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两年，我丝毫没有小元的消息，我想我几乎把她忘记了。两年前我搬回了上海，告诉关心我的朋友说，我厌倦了北方的天气，以及没完没了的饭局。然而实际上，我只是对自己心灰意冷。所追求的东西全部没有实现。挫败、无聊和孤独彻底击溃了我。回到上海以后，事情当然也没有变好，甚至谈不上有任何起色。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已经做出了妥协，当我接受了理想破灭的现实以后，日子便也不至于过分难熬。
有一天我收到小元写来的邮件，说她已经回到北京，在法国大使馆找到一份工作，想要见见我。我告诉她我已经离开了。接着我们来来回回通了一些邮件，大多在讨论租房的事情。她对我当年租住的房子念念不忘，问我那间卖沸腾鱼的小饭馆还在不在。但是房租已经翻了个倍，而且我离开时，旁边开始挖地铁，据说会持续几年。于是她自己又在东四那边看了几处四合院，询问我的意见。尽管北京已经不复几年前的美，冬季雾霾带来的绝望感非常强烈，但是她说她很庆幸能够在极夜到来前离开欧洲。
等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夏天了，这大概是她成年以后在国内停留最长的一段时间。小元来上海出差，只待两天。虽然大部分时间她都必须工作，但还是找出两个小时的空档来。
“姐姐，有件事情想和你聊聊。”之前收到她这样的消息。
我们约在她酒店旁边的商场见面。我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是晴好，半途下起雨来，我为了躲雨在地道里耽误了很多时间，到商场的时候她已经在二楼找了间啤酒屋坐下，点好了两杯扎啤。尽管是下午，啤酒屋里却有不少人，两个中年人占据了台球桌。我们坐在露天雨篷底下，天色就和室内的灯光一样昏暗。
这是我最近一次见她。对我来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而小元依然只有二十四岁，长生不老。她自然发生了些变化，但是她从来没有从相貌上给人留下强烈印象，与其说她不事打扮，不如说她故意做了些什么，像是在雪地上行走的小鸟，只在世界的林子里留下浅浅的脚印，为的是让人更迅速地将她遗忘。如果不是因为多年前的铺垫，现在我多半觉得这个坐在跟前的女孩过分沉默，毫无特征，是个任由他人支配的人。
我们接着说起房子的事情。小元现在和一个朋友一起租住在东四的胡同里，从四合院里隔出来的一间，带院子。她形容给我听，厕所竟然是蹲坑的，但是独用，打扫得很干净。院子里有棵香椿树，发芽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竹竿去够。
“前段时间看到新闻里说有一个女孩在一间四合院的屋顶上搭了个蒙古包。她在蒙古包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想到你，还想要来问问你，因为也是一个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女孩。”我告诉她。
“蒙古包里那么暖和吗？”
“听说是专门从蒙古运来，真的是那种大草原上的蒙古包。”
“上厕所怎么办呢？”
“底下四合院里住着的就是她的朋友。”
“真像一种小动物啊，她还在那儿吗，我应该去找她，讲不定是我的邻居呢，我可以从屋顶爬过去找她。”
“新闻登出来以后，很多人去采访她，她躲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大事不好，被人检举了。几个星期前已经被当成违章建筑拆除了。”
“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但是──但是我现在却被美好宁静的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哪里有什么美好宁静的生活呢。”
“唔。”
我思忖着她想要找我聊些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此刻沉默变得那么清晰，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才意识到她想要说些什么，倾诉，正是倾诉让她变得局促。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一种必须通过倾诉才能解决的困境。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新难题。她还在犹豫，而我突然紧张起来，这次或许能跟着她浅浅的脚印，回到她栖居的山洞里看看。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屏住了呼吸，连思索都变得轻轻的。
“是想和你聊聊，但因为不是什么大事，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隔了一会儿说，“上个星期呀，我见到了爸爸。”
“爸爸？”
“是啊。爸爸。我没有告诉过你吗？三岁的时候，爸爸便和妈妈离婚了，所以我是跟着妈妈长大的。”
“好像是听你说起过。但是──”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不过你大概还是会想要听下去，因为爸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我算是遇见过特别多的怪人了，但是爸爸依然是他们中间最怪的一个。”她说着掏出手机来，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翻到一条短消息，小声地念了起来，“范晓元您好。本周我到北京出差，想于今晚六点拜访您，不知您是否能拨冗见面。范志明。哈哈哈哈，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啊，根本不会使用敬语，却还要这样乱说一通，要不是因为他署了名，我差点以为是骗钱的家伙。”
