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为什么写知青小说
去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今年又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而且本人的生命年轮也适逢一甲子。作为一个有幸赶上这场运动的知青，并且还歪打正着写出了国内第一部反映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一些朋友和媒体都要我写点文字。但我犹豫再三，仍迟迟没能下笔。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想，共和国历史上的这段往事，已经沉淀了四十多年；站在当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应该对此有个比较清醒和客观的总结和评价了。然而我却没有看到。
综观当前林林总总的报刊、杂志、书籍，甚至包括网络上，有关内容多不胜数，但几乎全都停留在事件的浅表里就事论事，其议论无非分成两大类：主流一类是“诉苦”，大家纷纷回忆当年在农村、在农场吃苦受累的情景，以及精神上的孤寂与苦闷，还有就是期望和争取脱离农村上调、升学等的艰难。1977年的高考，也上了电影。另一类便是继续原来的高调，名曰：“青春无悔”。他们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不管怎么说还是锻炼了一代青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还举出知青中后来出现的一些当了“官”，或成了“家”的佼佼者作论据。然而，真的无悔吗？就是在这些佼佼者身上，致命的知识断层也在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事业和仕途。对此，他们应该是“鸭子戏水，冷暖自知”的；就算是侥幸挤上了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也会“亢龙有悔”。当然，我理解有些老知青聚会时喊出这样的口号，其实只不过是对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的这段往事的无奈罢了。
其实，我自己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开始时也是十分肤浅的。当知青上山下乡正被吹得如膨胀的肥皂泡似的美丽多姿的时候，我也只是有点心犹不甘，想为自己这一代被贻误了青春的年轻人说几句真话，于是便傻乎乎地冒大不韪写下了那部知青小说《生活的路》。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当然是比较幼稚的，虽然为知青们说了“一些”真话，但还是有忌讳、顾虑重重；然而，就这“一些”，也足以使我个人的命运倍受挫折了。
不过，既然自己个人的命运已经被这段历史挟裹了进去，从此以后，我也不能不继续对这段历史进行思考和追索。于是，十年后，我又写了一部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长篇《呜咽的澜沧江》。在这部作品里，我就不只是单纯地记录知青们真实的生活遭际与感受，而是开始寻觅和剖析他们当时的思想与矛盾，他们对自己人生意义和未来命运的思考与追求；与此同时，也想探索一下这场贻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事业和理想的运动的源头。令人扼腕的是，这本书稿完稿后八年多才得以出版，而之前的盗印书却早已大行其市。
其后，又隔了十数年。当年的知青已成隔日黄花，烈士暮年。他们曾经跌宕的命运，他们的酸甜苦辣，已经渐渐被社会忘却了，只是到了每个时间点上，才会被不甘寂寞的老知青们重话当年，作为了忘却的纪念。
任何历史，无论它当时多么激荡，终会被时间的长河冲刷过去的；但同时，它也会给后人留下些值得总结与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一直在想，这一段带着一代青年人斑斑血泪的历史，不应该让时间将它销蚀得了无痕迹，不要待后人研究它时再为重拾当年的真实而费力地去搜寻和淘洗；我们自己应该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这对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于是，我终于又提起笔来，决定重新回顾和书写这段历史。我要追踪当年为了追寻自己人生价值和理想的知青们的脚印，看他们在时间河流的沙滩上，如何一步步地跋涉向前的。哪怕他们追寻的脚步依然艰难、迷茫、痛苦和踉跄。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探索。我愿将正在写作的第三部知青小说，献给当年与我共命运的老知青朋友们，也献给当代的年轻人。
可能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有点不合时宜。有朋友知道了我的这个写作计划，就一片好心地劝导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编写和解释历史。你一个个人去思考它有什么意义？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赚钱奔小康，你还去重拾当年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干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才没兴趣去听你们当年那些苦哈哈的故事呢。
