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为什么涉足青春文学
最近，我出版了两部反映中学生校园生活的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和《灵魂有影子》（即《脆弱的蓝色》修订本），一些评论者、包括文艺创作圈内的朋友感到有些奇怪，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个已到“天命”之年的作家，居然写起青春文学来，这是为什么？言下之意，我大有与当前被炒得火爆的“少年作家”们在这个领域抢一杯羹的嫌疑。
其实，我也真的与这种现象脱不了干系。因为我的确注意到，我们当前的青春校园文学领域几乎被与读者同龄的写手们所占领这一事实。这个现象除了可喜的成分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一些以追逐商业利益为目标的炒家与出版家的功劳。一些很有能量的图书策划人，也对此不遗余力。然而这些作品大都只是迎合当代那些追求时尚的青少年的另类诉求，比如追求逆反心理、自我宣泄，追求颠覆夸张、时尚与酷；追求幽默搞笑及少男少女之间若有若无的爱情……前一阵子，一家国内重要的读书报纸也报导说：“近两年这类图书成了出版界的一大经济增长点，这类作品已成为打动少男少女的法宝。”文中还特别介绍了一家出版社着力推出的一本购自台湾版权的时尚青春读物，称它描写“咖啡与爱情、等爱与被爱，洋溢着浓浓的小资情调，已找不到一点通常的少儿读物的意味”。这类作品，被这篇文章称为“泛少儿读物”，说“由于读者，包括小读者喜欢，经销商重视，一些出版社已推出大批泛少儿读物，而常规的少儿读物已经很少出版了。”
诚然，青少年喜欢追求新潮，喜欢标新立异，有一部分读物反映他们这种心态，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和出版者一哄而上，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或者说是利润）而不及其余，这种状况就有点令人忧虑了。
无论在什么时代，青少年总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同样，人类的理想和责任，道德与规范，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丑恶的批判，对人间大爱精神的弘扬，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要学习培养确立的。更何况，青少年正处在学习、求知的阶段，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尚未成熟；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正确的引导与鼓励；而作家出版家写作出版以他们为对象的文艺作品，则责无旁贷地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我理解，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感所在。
我这么说，也许有人会不屑：“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讲社会责任感，真是不识时务的老土、乡下人！”然而我这人总是有些“不识时务”。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写那部反映当时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时，被单位领导以“破坏上山下乡”、“白专道路”、“名利思想”等罪名狠狠批判过；以后侥幸出了点小名气，又不识时务地主动离开繁华的大城市，去郊区农村深入生活和写作，与乡下人为伍。一去就是二十多年，许多人以为我是个不可理喻的傻子。记得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很有名气的评论家大讲写作农村题材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没有市场和读者，不应该再去写了的时候，我又狠狠地傻了一回——我用近十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反映我国农民问题的长篇小说《女巫》，企图以此来呼唤人们对我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
我对“新潮”的东西似乎总也跟不上形势。几年前，我应一家出版社的盛情相约，写了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小说。我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定位在当今学生的两个“环保”上面：学生的心灵内环境的保护和外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当然写小说还要反映人物的命运以及对孩子们进行关于人类大爱精神的感化和教育。作品交出后，有关责编对它的艺术水准十分肯定，但认为我写了当今青少年不能承受之重，要我修改。我的傻劲又上来了。我不能接受修改意见。我坚持认为当今校园青春读物普遍太“轻”太“浮”，而我就是要让当代的青少年懂得和接受一些生活中必须承受之“重”。为此，我只能收回原稿（应该说明的是，我与责编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我们的分歧仅限于此）。
鉴于上面的一场争论与分歧，我更加注意去了解当今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理想诉求。近几年内，我经常去一些中学与各个层次的学生座谈，听课，与他们的老师交流思想，也与文学社里的同学交流创作体会；有时也去听取一些当红的少年作家们谈他们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然而，了解来的情况使我更固执了。一些重点中学里的优等生们几乎一致认为，当前十分红火的青春读物他们不屑一顾，同时又认为没有真正有价值的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读。而与此同时，许多中学生（包括大学生）普遍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的目标感到茫然；他们感觉，心中有强烈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又导致了一种自我宣泄的欲望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我认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前几天我在中央台某套电视节目中，看到有一则报导，讲的是一位十九岁的女孩为了挽救一位陌生人的生命，主动捐出了自己的肝脏。而当老师将有关此事的报导念给自己班上的学生听时，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受到感动，反而普遍认为这个女孩“愚蠢，脑子有病。”无独有偶，不久前我曾听到一位当今很有名气的少年作家在回答问题时，理直气壮地说“他只关注自己，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么整个社会也好了”。
