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论与述评(3)

作者:竹林    更新时间:2016-03-08 11:28:50

11  大爱无痕

                               ——序长篇小说《小镇上的爱》

小镇上的爱,恰如这小镇上的风景——有水,水是潺潺的、缓缓的,千百年来清澈地流,不含杂质;有桥,桥是起伏的、默默的,地老天荒地驮着一份重负,不言放弃;有小街,街上人来车往,有些市声,有些喧嚣,但当黄昏的金影降临,集市散尽之后,留下的是安静。安安静静一盏灯,像孤独的眼睛,守卫着长夜……也许太安静了,春蚕吐丝,蜡炬成灰,无声无息,了无痕迹。但是爱会从这里出发通向那个天翻地覆的大世界,与一曲曲精彩人生的乐章息息相关 。

女教师韩春江,当她踏上这所乡村中学的讲坛时,几乎是孩子们的大姐姐。是大姐姐,就有了许多弟弟妹妹。最贫寒的,也成了最亲近的。她把一切都给了他们,精神的、物质的,以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无欲的奉献,是细雨春风,润物无声。一个最有才华的“弟弟”后来爱上了她,至情至性,至纯至美。

期盼花儿结果,是人类共同美好的愿望。但大自然的规律,是不肯轻易给出这个许诺的。最娇嫩的花朵,也最容易在风中坠落。坠落的姿态是一种破碎、一种痛苦。也许只有在小说家的梦中,才能拼接出别样的美丽,但韩老师把这样的梦也给了她的学生……

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想起了一个人。那是创造了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和亚洲最大的骨髓捐赠中心的证严法师。1966年的一天,证严法师在凤林镇一家医院的门前看见了一大滩血迹,那触目惊心的红色使证严法师震撼——原来,有位山区妇女小产,家人抬着她在坎坷的山路上跋涉了整整8个小时,到了医院,却因为交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拒之门外。8000元一条命!证严法师悲叹不已。从此,证严法师让自己所在的普明寺内以做婴儿鞋维持生活的6个人,每天多做一双鞋。证严法师说这一双鞋可卖4元,6双即24元。如此积累,一年下来,即可救助一位像小产的山区同胞那样的不幸妇女。

很难想象,如今恩泽遍布地球村的慈济事业,正是从一双婴儿鞋开始的。现在,在五大洲,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贫病,那里就会有慈济人的身影。也不知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因为得到了慈济人捐赠的骨髓而获得了新生。

也许,这种洋溢着宗教意识的大爱精神,在我们的教育事业中最能闪现出它的光彩。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爱的事业。学生,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优秀的还是平庸的,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子女,真正的好老师对他们是有教无类的,是会一视同仁地付出自己的爱心的。这种付出不思回报,也是最纯最美的大爱。这样的爱同样遍及地球村,它是承载了人类良知的光波,是文明的光波,于无声处让世界辉煌起来。本书的作者吴春荣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老师,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学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自己一支粉笔两袖清风, 住在一座远离闹市的江南古镇上。他常常感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他的同行:“那些乡村教师真好啊,真好啊!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我心里总是很不安。”所以,这《小镇上的爱》,也是从吴老师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哗,却溢满了浓浓的、真挚的情与爱。我虽然没有做过老师,但我理解并尊崇这种至纯至美的人类之爱的职业。

                                   (写于2002年)

                 12  百年中国历史的有力见证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记不清这话是哪位哲人说的,但它的确是至理名言。只要人类不能超越光速,无法使时光倒转,这个“小姑娘”永远没有自主打扮的权力。自古到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篡改、编写历史以为自己及其集团的利益服务。哪怕是最客观的史家,也难免个人利害好恶的偏颇,甚至被公认为史家鼻祖的司马迁,恐怕也不能例外。因此,法国的小说家朗士也说,“如果我获准从我死后的一百年出版的那些书中选择,我既不选择小说,也不会选择历史著作。因为当历史给人带来某种趣味的时候,它也不过是另一种小说……如果为了看我死后一百年的妇女怎样打扮自己,我会直接挑选一本时装杂志,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的还要多。”