是的，现在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80后、90后，的确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学习、恋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个人的利益、前程和欲望的奔忙中。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任何时候，都一定会有一批忧天的“杞人”的。他们会为社会、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忧思；他们在回顾历史、拷问现实、探索理想、寻求信仰。记得在不久之前，参加北京某几个知名高校的学生文学团体成员的座谈会后，就有好几个同学私下里向我提问，要我回答关于“主义、理想、和信仰”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声明不要听政治课上的套话，一定要听真话。他们告诉我，现在的物质条件不错了，但精神空虚苦闷，觉得自己的灵魂无处依傍，没有奋斗的终极目标，不知道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有个女孩子甚至说想想活着真是无聊，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忽然悟到，人本来是应该有理想、信仰和爱的追求的，因此生活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如果只热衷于欲望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那就与动物无异了；这种现象任其发展，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于是，我便想起了我们这些亲历了人类文明史上这段奇景的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坚定了我继续对知青题材探索和思考下去的决心。
（ 2009年11）
9 生活的路与创作的路
——答许道军（作家访谈）
许道军(以下简称“许”):竹林老师，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作为“知青文学第一人”，我想对您做一次访谈。
当年您的《生活的路》出版后，一纸风行，畅销百万，影响巨大。之后您创作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您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挚爱在人间》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尔后，您又开始转向“青春文学”创作，经过“跨世纪”的努力，接连推出《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两部作品，后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并引起对“青春文学”走向的热烈讨论。
但正如有论者所说，您绝对不是一个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子，不会作秀，因此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公众无意或有意地遗忘。有人说您是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部分。您还是会时不时地以自己的作品引起大家的关注。因此，新浪网作家频道称您为“传奇作家”。其“传奇”的意思可能是指一个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特殊性，也可能是指他的成就和声誉严重不对称，似乎一个几乎会被世俗和商品时代彻底淹没的人，却屡次浮出水面。我想较为深入地走进您的“传奇生活”。您看我们从哪里谈起呢？
竹林(以下简称“竹”):不好意思。我习惯于笔头思维，常沉浸于作品人物的精神境界中，而拙于口头表达；因此，如说得不好，请多包涵。我就随便说吧。
首先，我要说我没有“传奇”。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脚步艰难而沉重。但我不遗憾，不尤人。生活常常因为是有了苦涩，才能品尝出甜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一直“闹中取静”，在沪郊嘉定生活与写作已近二十八年，因此有人称我为“隐士”，有人说我“自甘寂寞”，有人说我被“冷藏”了起来。种种客观原由，我不想多说；但就我本人的因素而言，我不善与人交际，只会默默笔耕，实际上也是扬长避短，塞翁失马。
我始终以为作家不是商品推销员，不是交际演说家，也不是政治家，作家只能也只应靠自己的作品说话；而且他的作品还应经受读者的检验和时间的淘洗。我只凭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写我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此，我在我自己的一份小传中这样写道:“回首自己已逝的人生旅程，定格成竹林名字下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里是迷茫的: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又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许:一般“知青文学”都是作家对自己知青经历的回忆、重述和反思。能谈谈您的知青经历吗？文学面对那一段岁月，大约有几种态度：愤怒批判、不堪回首、自觉反思、青春无悔等等。您是如何看待您的知青经历，又怎样赋予它们以意义呢？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知青小说已经被充分历史化了，但是您觉得您已经把这段历史写完了吗？以后会不会还持续去写它？
竹:关于我的知青经历，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说过不少。我当年在安徽凤阳插队，生活虽然艰苦，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如今，恐怕已只剩下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和反思了。我始终惦记着那里贫穷而淳朴的农民。我在离开那里近三十年后又去过一次，他们居然仍然认识我；许多人闻讯前来，对我说，当年我在那里当赤脚医生时，给他或扎过针灸，或打过预防针、挂过盐水；有一位当时被我用土法救活了的喝农药自尽的妇女，如今已似老太太了，但她仍然对我挽救了她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感激万分。
面对这些因实行了包产到户而生活有所改善的善良的农民，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彻底摆脱贫穷。
