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的手指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按下开关。屋子里依然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她摸着自己发烧的脸，心想算了，怎么好意思写这样的信呢？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像什么话？最好是让他先写信给她，他先来约她。可他偏躲着，连一个字的纸片也不寄给她。她不免怨恨他，但马上又原谅了他。他并不知道她在想他呀，所以他不好意思来找自己。如果他知道了自己在想他，他一定会来的。他的心很软，从来不忍心看到别人失望，这点她很清楚。听说相爱的人之间有一种生物电，会互相感应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今晚她这样想他，他的耳朵要热了，也许明天就会来找她，也许现在……
她想得痴痴迷迷，恍若躺在他的怀抱里；她欣然扬起嘴唇，似乎想接受那假想中的爱抚。就在这时，阳台上的门轻轻一动，仿佛被什么人推开了似的，她觉得奇怪，定睛望去，只见一个黑影从门外闪了进来，然后一步步地朝她的床前走来。
“啊——！”她尖叫一声从床上跳起来，不顾一切地跑到楼下，死命拔开大门的插销，一头冲了出去。
2
阿珍冲出大门，外面是黑黝黝的一片。她打了个寒颤，同时模模糊糊地感到，危险虽然留在了楼上，可是并没有消失。顾不得多想，她沿着门前的路，朝西跑去。
西头有个打谷场，场上灯火通明，她的爸爸妈妈和许多农民正在那儿开夜工。成堆的稻捆后面，轧稻机嘎嘎直响，黄色的尘屑在太阳灯强烈光柱里面旋转飞扬。人们干得太专注了，直到阿珍跌跌撞撞地扑到跟前，才有人愕然抬起头来。
“阿珍娘，阿珍娘！ ” 一个女人惊慌失措的声音盖过了机器的吼叫。阿珍娘应声转过脸来，不禁吓了一跳，女儿披头散发，浑身上下只穿着汗衫短裤。
“有鬼，有鬼！”阿珍哆哆嗦嗦地朝东指着，那正是自己家里的方向。
轧稻机一下子全哑了，人们关切地围拢来，七嘴八舌议论着：“鬼？鬼在哪儿？”“现在还会有鬼么？”
她在昏乱中又连连摆手：“不不，是人……人！”
大家似乎明白了一点，有流氓爬进了阿珍的房间……马上就有脑子灵活的年轻人，抄起扁担来响应，阿隆当然也在内。看到自己心爱的未婚妻被流氓吓成这个样子，自然火冒三丈，他大吼一声，摇响他的手扶拖拉机，开起就跑。那些热心的年轻人也不甘落后，一个个灵活地抓着拖斗的边沿，纵身跳了上去。在寂静的夜里，机子冒着愤怒的浓烟，“突突突”地响得震天动地。
女人们醒悟过来，赶紧拥着阿珍，领她到打谷场边上的一户人家去穿衣服。阿珍这才发现自己赤裸的大腿和胳膊，一时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越想越觉得委屈。她缩着身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别人递衣服给她，她接过去穿上；倒给她开水，她也喝了；问她话，她却不说，只是哭个不停。娘急得眼泪汪汪，只恐女儿受了侮辱，几次想说点什么，周围这么多人，也不便开口。众人见阿珍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都要她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再说。
娘歇了工，留在人家屋里陪她。有一刻阿珍靠在娘的身上睡着了。她看见金勇站在不远的地方向她招手，她连忙向他跑去。可这时她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很高很陡的楼梯顶上，她必须下到楼梯的底层才能来到金勇的身边。她小心翼翼地迈下一只脚，忽然整个楼梯晃动起来。她吓得尖声叫唤起来，可是没人理她；她强忍着恐惧，又试探着往下伸一伸脚，忽然间，楼板“哗啦啦”倒坍了。她想叫“金勇”，但还没叫出声，人就随着破碎的楼板朝无底的深渊沉下去……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娘正用毛巾擦她额头上的冷汗。她想着那个梦，心还“突突”地在跳。这时阿隆闯进来了。“婶婶，婶婶，”他声高气粗地喊叫着，眼睛却直往阿珍那儿瞅，“快回家吧，没事啦！”
“那个……坏人抓到啦？”娘小心地问。