试想，一个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没有对别人的关注与爱，这个社会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的作家、出版家，难道真的没有责任为年轻一代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吗？我一直以为，青少年和儿童原本都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我以前曾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儿童长篇《夜明珠》、《晨露》、《流血的太阳》等，我始终以儿童们的纯洁心灵作为我生活和写作的参照与动力。但是，青少年的心灵也容易受到社会大环境的污染。尤其是在现今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泥沙俱下，我们更有责任引导他们分清善恶是非，倡扬先进文化，倡扬大爱与文明，不能只为了赚钱而迁就迎合他们的负面爱好与消极情致。否则，我们就会误人子弟，愧对历史。
基于上述的思考，我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决定加入到青春文学写作的行列中来。在这之前，我其实正在构思和准备写作一部带有神话、魔幻色彩的小说。有朋友曾建议我写一部中国式的《哈里·波特》。说实话，我并不特别看重这部作品，也许是外国人与我们民族文化的差异之故，我以为这部作品尽管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超过我国的幻想类名著的水平，因此也不是不可以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一试。然而由于上面说的种种原因，我突然决定放弃这一打算。正在这时，一则河北某地的一位医生卖掉自己的肾脏为辍学孩子办学的报导打动了我。而当代爱因斯坦霍金先生来华讲学，他的关于宇宙起源、黑洞以及时间与空间关系的理论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于是，我就决定将现代科学与小说联姻，为当代青少年创作一部有理想有追求，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同时又能让他们爱读的小说。
写到这里，有人也许要说，你还是回避了开头的问题，即以你这样的年纪，还来写青春文学，行吗？我以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对任何年龄段的作家来说，都无禁区。可以将读者划分年龄段，将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文学分成幼儿文学、儿童文学、青春文学、**，但作者的年龄并不需要与读者的年龄段对等。正如严文井、张天翼、陈伯吹等写了许多儿童文学名著，安徒生的童话也不是他童年时代的创作一样。文学作品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机械地克隆某一种生活而成的作品不会是成功的好作品。因此，我以为，成年作家涉足青春文学领域，是正常的、无需奇怪的事。他们如果能认真地去深入了解青少年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抓住他们的生活本质和思想诉求，则创作出的作品可能比年轻的同龄写手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思想和艺术上也更成熟深刻些。至于我自己，我从未感到自己与青少年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青春易逝，青春又是永恒的。与少男少女们交朋友，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我在写《今日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这两部青春文学的过程中，眼中常含着泪水。我时时感受到的是心灵的净化、理想的升华，宇宙的神秘和大自然的神圣……唯独没有自己的年龄。挣脱了岁月羁绊的情绪在流转的时空中飞翔，我觉得自己还是十六岁。
当然，这些只是我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我的作品究竟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期，则要看读者和论者的评判与反响了。
（《文艺报》2005年7月21日）
5 给现代学生开一份什么样的菜单
——关于校园小说与许锦根对话
虽然长期身在国外，但过去的职业习惯和对文学的爱好始终让我关注着大陆文艺界的情况。最近回沪小住，我注意到了一些作家和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宣传的校园文学。我收集和阅读了一部分作品之后，心中却产生了不少困惑和疑虑，于是乘去嘉定看望作家竹林的机会，与她探讨了有关校园文学的方向问题。以下是我与竹林的问答对话。
问：你是否注意到了当前的校园文学很畅销很红火吗？
答：注意到了。一些出版社和书商的炒作很成功。近年来有几本校园文学（或者叫青春文学）发行数量很大，号称达到数十万、近百万册。
问：我读了几本，觉得内容大多太轻飘空洞，缺乏内涵和思想追求。为什么没人能写出几部有分量的东西来？
答：据说这是一种时尚。出版和炒作者大都认为当今的青少年拒绝沉重，只喜欢搞笑，喜欢轻松幽默，而那些理想、道德、追求等都被时代埋进土里了。另外，他们还认为 当今的孩子喜欢反叛，喜欢颠覆，因此现在的作品必须顺着他们装酷、夸张、神经兮兮颠三倒四，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有些校园文学使你产生这样的感觉就不足为奇了。
问：这样不是把文学降低和庸俗化了吗？难怪有些作品虽然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我读后简直感觉是一地鸡毛，乱七八糟不知说了写什么。