的确如此。最近,我读到的《百年中国女性形象》(李子云、陈惠芬、成平主编,珠海出版社出版)一书,就给了我这种感觉。该书收集了20世纪百年中的无数形象生动的照片——她们中有我们熟知的女政治家、女强人、女明星,也有生活在被压迫、被侮辱和损害的底层妇女,如妓女、女囚的照片。例如煊赫一时的老佛爷慈禧太后、末代皇帝婉容、民国宋氏三姐妹;女革命家秋瑾、何香凝、**、许广平、向警予、蔡畅、杨开慧;女作家冯沅君、石平梅、凌叔华、庐隐、冰心、丁玲,影星胡蝶、胡萍、阮玲玉;实业家董竹君、医学专家林巧稚……还有许多体育明星、女学生的珍贵形象。此外书中收集了一幅被架在一副长架上的三个年轻女性的照片,虽然是很小的黑白照片,却给人以很大的震撼力。编者将这些照片,以清末、“五四”、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这几个时段来展示,使人感到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成了百年中国历史的有力见证。

照片是最无法篡改的真实历史脚步。它不像用文字表达那样有诸多的忌讳。它不但客观地记下了人物的形象,而且还同时记录下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定瞬间,捕捉到了历史进程中的点滴屐痕。如今,这些屐痕又被编者用既客观又鞭辟入里的旁白文字,像电影胶片那样串联起来,于是它们便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个层面,历史的一片片足迹;于是我们就像见到了房龙笔下那些艰难地穿越“无知山谷”、坚忍不拔地跋涉前行的人群。一时间,我不由得思绪万千——为人类、为中华民族,也为中国妇女、为自己的命运感叹!

记得在那插队落户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也曾拍过这样一帧照片:赤着双脚,肩上扛着扁担,打了补丁的裤腿管巻得高高的,但神情却依然是一副“不爱红装爱武装”式的雄赳赳气昂昂、青春勃发的状态,这是我参加县知青积代会前的“英姿”。我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因为这是我人生岁月中最无法忘怀的时刻的真实写照。如今,我还会时不时地从相册中将它取出来看上一眼,无言的相对中,它会给我许多对社会、对人生的领悟与思考,甚至还会给我写作的灵感。

总之我认为,用照片构成的人物影像来展现和叙述历史,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创意。它比用连篇累牍的文字描述历史更加直观、更加接近真实,从而也更加有意义。当然,掌握和使用这种形式也并不是容易的,其难度就在于资料的收集和编排的功夫上。可以看出,《百年中国女性形象》的编者是花了大力气,也达到了较理想的效果的。

                                              (写于2003年)

13  关于“缓慢”的思考

记得多年前的一次敦煌之旅,一路上被河西走廊廖廓的大漠和漫漫黄沙触动,我由景生情,写下了一组散文诗《河西走廊行》。其中有一首名曰《缓慢》:

断墙、残壁、倒塌的烽火台;衰草、落日,飞扬的尘埃。

燃烧的天空,昏迷的大地。

古长城是一条被黄沙和干旱困厄的黄龙,快要渴死了。可是它的躯体内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它还在爬,还在爬……

它已经爬了两千年。

我们一向以中华民族是人类发展史上历史悠久、文明起源早而十分自豪。这一点,也毋庸置疑。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民族的封建社会这么漫长、发展这么缓慢,以至于后来大大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程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矛盾地思考着。

无独有偶,近日拜读友人的赠书《人间瓷话》(钱汉东著,学林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论及浙江河姆渡文化的演革及出土的黑陶时,也提出了和我同样的疑问:为什么从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到距今五千年的第一文化层出土的黑陶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几乎没有多大的发展。作者甚至还感到,这种黑陶同自己三十年前在淮北插队落户时用的陶盆陶罐,也差不了多少。对于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书中作出了独到的解释: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先民们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知足长乐的缘故。作者并因此感叹道: “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是一笔珍贵财富,但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夜郎自大、缺乏开拓精神,就会丧失斗志,导致落后挨打。”