“跑不了，”阿隆还是用那么大大咧咧的口气答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只棺材逃到天边我也能捉他回来。”
“这么说，是没抓到？ ”娘很失望，有点心惊肉跳的样子。
“人是没捉到，不过，这戆大留下了一封信。”阿隆不得不解释得清楚些，“婶婶你放心好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不是吃素的，这封信一交上去，公安局下来一对笔迹，他插翅也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
阿珍娘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被阿隆这番话讲得懵里懵懂:“什么信啊，不是说没捉到吗？”
阿隆进来后，阿珍一直没理会他，似乎她的整个身心还沉浸在刚才的梦境之中。这时听到阿隆和娘议论着信，突然心里猛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莫名其妙地向她袭来。她本想置之不理——那流氓抓到也好，没抓到也好，反正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她厌恶当时的情景；她不愿再回想那一幕；她不爱看阿隆洋洋自得，以英雄自诩的面目。可是那种预感来得如此强烈，使她再也没法矜持下去了。她忍不住扭过头来问：“你说什么信？”她想，哪有这么傻的人，逃跑了，还留封信，存心落把柄，让别人去捉他吗？
她急急地发出了这句问话，激动得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阿隆向她望了一眼，见她如此不相信自己的办事才干，心里很不服气，就说：“信是扔在你床上的，信封上还写着你的名字，难道我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吗？”
她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向她逼来。她不得不又问：“那么，信呢？”
“当然交上去了。”阿隆轻松地说。他指的是大队，大队还会把信送到公社，马上就会有人下来追查的，所以他叫阿珍放心。
阿珍却没有一丝放心的表示：“信上……都写、写了些什么？ ”她结结巴巴地问，过后觉得自己问得很傻。
可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一丝轻蔑的笑意浮上阿隆的嘴角：“哈，那还有正经话吗？反正是耍流氓，什么爱呀爱的，黄色下流，下流黄色！”
其实他根本不曾认真读过那信——信上有许多字他不认识，只是连蒙带猜看懂了个大概，关于这一点，阿珍比他自己还清楚。怀着一丝侥幸，她鼓起勇气又问：“既然是……耍流氓，大概也不会留下自己的真名吧？”
“这个、这个……”阿隆被问住了，搔着头皮答不上来。继而他又安慰她道：“不管他真名假名，反正他用的是单位的信封和信笺，到时候一下子就查出来了，那还不便当？”
阿珍感到一阵虚弱。她挣扎着想起来走回家去，身子却一个劲地往下沉，仿佛又落到了刚才的恶梦中，再也醒不过来了似的。
一切如阿隆所料，不出三天，“流氓”已经查到了，不是别人，正是阿珍在那个晚上苦苦思念着的金勇！
那天早晨，金勇来到办公室，照例提起热水瓶要去泡开水，室主任示意他放下，悄悄地对他耳语了一番，原来是县公安局来电话，要他去一次。他不敢耽误，放下水瓶就走了。
公安局的一个女同志拿出一封信，问是不是他写的，他只扫了一眼，就爽快地承认了，没有一丝要抵赖的意思，这使得那个女同志很满意，继而问他为什么要爬窗子，是不是企图对那女孩子耍流氓。他说他是攀着阳台下面的水泥柱翻过栏杆跳进阳台，而后又推开阳台上虚掩的门进入屋子的，并不曾爬窗子，也不曾想到要去耍流氓。
女同志认为漏洞出来了——不管爬窗子也好，爬阳台也好，反正都不是从正道进去的。既然没有什么不轨的动机，为什么放着大门不走，要这么偷偷摸摸干呢？
他说他是敲了门的，可是敲了半天没人理，他实在想马上把这一封信交给她，于是就这样上去了。
这样的回答更加不能令人信服。敲门没人开，说明屋里没人，或者有人在里面睡着了，听不见。如果仅仅为了送一封信，完全可以过一天再来，甚至把信从邮局寄给她也没什么不妥的，况且这信上又没有什么十万火急的要事，未见得这一夜也等不得了。
然而他却嗫嚅地回答说，尽管没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可他就是等不得了。他只想马上见到她。他一分钟也等不得了。所以他就这么上去了。
