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写《今日出门昨夜归》
仰望星空，是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最心醉神往的事。可是当我们头顶上那一片群星闪烁的无垠夜空已被城市的危楼和灯光割碎之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星空情结”是否已经湮灭？
很多年前，我们的物理学之父、伟大的爱因斯坦曾一再感叹，说自己“比较晚熟”。他对于许许多多只有儿童才愿追问的问题，在长大以后依然孜孜不倦地追询着、探索着，并一个一个给予解释。于是他告诉了我们许多闻所未闻的关于时空弯曲的秘密，关于光和光速的秘密，关于粒子之间的力的秘密……而在当今被称作“当代爱因斯坦”的霍金教授，虽然因为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而终身缠绵于病榻，甚至连说话也不得不依靠语音合成器，可是他那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却闪耀着无穷的智慧，像夜空中最迷人的星星那样，照亮了时间的历史，穿透了黑洞的奥秘，甚至洞穿了那从“无”中生有的宇宙急遽暴涨的瞬间……
如果在我已逝的中学时代，能像今天这样迷恋霍金的蓝眼睛，就不会在物理课上偷偷看小说了。逝去的时光不再回返。我终于懂得，仅有文学的阅读是跛脚的，耽于幻想也是不够的。生活，有时会像一个多棱的水晶体，闪出令人眩目的灿烂光彩。
某天，我从电视节目里见到他——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不收费，所有的学生都是交不起学费的苦孩子。他认识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曾在他的脚下爬来爬去，捡他丢弃的可乐瓶子。他拉起其中的一个问，你们在干什么？孩子说我们要卖掉瓶子交学费。他年轻气盛，当时又腰缠万贯，哈哈一笑道，几个破瓶子能卖多少钱，你的学费我包了。一言既出，那么多孩子涌过来，涌过来……叔叔，叔叔，还有我，还有我！他心里难受，就买来苹果，分给他们，一人一个。他看着他们吃。他们吃完了，眼巴巴望着他，还想再吃。这时他看见，留在每一个孩子手心里的，是一根细细的苹果梗。他们不知道吃苹果要吐核，他们把核也吞下去了。他流泪了。他决定办一所学校，为了这些以前从来没吃过苹果的孩子们。他曾经是一名医生，后来是成功的商人。他有钱，能够做到。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他就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慈善家。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洪水冲毁了他所经营的游乐场。没有了经济来源，学校很难再办下去；如果只为自己，他可以重操旧业去行医。但那些孩子怎么办？他为了他们苦苦撑着。终于有一天撑不下去了。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这位昔日的医生知道自己身上惟一值钱的就是他的肾脏了。于是他卖掉了他的一只肾，为那些曾经素不相识的穷孩子们割舍了自己的血肉器官……
如今仰望星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永恒可言。太阳会在40多亿年后烧成灰烬，宇宙若不因无限膨胀而变成一片虚空，也会像耗尽能量的恒星那样塌缩成黑洞。然而当我们仰望着钻石般闪亮的星星遍布于天鹅绒一样暗篮的天宇之上，那种循环不已的璀璨光芒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时，分明又有一种永恒的力量从我们的心底涌动出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善心、良知和生生不息的爱……即使有一天我们的身躯变得不再重要，即使我们制造的全能智慧型机器人已经翱翔到了茫茫宇宙的尽头，那时，它们可承载的，也应是博大无私的爱。如此，人类的声音才有资格加入宇宙天籁的合唱。而我们这位民办学校校长，无疑是这合唱中最华彩的音符。
旋律在我的心中回旋，但我发不出声音。那种大爱的精神，已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似乎无论怎样的歌词都难以相配。
我甚至不敢走近他，因为最好的小说，其意义是形而上的。
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是最难驾驭、也是最能承载思想、生活和历史重负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不是那种只有足够的字数并无深刻思想内涵的所谓长篇。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需要有思想，但仅有思想，或者说单一的思想是不够的；需要有情节，这情节要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起一个尊严而优雅的生命；但光有骨骼也不够，仅有骨骼的人是一具骷髅；因此，长篇小说还需要独特的生活层面，需要个性化的文学语言，需要激情，需要诗意，需要丰沛的知识信息含量，需要充盈的艺术想象力……然而仅仅有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是不够的。以一个作家有限的才能，也许把每一项发挥到极致是一种奢望。但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无疑会举重若轻地“包罗万象”。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对一个作家心智、体力、道德情操、知识修养和想象力的全面挑战。曹雪芹“十年心酸泪”也只写了半部“红楼”，而仅此半部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以一个清洁工人从一个手工作坊里遗弃的尘土中淘出金沙，并最终铸成一朵金蔷薇的过程来比喻长篇小说的创作，我以为是很精辟的。一部有价值的小说要做到的不是简单地追随“时尚”，而是引领“时尚”，要开风气之先，要创道德之最，还要把真正美丽的生活内核挖掘出来高高举起，告诉大家：这是一朵“金蔷薇”，它现在很美，将来也会很美，它能经受时间的淘洗，永远是美丽的。
于是，我就试图寻找蓝图，一份打造金蔷薇的蓝图。
我终于找到了。我以科学的理念来构筑小说，让幻想在理性的制约（是制约也是翅膀）下进行，同时又以文学的想像来张扬科学的理念。让文学与科学，或者说科学与小说联姻。
有朋友听了我的构思，希望我写成中国式的《哈利·波特》，对此我只好遗憾地说不，我宁可做一个默默的拓荒者，也不想当一个成功的追随者。我写的不是魔幻，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但我把科幻和魔幻的气息吹进了我的作品。我给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名字——《今日出门昨夜归》，听起来很科幻，其实我只是行走在现实主义的边缘，开垦了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处女地。
（写于2005年）
9 我写《魂之歌》
——兼谈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一