钱汉东君的观点,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以至相对来说使我国社会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就一直是那种“知足长乐”的农耕意识在作怪。而这种意识发展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孔、孟为首的儒家思想。而到了汉代,这种思想又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御用的正统观念。从此,这种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便成了统治者维护其独裁统治、扼杀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性、阻止民主意识的工具。而它的后果,就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程。我们且不说历史上文字记载不十分详尽的夏商时代,就从煌煌八百多年的周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这漫漫千余年的历史中,统治者一直是将手工业者、商人和赘婿,与服刑的犯人视为同类,并经常征发他们去服徭役和作战的。这样的观念和政策,社会经济怎么能发展与进步呢?还有一件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同样在这千余年的历史的起始与与结尾,有两批老者一直被当作历史上的名角传诵至今:他们就是周初因阻止武王伐纣而躲进首阳山不食周粟、宁可饿死的伯夷和叔齐,以及汉初为阻止汉高祖刘邦废长立幼而出山辅佐太子刘恒的商山“四皓”——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和东园公。然而,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些反对历史发展和变革的顽固的保守主义者,都是为巩固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的吹鼓手。而儒家思想,则正是继承了这种吹鼓手的功能。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吹鼓手”的力量!正是他们鼓吹的“中庸之道”,让人们一面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一面又自诩大宋、大明、大清,自称“天朝”,以此求得了封建特权阶级超稳固的独裁统治,让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又慢慢地爬了两千年!就是到了近代,“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也未能将其余孽烧尽,使“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华大地上至今未能真正站稳脚跟。就在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新世纪,照样还有不少权威人士将儒家思想当作宝贝来炫耀。记得不久前我国许多媒体上都有批判美国历史学家亨廷顿博士关于二十一世纪将是基督教文化的世纪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国内的某些权威学者则立即扛出儒家思想来与之争夺,说什么现代物理学的一分为二已经到了“夸克禁闭”(注)的尽头,而崇尚“合二而一”、“中庸之道”的东方儒家思想则方兴未艾,因此,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东方的世纪!然而,“夸克禁闭”的痴语实际上早已被现代物理学所打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则永远是辩证的统一体。这种违反辩证法的幼稚武断的观点在媒体上被视若真理而大力吹捧,实在令人悲哀!

由此,我又联想到了关于“缓慢”的话题,觉得它真是还值得国人好好地议论与思考一番的。

读友人的《人间瓷话》,却引出了上面一段议论,与作者关于陶瓷的精博见地实在是相去甚远了。然而,书中的人文情怀、历史考问与哲理思辩,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这些,也正是我十分看重的地方。                                             

( 注:即认为基本粒子从原子、质子、电子、中子一直分到夸克,以后就不能再分了。)

                                     (写于2004年)

                     14  品味生活

——散文集《上海红颜》序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与所有的老三届一样下乡插队劳动,返城奋斗挣扎,备受生活的艰辛。而这种艰辛又将我推上了文学道路。因此,我在早期的作品里曾总结过这段经历:生活是苦涩的,但细细咀嚼,仍可以从中榨出丝丝甜味来。

从苦涩的生活中品出甜味,是要用心的,甚至很难。但正因为难,所以弥足珍贵。那么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我们又能品出何等滋味来呢?时代跃迁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尤其是我们大城市的人,大都已经过上了较为富足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磨钝了的心就有些麻木,生命的意义也就有些不自知了;难得有人能保持一颗**的心,去细细品味和思索。

黄媛的心却始终保持着**与热情。因为这份**与热情,我看到了她留在生活土壤上的一串串屐印,艰难中透着亲切、温馨,辛酸里又充溢着欢快、明朗,不觉让我心生喜欢。

作者的幼年,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生活的人,只能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今天的孩子,若乘时光机器回去,就会觉得,现今再难看的校服,也比那时的衣服好看漂亮得多啊!

可是黄媛的母亲,却不顾左邻右舍的反对,给女儿做了一条惊世骇俗的红裤子!

天真的孩子穿着红裤子满大街跑。她和小朋友跳房子、玩泥巴。忽然有一天,她发现她的玩伴也穿上了红裤子;再后来,一条街上的小孩子个个都穿上了红裤子。原来,人所反对的正是他们想要的。小小的黄媛就这样引领了时尚的潮流。

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就是对生活的感悟。这种感悟其实人人都会有,虽然未必人人都会把它写出来。时光流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中,对生活的理解、感受都不一样。黄媛写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生活,此时此地的、彼时彼地的、过去了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品味,就品出了味道来。