在女同志听来，金勇的话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只能算狡辩而已。不管怎么说，做出这种事情来，只要不是神经不正常，那可一定是图谋不轨。因此她把金勇留下来，要他写一份检查交代的材料。
消息传开来，阿珍自然也知道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已无济于事。可她偏偏止不住还是要后悔。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因而错过了他的敲门声；她后悔为什么不把人看看清楚就跑出去，害得别人兴师动众赶来抓他；她还后悔自己在打谷场边上的那户人家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唉，要是她早点回来，先发现那封信的话，那么她一定悄悄地把它藏起，也就没事了。
她一个劲地自责，觉得过错全在她自己，是她害了他。她想一个人到公安局去，帮他把事情讲清楚，就说她爱他，他们两人是在谈朋友。这样一证明，当然就算不上什么流氓罪了。正当她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说是金勇被放回去了——毕竟没有什么犯罪的行动，因此只是在公安局受了一番教育，仍回单位上班。
既然金勇没事了，那么她也没有必要再去公安局了。这种事情，往往是越描越黑，弄不好，人家还会反过来以为她女孩子家不规矩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依然心事重重。生活再也无法按照从前的轨迹运行，就连那种胡思乱想的甜蜜的秋夜也不复存在了。金勇大概是在那一回被吓怕了，始终没再露面；而那一封想来一定是异常炽热的情书，她终究没有眼福看到。
渐渐地，她对他生出一种恼怒、怨恨的情绪。这情绪的萌生，是她先前所不曾料到的。原先她只是想，只要金勇平安无事，她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然而现在她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有好几次她发现母亲望着她唉声叹气，想说什么都欲言又止。还有一次她看见同村的几个女孩子围在一起谈笑，她走过去，她们突然谁也不说，谁也不笑了，还转过脸来，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打量着她。她气得发抖，可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她们身边走过去。
她觉得，母亲的叹息也好，姑娘们的目光也好，生活已向她撒下了一张怀疑和不信任的网。无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她都从她们目光后面读到了一个问号。
她感到委屈，止不住的想为自己分辩，甚至想大声喊叫。可是，她向谁分辩，又喊叫些什么呢？并没有人来问她：“喂，你还是不是处女？你的贞操，有没有受到损害？”
想到过去大家是多么喜欢她，把自己看得那么纯洁、那么可爱；她简直要哭。她把一腔的怒火都发泄到金勇身上。事情是明摆着的。她如今落到这个地步，还不是金勇害了她！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来找她？他完全应该早些给她写信的，她想了他多久啊！当然，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要翻阳台？就算他敲门自己没听见，他不能敲得再响一点吗？他还可以站在阳台下面，喊自己的名字嘛——在学生时代，早就叫惯了的呀！
终于，连她也怀疑起他的动机来了。哼，说不定他真的没安好心。可现在倒好，他害得她名誉扫地，可他却像一只不见天日的土拨鼠一样，钻在地洞里不出来了。这还算得上男子汉吗？哼，别说男子汉了，不如一只兔子，一只鸡，一条小小的蚯蚓，一只满地爬的土鳖！
她就这样在暗底里骂他、咒他，用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刻薄的语言数落他。她甚至想跑到他面前去，伸手搧他两记耳光。
有一次她真的气鼓鼓地来到了县城——她要到他的单位去，当面把话说个清楚；要是他使坏，她就找他的领导。
