大一群热热闹闹的人。也有你。但是我不好意思来和你们打招呼。”
“为什么不好意思，那都是些和气的人。”
“我明白。但是你们看起来很快乐，开怀畅谈，不是我能够加入的。”
“怎么会呢。”
“朋友是什么呢，我也不太懂。我总是刚刚熟悉了一个地方就不得不走了，一辈子都在做转校生。”
“你觉得大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想问的是，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值得信赖的人。他对他人的事情都能做出冷静的判断，也常常能提供很好的建议，却把自己的人生捣成泥潭。”
（但是小元你不正是那个泥潭的始作俑者吗？）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牵制住我，无法说出任何会拉近我们距离的话。但是我们挨着沙发床，坐得很近，膝盖碰到一起，还喝了一点黄酒。
“什么是泥潭啊？”
“他总是高估善良的意义。他以善良为准则在生活。”
“不是挺好吗，大部分人都不再把善良当回事了。”
“你呢，你不觉得善良都有些假惺惺吗？说到底人都是自私的啊，怎么能够以此为准则生活呢。”
“就没有例外吗？”
“姐姐，你看过霍桑的小说吗。霍桑有一个小说叫《韦克菲尔德》，讲的是一个男人突然离家出走，很多年，大概二十年。没有任何的原因，甚至都很难说是出于恶意。然后他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屋子，自己独自住着。小说里没有提及他的生活状况，所以不知道他这二十年到底在做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然后呢？”
“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是说那个结局并不重要。你得看看才知道。这个小说我看过太多遍了，但是总有不确定的地方，像是那些句子会在记忆里发生变化。比如他离家出走前，曾经回头看了妻子一眼，作者通过她妻子的视角描写了他的表情。但是那个表情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发生变化，确实有一种自私的邪恶的基调，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一些其他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对世界的放弃，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被放弃而已。就像作者在结尾说的，每个人在世界都有一个位置，个体和整体之间也被协调得十分微妙和妥帖，以至于个体离开自己的位置片刻，就有永远失去位置的危险。所以最后作者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宇宙的弃儿。”
“你是说他和大雄有相似的地方？”
“不，不。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刚刚谈起了善良。”她突然沉默起来。
这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小元睡在床上，我们之间隔着一面柜子。凌晨我被她睡梦中的呜咽声惊醒，并不太确定那是否是哭泣，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唤醒她，尽管如此，依然觉得黑暗中的小元，哪怕身处噩梦，也有微弱的光晕持久地浮动在她周围。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一些。我们坐公交车去雍和宫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去逛了书店，还吃了一顿涮羊肉。她带着我去另外两个朋友家里，我们喝了不少酒，玩了一种有趣的纸牌游戏。甚至有一天早晨我们一起去逛了楼下的菜市场。然后我看着小元把剁碎的香菇、牛肉、豆腐干炒香，倒入一罐豆瓣酱，加水，慢慢用小火熬出一大锅酱来。接着她耐心很好地切了黄瓜丝，炒了鸡蛋，下了面条。我在面条里舀了一大勺酱，她笑着说这种酱很咸，北方人吃面条的时候只舀小小一勺，这样一大锅可以存着吃很久。
“到底可以吃多久呢？”
“一个月，两个月。”她笑嘻嘻地说，“然后我再过来给你做。”
第二天白天我出门办事，收到小元发来的消息。她说她突然发生了些意外情况，或许得要赶紧离开了。我诧异地问等不到我回家吗。她礼貌地表示非常非常抱歉。又过了一个小时，她问我备用钥匙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放在门口的电表箱里就行。等我再给她发去消息的时候，她便没有再回复。可能正忙着赶往火车站、机场，或者其他某个地方。我不由替她开脱。
回家时已经是晚上。我从电表箱里取了钥匙，感应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黑乎乎的，我伸手摸了好一会儿。打开房门以后，家里被恢复成之前的样子，沙发床收了起来，床单拆下来洗过，平平整整地摊在晾衣架上。我陆陆续续在房间里发现一些小元留下的痕迹。洗脸台上的一小块印度肥皂，床和墙壁缝隙里的一本书，一盒剩下两三根的薄荷香烟。尽管如此，却感觉有种无以描述的东西，已经把小元的痕迹确凿地抹去了。
之后我几乎没有再和小元联络过，但是偶尔会从Facebook上看到她的一些消息，直到Facebook被封锁。
有一年夏天她在伦敦实习，我正好有一个出差的机会，便约好了要在那里见一面。她回消息的时候非常欢喜，并且告诉我说她正在交往一个男朋友。“我和他说起你，他问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说小姐姐是一颗糖。”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我给她留下的印象，接着她又告诉我，她非常期待能够见到我，她很想念和我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并且提议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住在她家里。“我可以带你到处走走，而且我的男友做得一手好菜。他从没见过我从国内来的朋友，他觉得我没有家人，是个孤儿。”
临出发的一周前，我的行程被推迟了时间，等我再次联络小元时，她已经离开伦敦，回到了纽约。她并没有在邮件里表示遗憾，倒是详细向我描述了一个在跳蚤市场旁边的炸鱼店，说那儿的炸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由于没有详细地址，她在邮件里细心地附了一张手绘的地图和一张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站在一栋房子门口，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T恤，光着两条腿，更瘦了，皮肤晒成棕色。她笑嘻嘻地踮着脚，从门里探出身体，像是正在和拍照的人说着什么高兴的事情。
后来我倒是真的按照她的指示去了跳蚤市场，沿着轻轨走了一段路，没有找到炸鱼店，也没有买到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