在上世纪初,一个小男孩骑自行车松开把手,在街角轻轻掠过的瞬间,张爱玲极为欣赏,说:“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是在那一撒手吧?”而作者又跟70 年代前的张爱玲心有灵犀,看男青年用自行车载女朋友谈恋爱,感慨良多;可是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觉得弄部宝马来飙车,更为诱惑和快意吧!而如果再往前推溯,同样爱骑自行车的溥仪,把那宫中的门槛锯掉了——在没有门槛的路上驰骋,这就是末代皇帝的快乐了。

生活在变化,人对生活乐趣的追求,也在变化。比如鞋跟,高高低低地变;比如裤腿,宽宽窄窄地变;比如一杯咖啡,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喝起来的情调、味道又都不一样。而只要你热爱生活,细细品味,一切皆有味道。

春天的夜晚,一杯清茶在手,翻开这本书,随作品去品历史、品社会、品人生、品审美,点点滴滴平常琐碎的生活,褒贬自在你心中。读罢掩卷,心中自有一丝快意,一丝惆怅,一丝温馨,一丝甘甜,对照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还有一些感悟与启迪,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了。

                                    (写于2007年)

                        15  窗外的爆竹

                              ——春节里读陈国凯作品集

    每年岁末,我都是一个人静悄悄地渡过的。既不寂寞,也无伤感。人就是这样,习惯成自然。既然人的本质是孤独的,那么外在的孤独也算不得什么了。可今年的年三十晚上,我有了一个“伴儿”。这伴儿也是静悄悄的,不会说话,却令我时而捧腹,时而感怀,时而又陷入沉思……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窗外的烟花爆竹,电视机里的春节晚会,都宛若隔世了。而这“伴儿”不是别的,竟是纵姐寄来的三本书:陈国凯作品集。

    纵姐是国凯兄的夫人。无疑,我认识国凯兄在纵姐之前——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上。但那时显然未曾深入交谈,所以在1980年我走进北京朝阳区党校,参加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望着这位瘦瘦的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学,不由得迷迷糊糊地问:“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吧?”

那时他和广东来的杨干华住一屋。干华兄淳朴憨厚,总爱捧着个水烟筒“胡噜噜”地吸,有滋有味,我们看着觉得好玩,只是自己嘴里是寡淡的;这时国凯兄就会一拉抽屉,慷慨地说,来来,吃“考克力”!

等看到花花绿绿的包装时,我才明白,他说的“考克力”就是巧克力。

现在巧克力是不希罕了。可在那个年代,是连白糖也要凭票供应的。记得抗抗曾送我一瓶绵白糖,至今让我心里很甜。还有茹志鹃来文讲所讲课期间,安忆请每个同学吃过一块很精美的巧克力,大家都记忆深刻。

我很惊讶国凯兄的抽屉里总是装满巧克力,而且总是吃不完。他颇得意,是太太给买的啦。

可明明那些巧克力都是北京的包装嘛,又没见他太太到北京来。

他又说是太太命令买的。每天要吃多少巧克力,太太有规定,吃得越多,太太越高兴,为了让太太高兴,我们就要帮他的忙。而他自己,是宁可多抽几支香烟的。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有一位甜蜜的“巧克力太太”。但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巧克力太太发现那么多巧克力都喂了我等馋猫,会怎么样?这个秘密,直到认识了他的巧克力太太,我都没敢说。

巧克力太太纵姐,快人快语,有点风风火火的样子,性情跟外表散漫、说话口音也让人难懂的国凯兄大相径庭。可细究起来,两个人对人对世,那份宽厚的仁爱之心,又是惊人的一致。

我不知道国凯兄是否信佛,但佛教里提倡的那种大爱精神,在他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纵观千年文坛,“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国凯兄早在1980年文学讲习所时就大声疾呼,要“文人相亲”。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对所有的同学怀了一份极真诚的爱心。那时的他,虽然瘦,虽然弱,而且常常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可是有口皆碑,是我们公认的好学兄。谁有不开心,听他幽默的一句俏皮话,马上就开怀了。

许多年前,我有一部自我感觉良好的书稿,找出路时处处碰壁。国凯兄看过了就说,给你纵姐吧!原来“巧克力太太”是深圳《特区文学》的编辑。纵姐看了我的稿子,当即在《特区文学》作为头条发出。之后顺利出书,再后来,这本书竟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我这个人一向只问耕耘,各类奖项也大多跟我无缘,唯独这个差点胎死腹中的作品,倒得了个大奖。