可是，她还没找到他单位的牌子，就遇上了阿隆。阿隆来县里运货，看见她，也不问她想上哪儿，就不由分说地拉着她下馆子吃饭，进商店买东西，还看了一场电影，到县城唯一的公园里走了一圈。她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而后坐上他“突突”响的拖拉机回家了。
虽然很累，可是气全消了。她心里空白得像一页没有字的纸，只想着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除此以外，再没有一丝别的欲念。
事后，她很感激阿隆。她觉得要是真的跑去责备金勇，那行动一定蠢得可笑，而且使她显得太没有身份了。再有，阿隆倒一如既往，毫无一丝嫌弃她的意思，这使她感到一种安慰。
3
阴历11月，阴风连日怒号，枯树枝瑟瑟发抖，田野显得寂寥而空漠。一家人忙着磨米粉、蒸年糕、腌制咸肉，阿珍终日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来。一天晚饭后，村里几个男人坐在她家里和她爹爹闲聊，说起现在外面又刮台风了，那些破坏社会治安的小流氓全被抓起来判了重刑，一车皮一车皮地运送到大西北去劳改。
阿珍自己也看报纸，这消息对她来说不算新鲜，但是经人这么一说，似乎觉得这事情和自己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这以后她又睡不着觉了。上班时，听见同车间的小姐妹们议论谁谁被抓起来了，谁谁判了几年刑等等，总忍不住心惊肉跳。街头墙上，各种各样的布告也多起来了。别人围着看的时候，她低头匆匆走过，不敢抬头望一眼，而过后，她又把布告上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个够，仿佛她要学习怎样起草写那犯人的罪状似的。当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那一张张剃着光头的、年轻而沮丧的脸上时，心里便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于是她又去寻下面的说明文字，那文字上标着——“18、20”——这些美好得令人心颤的年龄，使她从心底深处发出了一声叹息。她紧张、忧虑，仿佛时时等待着大祸来临似的。
有一天，她从一个平素并不十分相好的小姐妹那儿，听到金勇被抓起来的消息。出乎意料，她反而镇定下来了，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她不露声色地暗中打听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情况。她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次刮台风，本来并没有他。但因本公社的名额没完成，出于无奈，只好把他也报上去了——他原有那样的事，和别人相比，报上去还不算很冤枉。而公安局也认为，前次的处理太轻了，现在很有必要重新审查。
她又开始谴责自己。同时她又清醒地认为，现在对他来说，她的后悔和眼泪已经无济于事。她应该想个方法解救他才对。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公安局去，帮他把一切都讲清楚。
不过她已不像前次那么冲动，她觉得既要去讲清楚，就得事先把一切问题考虑周到了才是。比如，她将对他们说，他俩是在谈朋友。可人家一定会问：“既然谈朋友为什么要从阳台上翻过去呢？”那么，她将这样回答：“他敲门我没听见，他想开个玩笑，就翻上来了。”
开始她感到这样的回答还可以。但再一想，又觉得搪塞不下去： 开个玩笑，何止于穿着汗衫短裤跑出去呼救呢？
她苦苦思索，既要为金勇，又要为自己开脱一切干系，这样做实在太难。怎么对答，她似乎都逃脱不掉一个“不规矩”的嫌疑。
就在她犹豫之际，金勇已判了刑，“从重从快”么！劳动教养两年，不销本地户口——这算是轻的。布告贴在小工厂对面的一堵破墙上，没配照片。
没有谁来告诉她这件事，她自己知道了。她请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病假，开刀割扁桃腺。等到她再来上班时，那布告已经被风刮得支离破碎，写着金勇名字的一角索索地在空中抖动，她想大概很快就要被吹掉了，可是直到下班，它还粘在墙上，飘飘忽忽的不肯落下来。