而作为一个作家，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当时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到要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及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为此，我正在写第三部和当年知青命运有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想反映从知青过来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整个地球村的大爱精神的探寻。它的视野将更为广阔。这部作品已纳入全国作协重点扶植项目。我计划在今年底明年初完成。
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做了大量的尝试，当然主要是模仿和借鉴西方经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模仿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您认为现实主义是最能够表现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创作方法吗？
竹:我以为是的。我从不反对和否定别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写作。但是，我以为，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盛行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同样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和剖析，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无可回避的责任。但是，现今不少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陈旧了，老土了，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某些另类的艺术手法，以此为时髦；不少评论者也一致拍掌叫好；但如果打着手法创新的旗号而实际热衷于去描写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展览一些鸡毛蒜皮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就不知道它们在热闹红火过后还会有多少社会和艺术价值。
许:您的小说，按照时下文学批评的理论术语，很难将其划进“底层文学”、“民间文学”、“主旋律文学”、“女性文学”等等圈子，但是它们又确实写了“底层”、“民间”，表达了“主旋律”，而且还具有“女性特征”。另外，您觉得一个女作家的创作可以将“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女性关怀”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吗？
竹: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未考虑过将自己的作品归入什么创作类型和题材模式，我只是想在我自己的认识水平上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论者将我的作品划入哪个类型，我都无所谓。但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中国女性(尤其是生活底层的女性)本能地多一些关注，这是可能的。因此，你也可以说在我的作品里具有“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结合的特点。我的《呜咽的澜沧江》被加拿大一文学杂志全文刊载时，他们就将篇名直接改成了《女性——人！》。
许:我们再接着这个问题往下说。就我的阅读经验，我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具体说自先锋小说或女性小说兴起后，中国当代文学里很难再找到“强奸”这个说法。比方说，在莫言的《红高粱》那里，“强奸”叫“野合”，是先人生命力强的体现；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中，“强奸”(或者说“诱奸”)最后转换成了两情相悦。在一些更激进的女性作家那里，不仅没有“强奸”一说，“性”的展示或想象反而成了女性对男性的征服。但是在您的小说里，无论是早期的《生活的路》、《蛇枕头花》、《苦楝树》，还是后来的《女巫》等，强奸就是强奸，就是强者对弱者最大的罪恶，快感不可以抵罪。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先锋小说”和“女性小说”中的性想象、性征服的？
竹: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性”。但这是塑造人物和反映人物命运的需要，并不是展览性，也不是将性当作似当前红火的网络游戏那样去取悦读者；我不知道所谓的“身体写作”是怎么回事，也不会去赶这种时髦。我的作品中写到的性，一定是反映生活和人物命运的真实的需要，而不是其他。从中国的传统到目前的现实，妇女解放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性压迫、性侵犯、**易仍然是生活中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强奸”这个法律层面的名词，不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抹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先锋”不起来。
许:“悬疑”是您小说一贯的表现方法。从《女巫》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到《今日出门昨夜归》，几乎发展成了层层剥笋似的谜案解读。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悬疑”手法的使用越来越上手。我在想，在一个心怀大爱、永葆童心、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那里，“悬疑”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还是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手法？