那本书的题名是《挚爱在人间》。我一向以为,文学作品的诉求离不开爱;爱人、爱生活、爱世界、爱我们生存的环境……一个作家,对这种大爱的追求应该是没有止境的。而国凯兄集子里的文章,正是充满了这种爱的力量。他洞透世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一份清净无染的大爱在心,他用洒脱的、幽默的文字将人情世态演绎得惟妙惟肖,将人生哲理揣摩得入木三分。早就听纵姐说,最近几年,学兄的身体更加弱了,一直在心里牵挂着他。可阅读他的这三本作品集,却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厚了,他对人间的爱的探求,则更加深邃了。

学兄的这三本书,有小说,有散文,也有杂文,但都是未曾相识的新面孔。过去耳熟能详的力作,像“代价”、“大风起兮”“好人阿通”等均未收入,这也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节日里喜庆的爆竹不断,可爆竹爆响之后,留下的是厚厚的一层碎屑,还要环卫工人来清扫。当今的文坛,也不乏爆竹般热闹的作品;而像学兄这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艺术追求的作品,要获得认同倒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对能出版这部书稿的责编和出版社,也心存一份敬意。

                                           (写于2007年)

                       16 “非常寓言”,非常思考

                                     ——读《非常寓言》想到的

  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想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冬天的某日清晨,突然有“笃笃笃”的敲门声将我唤醒。是谁一大清早就来找我?再仔细一听,不对,这不是敲门声,而是有人在敲我的东窗。奇了!我住的可不是底层,东窗下又没有阳台,谁能飞到那里去敲窗户?我心中一紧,忙下床前去察看——怪了,是一大一小两只鸟儿在“敲窗”。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儿,但它们绿背黄胸,羽毛长得漂亮极了,显然是母女俩。它们竟也不怕我隔窗观望,仍然“笃笃笃”地啄着窗玻璃。

  我纳闷了。这对鸟儿要干什么?我百思不解,但也没去惊动它们。第二天早晨,它们又来了,而且照旧敲窗不停。这样持续了整整一星期,我仍然猜不透鸟儿的用意。于是,我就拿了两只一次性塑料杯,一只装水、一只盛米,挂在窗外的防盗栅栏上。果然,我挂上不久,母女俩便高兴地上去吃喝了起来。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在杯中放些水和米,第二天早上,它们准时前来吃。吃罢喝完,它们仍不忘“笃笃笃”地啄一会窗玻璃,大约是向我表示感谢吧。

  春暖花开以后,它们来的次数渐渐地少起来,最后终于不来了。而我,倒是怪想念它们的,常常在它们该啄窗户的时候醒来,希望能再看见它们漂亮矫健的身影。

  这段奇遇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很想以此为基础给孩子们写一个童话故事。因我一向喜欢为孩子们写作,以前也写过如《竹林村的孩子们》、《在菊花的舞会上》等故事和童话。正巧,这时赵鑫珊、周玉明夫妇送我一本他们的新著《非常寓言》,我翻读一遍,乐了——他们书中有一篇“鸟儿对人说”,作者感叹道:“人有母子情,有家庭,鸟也有。人要将心比心。”看,他们已把我想写的意思全写出来了,而且比我的构思初衷更深刻动人。他们写的这些寓言,充满了人与自然的哲理思考和对现代人类文明的拷问与忧思。

  寓言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以短小精悍的动植物的拟人故事,表达出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生活哲理,而这些哲理往往是十分深刻且又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它是人类思想的火花,智慧的结晶。可以说,人类自走上文明发展的道路至今,始终有寓言陪伴着。在纪元前,一位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就创作了《伊索寓言》;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哲理寓意非常深刻隽永的“诸子寓言”,其中尤以庄子的一系列寓言故事最为动人。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和科技的飞速进步,人们的视野大大地延伸了;原先被认为“唯我为中心”、“唯我为大”的地球,现今已成了一个“地球村”;人类已能飞出地球,迈向宇宙。于是,人类的哲学思维,人类的寓言智慧,自然而然地也随之开阔、博大起来。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非常寓言》的问世。它就是将寓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内涵上拓展与博大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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