答：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以为文学仍然负有高尚的使命——以高尚的情操和理想去感染读者，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否则就是文学或作家的失职。再说上面那些看法也是十分片面的。其实据我在一些中小学生中的调查，学校里上述学生只是一小部分，多数学生仍然是在刻苦努力学习，追求知识和上进，追求理想和真善美的。他们目前特别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引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大量仍处在贫穷环境中的青少年正在逆境中挣扎与奋发，他们的境遇值得我们去关注。
问：那你会去关注他们吗？
答：是的。我已经和正在写几部有关青少年生活的长篇。
问：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课程太重了，他们对教科书已经很烦了，再跟他们讲理想讲知识讲追求会使他们反感，你以为如何？
答：我不敢苟同。我以为脱离了文学的最本质的功能去制造校园文学，那是荒诞的。就像教师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但是他又告诉学生你并不需要知识那样，这种悖论使人觉得可笑。
问：你能谈谈你正在写的校园文学吗？
答：我所写的青少年，他们既有新世纪新科技时代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新的理想和诉求，也有在逆境中克服困难、百折不挠追求知识的勇气和创造精神。他们对当今社会的认知是：对恶势力嫉恶如仇和对真诚抚育他们成长的师长的深情感恩。而他们之间的朦胧的情与爱，则是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大舞台前的一些极不成熟的预演。
问：你好像是在赞美什么哦，这可是当今出版者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词。
答：人间最美是温情。如果生命中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那还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6 等待脱壳的蟹和思想的灵光
——答《文汇读书周报》记者周涵嫣
当前的青春校园文学……除可喜的成分外，还有一些是追逐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炒作者和出版商的“功劳”。在我看来，没有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可以爆炒火红于一时，却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前青春校园文学的致命弱点，恐怕也在于此。
一个以写作“知青小说”踏入文坛，继而主要以创作农村题材作品得到认可的作家，着眼于青春校园文学这一目前几乎为年轻写手占领的领域，似乎是一件有些冒险的事。也正因如此，竹林新著《今日出门昨夜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今》）在时下众多的同类作品中尤为引人注目。近日，记者就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采访了她——
记者：《今》一书的封面上很醒目地将其称为“新科技校园探秘小说”，这是你对这部小说的定义吗？
竹林：这个定义是我自己下的。因为它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我将现代科学引入文学、使之以理性思维为主的科学理念与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相结合，同时又能使青少年（学生）读者易于接受的创作初衷。我发现当前的校园读物和中学生的阅读状态存在一个怪圈：一方面认为学生课程负担太重，因此需要给他们一些轻松幽默、符合青春期心理状态的东西以调节身心；另一方面大多数学业上的优秀者和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则对之不屑，认为当前无好的作品可读。而这种状态也与我的思考不谋而合。我以为青少年时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应引导他们开阔胸襟、追求理想、树立人类的大爱精神。而先进的宇宙学等前沿科学正在开拓人类的视野与人生观，这些对造就一代新人是不可缺少的。当然，新科技知识在小说中只是提供了“背景”和“框架”，而作品的内核仍然是故事和人物命运。这就是我对这个定义的理解。
记者：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竹林：这部作品写我国沿海某山区的一个神秘的石窟群边上，一位名叫路云天的奇人自筹资金办起了一所中学，收留因贫困而失学的高智商孩子入学。正当这些被称作“二百五”的穷孩子满怀信心地向科学进军时，他们敬爱的路校长突然被害而且遗体不翼而飞。学生们在自发追查校长被害事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用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的怪异事件，他们的内部也因此而碰撞出了人性和爱的火花；而案件的追查过程也变成了同学们对宇宙、对人性的追寻过程。
记者：相比以往的作品，你认为《今》的最大突破在哪里？
竹林：说老实话，我不用“突破”来总结自己的创作。我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在本质和批判精神。这也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沉在沪郊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作品是一贯的。但同时，每部作品又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悟，《今》的特点就是融新科技概念和探案于一炉，来反映当今青少年的生活和命运。其实从形式上讲，这种将“通俗”和“文学”相融和的手法，我早就开始运用了。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就是将民俗文化与农民命运紧密结合的一次最大尝试。