乘着天黑没人，她咬咬牙把那破纸撕了下来，点个火烧掉，将灰烬抖到河里。冬天的河水，又清又浅，载着两岸枯枝的寂寞，缓缓朝前流去。岸边偶然可见的冰凌，又薄又脆。她感到她的心就像那冰凌一样的冷和脆，只要稍稍一碰就会跌在地上摔碎了。她又想是她毁了他的一生。虽然已到了这个地步，她还是想把一切都讲清楚。她打算到监狱里去探望他，安慰他，求他饶恕自己。她曾经恨过他，那是她错了。她其实还是爱他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冲了一个热水袋抱在胸前。身子暖和过来了，她又想起那个夜。以前对他有过的怨恨又回来了。她想他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为了这个责任，他本该受到一点惩罚的。但是没过一会儿，这种希望他受惩罚的情绪已经消散了。因为现在他受到的惩罚，毕竟过于严酷了。她想到他现在一定在劳改农场受很多的苦。她曾见到本县的一个农场，一群劳改犯穿着背上有红色号码标记的囚服在有冰碴的河里赤脚挖河泥，背枪的警卫在河岸上吆喝；犯人一个个缩着脖子，……然而，事到如今，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她合上眼，想忘掉这件事，但是办不到。早晨去上班，眼皮照例肿得很厉害。
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几乎终日不露一点笑脸。过年时别人打扑克、放鞭炮，成群结队地去逛县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蒙起被子睡觉。爷娘以为她那次受了惊吓，至今没有恢复过来，总是想方设法让她高兴，还常常借故把隔壁的阿隆找来，叫他陪她说说话，给她散散心。
她一点也不理解爷娘的这种苦心，谁来了都无精打采，阿隆来了更烦。可怜阿隆总是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走；他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罪呢。
她始终鼓不起勇气真的到监狱去探望他。整整一个冬天，她过得凄凄惨惨。有时她站在阳台上眺望远处，满眼看不到一点绿色，也没有一朵美丽的鲜花，到处是一片片枯黄的竹林和光秃的树枝，还有细瘦衰老的野草。黑色的瓦楞和褐色的草垛上，残留着一疙瘩一疙瘩的积雪，冬天像一个赤裸的老太婆，叫人看着心里说不出的凄怆和难受。她奇怪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变老了，老得像常年坐在门口纺线的老外婆；她淡淡地望着低头啄食的母鸡，还有傻乎乎地拍翅叫唤的鸭子——一切生命都引不起她的兴趣。
当春雨淅淅沥沥地降临人间时，她依然把它看作是冬天的寒雨。这一个春天雨水特别多，到处是湿漉漉的；灰蒙蒙的天上，终日滴着无尽的愁苦的雨泪。有一天夜里，一个轰隆隆的声响把她从昏沉的梦中惊醒。她拉紧了被子，侧耳谛听，那轰隆声竟越来越响，而且一阵紧似一阵，经久不息。是春雷！她吃惊地自语，同时觉得，自己的心扉被什么东西猛地震动了一下。她伸手扭亮了床头的小台灯，突然感到，一切并不是毫无指望。春天来了，万物都要复苏，人生的希望也会醒来的。
早晨她走到外面，看见河边的杞柳和芦苇都绽出了红色的嫩芽，一些黑色的小蝌蚪在水面上游来游去，活泼得很。虽然榆杨和苦楝树还未脱尽去岁的憔悴，可野樱桃已经盛开了，粉红色的花瓣上闪着夜雨的泪光。她想他现在正在监狱里，数着窗上的铁栅栏——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涌上来，可是她竟没有哭。她的心里被一种热辣辣的东西塞满了。她急着想要拥抱什么，倾诉什么。她回到屋里，脱去穿了一冬的棉袄，换上紧身的天蓝色绒线衫。她抱着棉袄哭了一场，然后在镜前擦干眼泪。她发现自己的眼睛因为消瘦而显得大了，而脸形也似乎比以前清秀了一点。为这个发现她又替他难过了，一切开始得那么美好，却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后果。要是没有当初的那场误会，他们俩现在正手拉手地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在这样的早晨，他们本该尽情地享受生命、享受青春、享受爱情的蜜酒，然而，这一切究竟该怪谁呢？