“你没有存你爸的手机号码？”
“没有。三岁以后，我只见过他三次啊！这是我第三次见他。”
“什么！”
“所以才说他是非常奇怪的人。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但是他倒不是那种别人描述的浪子。如果你见过他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嗜好，始终过着按部就班的人生，连相貌也平淡无奇。要说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大概就是聪明。对一般人来说，聪明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但是就连我妈妈在说起他的时候，都忍不住赞叹他是个少见的聪明人。所以这整件事情要细究起来的话，没有丝毫背叛和欺骗的成分，他可能是一个混蛋，但绝没有要浪迹天涯的野心。恰恰相反，他对人间毫无留恋，却出于一种严肃的责任心，认真地生存着。”
“爸爸是做什么的？”
“地质学家。我小学二三年级那段时间，妈妈去外地做生意了，我住在奶奶家，睡他的房间。他的房间一直保持着他走之前的样子，床架上摆着他从各地带回来的石头，积着很厚的灰。我非常小心，从来不去动它们。在我的心中，这些石头和他的模样联系在一起。稳固，稳固到试图消失。他离家以后就待在地质队，再也没有回来过。不是仅仅没有回到我们家，就连自己父母的家也没有回过。但他绝对不是文学作品里献身工作的人，他怎么会对那些事情感兴趣呢，但是工作维持着他日常生活的运转，也给他一个容身之所。”
“所以他无法忍受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在思索的问题。起初是疑惑，试图找到一个解释，大概非常痛苦。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孩就整天思索这样的问题，难怪后来变成了这样的大人。之后每次遇见人生中重要事件的时候，也会把这个问题再拿出来想一想。如果你去年问起我，我大概会说是日常生活，那个支撑着精神世界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在刚刚，我再次想起那些石头，突然想到，在精神世界中的他，或许也栖息于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他像是一个早早放弃了的人，只是有时候我想不清楚，到底是他放弃了世界，还是世界放弃了他。”
“你从来没有恨过他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三年级在奶奶家。放学以后我在他的房间里做作业，他突然出现，也不和我说话，就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作业。我对爸爸这个词语没有概念，觉得他是一位温和的叔叔，有点像妈妈单位里某位关系不错的同事。他教我做了两道题，然后我们和奶奶一起吃了晚饭。这天晚上唯一的不同是我睡在了奶奶的房间里，他和奶奶在外面说话。不是很激烈的交谈，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家里房子的事情，非常平静，琐碎，所以我很快就睡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过被抛弃的感觉，相反，他一定比我更孤独，这种感觉折磨着我，对他那份模棱两可的痛苦偶尔会感同身受，想要帮助他。对，折磨着我的其实是这种想要帮助他的念头。”
“唉，你不应该让这种念头影响到你，你又怎么帮得了他呢，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大概始终是一座山头和另一座山头，哪怕是亲人也没什么两样。”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不然呢？”
“在北京的时候，睡在你的床上，觉得床都是香喷喷的，心里特别羡慕你。你每天晚上都出门，像是有很多朋友，觉得这真是一个潇洒的姐姐，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唔，怎么会，竟然想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潇洒的人。）
“第二次见到爸爸，是我十七岁那年。就是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从法国回来，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沮丧。尽管已经被大学录取，但在当时，世界上竟然没有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也不想待在武汉。虽然家在这儿，却感觉和自己没有关联，对于读大学这件事情也完全提不起兴致。经历着这样的低潮期，找不到原因，便想起了爸爸。”
“你觉得自己身上有爸爸的遗传吗？”
“确实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因为感觉到自己或许是一个和爸爸相同的人，而感觉既担忧，又欣慰。我和他，像是茫茫宇宙中两颗微不足道的星星，黯淡，但是确凿地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如果能够简单地把问题都归咎于血缘就好了。反正那回是我主动联系到了他，他为了这次见面，专门回了一趟武汉。他没有回家，我们约在家里附近的商场吃了一顿午饭，地方是我选的。他真是一个聪明人，在我开口前便知道我想说什么。他告诉我，别以为长大成人以后事情会有任何的转机，不会，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安慰的话，不要抱以希望。”
“唔。”