竹:我以为，悬疑首先是一种艺术手法，但同时也是生活中的真实。我在《女巫》中以须家宅的一系列恩怨悬疑作为小说情节贯串的主线条，一是为了真实地反映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农民的命运遭际，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在使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通俗化方面进行探索。因此，我在设计悬念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方面的内容。反过来，“悬疑”和民俗的结合，的确起到了真实地营造当地的农村生活情景，烘托特定的既神秘又令人深思的艺术氛围的作用。从这点上讲，这种手法的确也让我变成了一种看待世界和生活的视角。我以为，这种手法在《女巫》中的应用，是比较成功的。我的这部长篇至今已在大陆分别印刷出版了四个版次，并且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和评论专集，也许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艺术手法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是为“悬疑”而“悬疑”，那就没意思了。因此，我也并不是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都使用这种手法的。
许:综观您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如在《挚爱在人间》中的那种刻意抒写的“人间挚爱”，但更有惊心动魄的仇恨，比方说，《蛇枕头花》、《渔舟唱晚》、《女巫》等。这在当代文学里是非常罕见的。前不久，我隔壁宿舍的一个学数学的博士研究生，通宵阅读您的《女巫》，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他敲门进来，满含热泪地告诉我:阿柳真是个畜生。一个心怀大爱、性格柔顺的女作家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艺术情绪？还有，在您的小说中，我注意到，您对罪恶的惩罚往往不是依靠政策和法律，而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规律。您认为这种设想是出自所谓的“民间立场”，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
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爱和恨。文学是人学。写人就要涉及人的感情。人的感情不外乎爱与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简单的平衡关系的。我也不认为我的作品里是写爱多一些还是写恨多一些。只要它们符合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写爱写恨，都是塑造人物和表达诉求的需要。比如说《女巫》中写了银宝对阿柳的刻骨铭心的仇恨，但也同样写了他对父母兄弟以及女知青的刻骨铭心的爱。
当然，爱与恨在生活中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爱人是人的本能；人们追求爱，但又因为有人破坏了爱，毁灭了爱，才使受害者产生了恨。破坏得越烈，恨得越深。但爱毕竟是人性的主导方面，文学作品应该以弘扬大爱精神作为主旨；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我另外一些作品中对“爱”的描写与追寻。比如我的许多儿童小说，几乎都描写了儿童们纯洁善良而又美好的心灵；报告文学《净土在人间》，就颂扬了台湾慈济人的人间大爱精神。
至于说我的作品中对罪恶的处罚方式的运用，这也首先要服从生活的真实。你知道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法制还不健全，到处能碰到权大于法、权控制法的现象，而让一般群众做到完全相信法、依靠法的距离还很遥远。于是人们就向惩恶扬善的传统观念回归。这既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和群众的愿望，又是一种无奈。也许还有些宗教情怀。
许:说到宗教，我觉得您的不少作品有较强的佛教意识，您在《女巫》中，不仅塑造了正面的“观世法师”的形象，引入了“莲花”意象，也塑造了两个世俗的“莲花”、“荷花”——女性形象，对仇恨进行了宗教式的化解。能不能谈谈您对宗教的看法？
竹:我认为，文学作为形而上的产品，它有净化社会、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的功能，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而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它都是告诫人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宣扬人们节制自己的私欲而去帮助人、爱人。不管你信不信佛教的轮回或基督教的上帝，这种精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尤其是当人们在商品社会里被金钱迷了眼的时候，或者是对人生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了迷茫和动摇甚至缺失的时候，它的确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人的精神向善向爱的极大动力。我曾赴台湾采访过那里的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对他创导的遍及全球的宏伟的慈济慈善事业和人间大爱精神，有很深的感受和崇敬。我以为，慈济的事业，已大大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变成了全人类精神文明事业的一面旗帜。由此，也使我对宗教以及人类的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许:您现在正在创作什么作品？今年又有什么作品出版？