她不敢往下想。她觉得，怪谁也没有用。固然，他是有责任的，不过她的责任似乎更大些。她的毛病在于太软弱。她向来优柔寡断羞羞答答，这样把本来很好的一桩事也弄坏了。书上说，爱情应该是大胆的，许多大胆的爱情都得到了好报。她为什么不也大胆地争取一番呢？
不过她并没有大胆到真的去探监——她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她只是想到他家里去看看，看自己是否能帮他家做点什么。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计划，对她来说，真要实行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她不能让父母知道，要是父母知道了，一定会出来干涉；当然她更不能让阿隆的父亲——大队支书知道。虽说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支书一家都很同情她，也没有撕毁婚约的意图，可越是这样，她就只能越发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假如她不停地往那个“流氓犯”的家里跑，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金勇家和她家虽然不在一个村子，可是只隔着几里地，过两座桥就到了，而且同属一个大队。她要是上他家里去，不被别人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既下了决心要到他家去，就等于是下了决心要冒犯父母、冒犯大队支书了。
当然她尽可能还是做得隐蔽一些——有一天下班后，她乘着朦胧的夜色悄悄去了。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她去过他家。那一年她和他一起在门前种了一排幼嫩的水杉。如今水杉已长得又高又壮，夜色中投下浓黑的阴影。而树影下的两间平房，却显得愈加低矮破落——这样的破房子，如今在整个村庄已经很难找到了。
她站在阴影里，想像着这房屋主人的艰难生活，心里涌上一阵酸楚。她看见灶间里有微弱的火光——大概是金勇年迈的母亲在烧火。炊烟融进夜空，变成墨黑的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房间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接着又是一声长长的痛苦的呻吟。她隔着窗子朝里望去，只见金勇的老父亲靠在一张椅子上，脸色黑黄，肚子高高地突起——一副晚期肝病腹水的样子。这样的病人无疑应该睡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各种治疗。可是他在呻吟过后，又摸摸索索地拾起一团草，放在两只瘦骨嶙峋的手掌间搓着，似乎是在搓草绳。
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她真想一头扑上去，抱住老人大哭一场，对他说：“阿爸，你不要再操劳了，我陪你去医院，给你治病……”
突然，她看见老人头一抬，向她投来极憎恶仇视的一瞥。她大吃一惊，连着后退了两步。当她怯生生地再朝里望时，发现老人其实并没看见她。他只是漠然睁着黑洞似的两只眼睛——那里面盛着悲伤、盛着忧愤、盛着空虚和绝望。仿佛他什么都不看，但仿佛他又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一刻她意识到，她伤害的不仅是金勇，还有他的父母，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她了。
她捂着脸，逃一样地往回跑去，好像一只受了伤的、被追赶的小野兽。
以后她又悄悄地去过好几次，但都没有走进那间低矮的房间。有时走到半路，她就想起那双黑洞似的眼睛。她想象着当她出现在那个家中时，这位久病不愈的老人将如何聚集起衰弱躯体里的最后一点点可怜的力量来骂她、唾她、斥责她，她就再也没有勇气走完全部路程了。
就这样她一次次的去，却一次次的在门口徘徊。后来她看见老人不再搓草绳了，只是捧着大肚子艰难地在屋子里走动，这情景使她的良心更加受到谴责。转眼已到了麦收时节，别人家的麦都已经割净了，只留下金勇家的孤零零一片黄色。金勇的老母亲披着一头白发，在地里跪着爬着，抖抖索索地割——可这又能割掉多少呢？
她终于下决心切切实实地做一件事。