“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人生失望，之后试图用最平常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婚，生育。不过显然他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他大概忘记了我是这个解决办法的产物。他完全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谈吐非常礼貌，甚至带着谦和的尊重。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尊重让我痛苦极了。接下来的几年都非常痛苦，一方面想要摆脱与他之间血缘的羁绊，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它带来的安慰。”
“那你的妈妈呢，她也原谅他吗？”
“她吗，她的人生像是始终被蒙在鼓里的。我想起初她是不理解的，当时她也很年轻。但是她并没有对突然转弯的命运做出任何抗争，随波逐流的天真拯救了她。她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她彻底放弃了对意义的思索，却也没有像其他妇女一样投入生活。”
“她没有再交往其他男人？”
“哦，有一位叔叔。叔叔是家里的邻居，和我们家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他算是真正看着我长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担当了部分父亲的角色。他对我们相当不错，奶奶家的人也默认了这件事。但是他有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他们一家住在楼下，他的母亲、老婆，还有儿子。”
“一直相安无事？”
“是啊。大概持续了十五年，直到我快要回国的前一年，叔叔家的老奶奶因为老年痴呆症跳楼了，他们的关系也突然告一段落。中间没有外人想像的难堪的情节，最后他们分开得也很自然，像是深秋死去的虫子。我身边的大人，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持续而平稳的不快乐中，既具有弃儿的气质，又具有根深蒂固的意志力。”
“但是你相信他吗？”
“谁？”
“你的爸爸，相信他曾经做出过努力吗？”
“是啊，毫无疑问。没法不相信他，甚至没法责备他，没法觉得他是个无情的人。”
小元说着，我突然有些动了情。
“所以他上个星期来找我，尽管我觉得糟糕透顶，但还是去见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担心他病了，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担心他突然死掉，或者打算从此消失。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没有勇气做，但是谁知道呢。”
“嗯。”
“反正我们后来见了一面，真的是书面意义上的见了一面。他六点准时到我楼下，我又磨蹭了二十分钟下楼见他。他没有什么变化，两手空空，穿着一件旧衬衫。一时没什么可说的，他便说我们走走吧。便开始步行。从一个地铁站走到下一个地铁站，走得很慢，所以花了大概二十分钟。”
“你们聊了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工作啊，奶奶的身体状况啊。他告诉我说晚上他还有其他饭局，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没什么地方要去。不过我们还是在地铁站门口告别了，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交卡来，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我后来坐地铁的时候用了，里面有两百块钱。”
说完她松了口气，喝了一口啤酒，然后鼓着腮帮子慢慢地望向远处。这种时候该说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小元总是可以在叙述中找到分寸和边界，她始终有能力消解一切严肃悲伤的话题，连带听者和她一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轻松理智地审视。偶尔她会流露出一些零星的情绪，却如同微弱的火花，轻盈的，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便已经被空气扑灭。
临走的时候，雨还是没有停。小元撑着伞在路边陪我喊车。接近傍晚，天提前擦黑，沿街都是绝望的等车的人。小元把伞塞进我手里，两三次冲进雨里替我拦车，又徒劳地折返回来。最终我们都放弃了努力，挨得紧紧的，站在雨伞下。
“好怀念那天吃的沸腾鱼呀，配上一大碗白米饭。”她说。
“下回我可以去北京找你。”
“姐姐，你真的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座山头和另外一座山头吗？”
“是啊。”
“那我和你之间呢，是两座很远很远的山头？”
“倒也无所谓远近，谁会爬下自己的山头呢。不过就是站在各自的山头上挥挥手吧。”
“果然所有人都这样想啊。”她说。
“嗯？”
“我大概就是想要打破这种时代的无聊。想要站在一个山头，站在界限的一侧。”
我扭头看她。她朗朗说完，侧着脑袋，刘海上的雨水顺着额头淌到了鼻尖，像是在认真地确认某件事情。
这时一辆出租车溅着水花停在我们两三步之外，亮起顶灯，小元灵巧地跃过去，我跟在她身后，从黑色的雨伞底下，看到周围三三两两等车的人也焦躁地涌来。小元拉开车门，几乎推搡着把我塞进车里，对着司机嚷嚷了句什么，砰地关上车门。司机低声咒骂着，慌乱地踩下油门，踉跄着摆脱了连同小元在内的人群。
小元站在下街沿，探着身体，大概想要说句告别的话。
我也是，谢谢，再见，保持联系。但是其实，我只是轻轻地，动了动手指。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