记者：小说中引进了大量的、在一般人看来文学创作者并不熟悉的科技知识和探索实验，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竹林：首先我认识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而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却还是科盲。因此张扬科学不仅重要，而且是必须。于是我寻找一切可能，弥补自己科学知识的缺失。我读了大量的科普书籍；当英国的霍金教授到浙江大学讲学时，我也赶去听了，并将得到的感悟写了一篇散文《朝见无限空间之王》。霍金教授的《时间简史》、《果壳里的宇宙》，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萨根的著作，甚至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学生科普辅导读物，我都找来读过。我觉得，科学知识为我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又一扇灵感之门。
记者：想像是构建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你是如何在现实素材的基础上把握想像的？想像在青春文学创作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竹林：想像是青春文学的翅膀和动力，它使青春文学更具魅力和价值。想像基于现实，又比现实更完美、更理想。比如说《今》这部小说，开始构建的素材和灵感来自我看到的一则关于河北某地一名医生卖掉自己的肾来义务办学的报道；当我产生了将科学和文学创作结合的想法以后，我就在我刚刚学到的宇宙知识的基础上，想像出了沿海某山区一个神秘的石窟群作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框架。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初稿刚刚写成，一位嘉定的画家朋友兴冲冲前来向我介绍他刚刚游历浙江龙游石窟的情景；我把我的小说给他看，他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惊讶万分地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内容与龙游石窟的现状几乎完全一致，就连小说中提到的抗战时期日军在石窟里探寻秘密生化武器的内容，当地也有同样的传说。由此可见，合理的想像是创作的灵魂，有时甚至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记者：作为一个中年作家，涉足青春校园文学这一领域，你是否有所顾虑？相比之下，你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你的作品凭借什么走近现在的年轻读者？
竹林：我以为，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对任何年龄段的作家来说，都无禁区。当然，我也注意到当前的青春校园文学领域几乎被与读者同龄的年轻写手占领这一事实。这个现象除可喜的成分外，还有一些是追逐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炒作者和出版商的“功劳”。在我看来，没有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可以爆炒火红于一时，却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前青春校园文学的致命弱点，恐怕也在于此。因此，我对自己介入青春文学创作，并无顾虑。我以为，文学创作在于作者对所写题材的灵感和激情；当然还需要作家去熟悉写作对象的生活。我始终以儿童的纯洁心灵作为自己生活、写作的参照和动力，我曾在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总编的对话中说过：“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眼里常含着泪水。我时时感到心灵的净化，理想的升华，宇宙的神秘和大自然的神圣……惟独没有自己的年龄。”我以为我会比年轻的写手们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思维更成熟些。
至于我的作品是否会使年轻读者喜欢，我现在不敢妄说。但我已经尽可能地运用了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而在故事框架的设计和人物塑造方面，也作了贴近青少年读者阅读习惯和喜好的努力。我有两篇文章先后被选进上教社和人教社的语文教材，这也许能证明我的作品不会与当今的学生有太大的距离吧。
记者：您的另一部作品《灵魂有影子》与《今》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近一阶段您都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竹林：文学创作除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外，还要有灵感。而灵感的捕捉和获得，则是无法预先计划好的。因此，我的下一部作品，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仍会在青春文学领域中捕捉灵感；也许又会是别的一种感悟打动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进去。苏联文艺理论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形象地将创作的灵感比喻为“闪电”，大意说，好像朝朝暮暮在天空积聚着云，有朝一日一声电闪雷鸣，才会降下倾盆大雨——文学作品。这电闪雷鸣（灵感）在何时出现，是无法预料和人为控制的。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的一个田沟里巧遇了一只蟹在脱壳，看着它艰难的蜕变过程，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道灵光，于是我便回去写了一个中篇——《昨天已经古老》。等待脱壳的蟹和思想的灵光，就是我的创作过程和计划。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3月28日）
7 第一部知青小说是如何出版的？
蓦回首，自我正式踏上创作道路、写作和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至今，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也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学自诞生直至成长繁荣的三十年。