这天夜里，一家人在堂屋里打开了电视机，她溜到北面的灶间里，取出藏在鸡窝里的镰刀，一个人出了门。
过了两座桥，又朝西北的方向走了一段，便来到金勇家的那块麦田。这块麦田在四周光溜溜的麦茬地和白茫茫的水田的包围中，如同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大地的心上。
夜温暖而潮湿，南风吹来栀子花的淡香，青蛙躲在亮闪闪的河里鼓噪；黑黝黝的树丛里，萤火虫飞来飞去，那闪动着的绿莹莹的小光点，激起人无穷的想像。
月色很好。白白的上弦月弯弯地浮游在深蓝色迷茫的天幕上。不知为什么，她叹了口气，然后跳进麦垄，弯下腰去。
镰刀很好使，是她白天特地磨好了的；麦杆被夜露沾湿，割起来“嚓嚓”地显得很嫩。
割着割着，她的心情轻松起来。身上有点热，背上开始出汗，可是这并不使她感到累，相反只是令她愉快。“嚓嚓、嚓嚓”——这刀刃在麦杆间移动的声音，听起来真舒服。她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要割很长一段才直起腰来，使自己的腰身稍微松一下。这时她便忍不住要回过头去望望，看到倒下的麦子越来越多，她的信心也越来越足。想到这一夜也许能把剩下的一片麦子全割完，她的劲头更大了。
到了后半夜，她开始感到累，接着是饿，接着又是难熬的瞌睡。在昏沉中，她不小心割破了左手的食指，血流出来，她用手绢扎上。疼痛使她忘掉了睡意，却向她提醒了恐惧。她举目四望，除了头顶上的星月以外，再也看不到一线亮光，猫头鹰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发出哭一样的叫声。有时月亮钻进云层，黑暗便如波浪般地袭来，于是一切河流、树丛、田野和人家，全都消褪了它们朦胧的轮廓。世界不见了，灿烂的色彩和光明没有了，仿佛造物主的巨手夺去了一切，只留给她一片幽黑。
她的心别别直跳，惶惶然地很害怕。这种感觉激怒了她。她恨自己就是害怕，这也怕那也怕，常常没来由的怕，就是这怕把事情弄糟了。如今她偏要和这种怕作斗争。她气呼呼地握紧镰刀，重新割起来。
渐渐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她腰不直，手不停，好像一台装着镰刀的机器，在夜色中“嚓嚓嚓”地向前推进。那么缓慢，那么沉重，同时又是那么坚韧和顽强。
最后一垄麦割到头的时候，她吃惊地感到眼前一亮。她抬起头来，看见灰色的黎明，像一团雾气包裹着的幼小生命，在天际默默蠕动。原来光明开始的时候竟是这样微弱和黯淡！
这时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累，忘记了饿，忘记了夜半折磨她的恐惧。她想到如此微弱的光明即将驱散黑暗、普照大地，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她兴奋起来，兴奋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冷、打颤。回家的路上她步履轻松。
临近自家的村庄时，她才开始考虑如何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而不被妈妈发现。然而没等她想出一个好主意。她已看到了家里洞开的大门和从门里射出的雪亮的灯光。原来，一家人都没睡，妈妈哭哭啼啼地到处找她，快急疯了。
望着自己一身泥星点点的衣服，被露水沾湿的裤腿和鞋，还有手中的镰刀，受伤的食指，她知道一切再也瞒不下去了。她准备把事情都摊开来讲清楚，也准备让父母大骂她一顿。她扬着脸，平静自若地走进房间。
“姆妈，我把金勇家的麦子割掉了。”她把镰刀放好，转过身来望着大家说。母亲一脸惊慌，忙忙地给她端水、铺床，小心伺候，唯恐吓着了她似的，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她顺从地在床上躺下了，可是哪里睡得着？母亲一会踮着脚走过来摸摸她的额头，一会儿又问她吃不吃早饭。最后，吞吞吐吐地对她说，今天要陪她去县医院检查身体。
她突然明白了，家里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以为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她的心情一下子变得烦躁了。她粗暴地拒绝了母亲，蒙上被子，谁也不理。
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