竹:上面已经讲到过，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与此同时，今年将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我的三本“人间系列”丛书，它们都是书写海峡两岸民众冲破人为藩篱而谱写人间长情大爱的。它们的书名是:《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和《天堂在人间》。
（《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9月19日）
10 时髦的现代派、理想与农村题材
在某个作品研讨会上，有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评论家发言说，现在我国的农村正在消亡，农村题材已变得没有意义也没有人要看了，可以不必去写它。
那个瞬间我的感觉近乎愤怒。我觉得这位评论家太无知了。我很想说，请问你此刻端在手中的香茗，你胃囊里尚未消化的午餐，都是来自钢筋水泥的丛林吗？
我忍住了没有出声是因为我的性格使然。但每每想起，心里还是难过。说起来我大可不必以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也并不是农村的孩子。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甚至小时候也从未太久地离开过淮海路。我酷爱巧克力，我喜欢房间里弥漫着咖啡的香味。任何与城市相关的细节都在我的呼吸之中。还记得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的骄阳下，在我插队的地方，有一件事被我们传诵了很久：某村小A从上海探亲返乡，给同屋住的小B捎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她把那礼物装在保温瓶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半天的汽车，到了县城，居然搞到一辆自行车（其珍贵程度远高于现在的别克轿车）骑上，直奔她落户的村庄。还没到家，她就开始狂呼。小B正在大田里砍高梁，她扔下镰刀如同扔下枷锁，鸟儿一样轻盈地飞向小A。小A脸色绯红，无比自豪又无比兴奋地捧出她的保温瓶，掀开盖子，那里面是一块早已溶化了的上海出产的光明牌冰砖。
我们谁也不认识小A，也不认识小B，但我们说了又说，乐此不疲，就是为了吃冰砖也要回上海啊！城市的诱惑就是这么甜，这么柔，这么融入骨髓。和农民一起使着一个葫芦瓢狂饮井水的时候，我的心常常会很迷茫。我想如果我和他们一样生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井水里加一点点糖精便是世上最可口的饮料了；认为吃蒸馍蘸糖再加上吃用油炒过的菜就是共产主义了。而且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就应该变得和他们一样。可我做不到。心理的差异是如此的壁垒分明。
这里的农民却是骄傲的。他们骄傲地坐在没有窗子的黄泥土屋里，缅怀自己的祖先。他们的祖先甚至没有这样的房子住——他只是一个放牛娃，夜晚睡在野地里。但这个放牛娃以后推翻了一个朝代，自己当了皇帝。他的名字叫朱元璋，安徽凤阳人。
我在凤阳插队落户六年。在六年中，我无数次目送日出日落，无数次注视那连绵起伏的丘陵大地。只觉得那黄绿色的浪头是凝固不变的。它们消融在天际的时候，就宛若消融在历史的尽头。而那样的无言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历史和生活的喧嚣啊！人类，从游猎到农耕，再到商业社会，每一次改变都曾是尸横遍野的酷烈。具有如此悠久历史可以追溯的中国，最值得炫耀也最漫长的就是农业社会。从夏商周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再到我们“从此站起来了，”上下五千年朝代的更替几乎都是由农民来完成的，就像四季的改变由阳光来决定那样不容置疑。
我并非天才，但我从未停止过思考。我的《呜咽的澜沧江》、《女巫》等长篇小说就是我自己思考的果实。
记得有一次我打开电视，看见华东师大的一位女学生对着镜头说：“我不喜欢追随主流媒体，我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思考的行列。”
我报以会心的微笑。当我处于像这位女大学生那样如花的年华时，思考是被禁止的。思想者的声音没有发出就被扼住了喉咙。但依然有人用血泪和生命筑起一条思想的路基。这就是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中所写到的那些比这位女大学生更为年轻的年轻人。他们曾为追求理想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今天我站在这样的路基上注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但我仍不愿随波逐流，因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块垒。
我始终觉得作品应该反映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前途，甚至是人类的命运和前途。过去我曾尽自己的努力这么做了，今后还要这么做。上海淮海路百盛购物中心那种纸醉金迷的氛围，是我感到熟悉并亲切的。但我不会沉溺其中。我相信能够一掷千金前来消费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城市繁荣的外表不能掩盖我们的沉重的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忽视和无能力解决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就不可能前进，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这可是那些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捞足了资本的人以及只懂得标榜时髦和前卫的哲学家和评论家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这就是我至今仍在写作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命运的作品的原由。
（写于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