我喜欢写作，早年我在安徽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就陆续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但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我明知这样的英雄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可这是写作组定下的创作模式，交给的写作任务，不这么写就不能发表。当我1975年按政策回城，成了上海少儿出版社文艺室的一名编辑之后，我就决心不再写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而是想写一部反映我下乡6年中所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的小说。但我当时的想法，仅仅是希望为我个人对那段历史留个见证，而并没有想要发表或者出版。
支持我开始认真动笔写作的，是我脑海里时时浮现的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在我插队生涯最艰难困苦、甚至濒临绝望的时候，是一位打着一顶红色雨纸伞的朴实的老农民将我从滔滔的洪水中救到了彼岸，从此我认识到了人世间真善美的力量和价值，而这种力量，一直鼓舞着我去克服人生和创作道路上的艰难，义无返顾地前行。
小说终于写成是在1977年底78年初，那时知青问题还没有新的定论，我将我这部凭自己的良心和感觉写的小说先给一些朋友看。我的知青朋友拍手叫好，但文学界的一些朋友和前辈则以自己的经验警告我千万别拿出去，否则将是又一部挨批的典型。但当时在上海改稿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老王和与我同编辑室的编辑小赵却支持我，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不应再当作政治的传声筒，应该讲真话，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竭力帮我向全国一些著名出版社推荐。但半年内从上海到北京，几家名牌出版社都以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没有结论为理由退了稿。最后，稿子辗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手中。老孟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感肯定了小说。他在书稿的末页上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消息传到我所在的单位却给我带来了厄运。真实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干了大半辈子编辑还没出一本书，一个刚来不久的小丫头片子就要出长篇，这还了得？！”于是领导出面、组织安排，批判我的白专道路和名利思想；为了促使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们将盖有单位公章的信函发往全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出版社，通知他们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作品（那时发表作品要经作者单位审查同意），并且宣布不准我住单位的集体宿舍。更绝的一招是，他们还通过同行关系让人文社少儿编辑室的某位头头出面宣称我的《生活的路》是否定上山下乡的大毒草，使小说在那里卡了壳。
一时间，我几乎被逼上了绝路。但我因写了一部知青小说而在单位挨整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我的几位知青朋友赶来为我打气撑腰；单位里一批有正义感的女同胞联络了上海出版界的几位女性精英声援我。于是我的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顶曾经救护过我的红色油纸伞，我又对人性中的真善美，恢复了信心。
在人文社引起的争论反而促使社领导对这部小说重视了起来。总编辑韦君宜和室主任孟伟哉商量写了小说的内容提要送到了茅盾、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高层领导那里。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会上，茅盾先生一锤定音，肯定了我的这部小说。温和慈祥的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到主席台上去见面，但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仍沉浸在高压里，一时竟害怕得不敢上去。会后韦君宜批评我失去了平生一次最好的机会。我也为此深深感到后悔和遗憾！
《生活的路》终于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书一印再印达数十万册。我收到的全国知青的来信，数以千计。但直到15年后的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领导李曙光先生在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的研讨会上指出，当年人文社的“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几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理论务虚会同时召开；关于我的《生活的路》的讨论，以及后来**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央关于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先声。至此，我才知道我的一部十分稚拙的作品，竟有缘赶上了我国文艺改革的第一个浪潮，为知青文学铺上了第一块石子。
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庆幸。庆幸之余，我要在此感谢那些在我的人生道路和创造道路上给了我真善美的朋友和前辈，也感谢那些曾经为我制造过阻力和障碍的人，因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激励，促使我对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进行思考和追寻。
（写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