我们为什么要搞文学创作、或者说写小说？唐朝的文学家韩愈在他的《送孟东野序》中说是：“物不平则鸣”。韩愈所说的“不平”，显然不仅如词典中所指的胸有激愤和怨气，心里不平衡；而是还指人心中有不平静的感情波澜，亦即现今所谓的“激情”要“鸣”出来。可见，写作不是为了出名，为了“应召”，也不是为了赚钱；写作是为了抒发作者心中的块垒，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诉求。因此，写作首先是有感而发。无感而作的东西是无病呻吟，是没有价值和生命力的。
《魂之歌》这部长篇，我是将它作为我的第三部知青小说来写的。为什么我对知青生活这个题材情有独钟？这个问题我曾在《解放日报》2012年12月7日的“周末访谈”中作过回答：“这部作品是我的知青小说的收官之作。前两部是《生活的路》和 《呜咽的澜沧江》。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我写《生活的路》时只是想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及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简言之，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新的思想感悟和激情要倾诉。
当然，有了写某个题材、某种内容的激情，还得有生活。就像造一栋楼，立了项，还要有设计图纸、建筑材料；以后还得经过作者的艺术劳动将它建设完成。那么，这部小说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呢？记得鲁迅先生曾经作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写小说就是将姓张的头，姓李的身子，生活中各种人物的形象拼接起来的。
大约在三十年前，我在自己的生活基地采访到了一件震撼我心灵的事：某国家科研单位里的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世界上激光技术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时，竟提出了光的X波段激光的设想。X波段是光波的最短波段，从而能量也最高。而激光又能将该波段的光能极大地激发放大。因此，这个设想如能实现，则是光学领域里一场巨大的革命，它能应用于小到纳米分子技术、细胞切割，大到太空战的光武器等领域。当时尚在文革中，他的研究课题被人当作天方夜谭，人被当作疯子。然而他以陈景润式的执着，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进去。经历了数年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和屈辱，他终于取得了初步成功——在实验室以多路激光集束照射，在光谱仪上观察到了粒子反转，从而证实了X光激光现象。可他的成果先是无人承认，后来又被人剽窃。他不得已将论文投到了国外的科学杂志，却被当作出卖科学情报被审查。这位年轻科学家内外交困，在抑郁中患肝癌离世了。而美国人得此信息却大受启发，立即启动该项目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收获。不久，美国总统里根就以此技术为基础，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件事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我想写一篇报告文学，也拟好了提纲，题目是“X光激光和人生道路上的X”。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联系许多媒体刊物，无人肯发。这段生活就一直搁在我心中。
以后，我数次去云南边境采访，搜集到不少材料，积累了许多新鲜的生活。比如我去云南瑞丽地区采访，就在中缅边境内外遇到了一批文革中赴云南插队的知青。他们有的已在当地傣族村寨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变成了地道的“少数民族”；有的出国在缅甸开矿做起了翡翠生意。他们向我介绍了许许多多当地的民俗、民间传说以及边境的地域特色。还有一位已在当地站住了脚跟的云南腾冲本地知青，他当年曾与一大批热血知青奔赴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担任过人民军某部的参谋长，亲历了那些流血的战斗岁月；后来他又在那里做过玉石生意、办过工厂；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在瑞丽经营农场，种青枣……他不仅热情周到地招待我们一行，还将当地的宣传部长——一位年轻的傣族姑娘介绍给我，让我在她的协助下大大增加了采访的容量。而最大的收获，是这位人民军参谋长自己的经历——我整整听他讲了三天三晚，不但做了记录，还录了音。至今我与这位姓刘的大哥（大家都称他刘大哥）还有联系。现在小说中的一些缅共游击队的生活，还有玉石方面的知识，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中，至今未能释然。那是又一次去云南的旅程，在从昆明飞保山的飞机上，认识了一位上海某木材厂的厂长。他是去老挝采购木材的，因为听说我是搞写作的，就向我动情地讲了始终令他揪心的一件事。
原来他已数次去过老挝，走过那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是当年出于“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我国给越南抗美战争输送军需物资的山间丛林通道。那时我们许多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肩背人扛，靠自己的两条腿穿山谷越丛林，将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千里跋涉运到越南南方。但这条人力运输线却遭受着美国人包括武装直升机、导弹、化学武器在内的现代化武器的致命攻击，无数年轻的生命默默地倒在了“小道”两旁的山谷丛林里。他们牺牲后被就地掩埋，如果时间允许，同伴们会在烈士遗体的掩埋处插上一块用竹片或木片做的小牌子，写上战士的名字和牺牲日期，而更多的则连这样的“幸运”也没有。几十年后，这位木材厂厂长在小道两旁见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牌子——我们的国际主义英雄战士的纪念碑，如树叶般数不清。
厂长那时约五十多岁，家里有妻室儿女，日子过得很美满；然而推己及人，他对我说：“那些孩子长眠在如此荒凉的异国丛林里，就这样被时代默默地遗忘了，实在于心不忍啊！”
他抄了一些战士的名字，拿给我看；还写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呼吁信，要求由国家出面去给那些尚可以辨认的烈士遗骨迁回国内安葬，并设法通知其家人。他问我这样做是否妥当？我说让为国家的派遣而牺牲在国外的战士魂归故里，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这么做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反对。你的建议很好，没什么不妥。我还问他，你是厂长，是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如是，则在开会时可将此信作为提案提出。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只问我是否愿意一起签名？我含着泪对信的内容作了些文字修改，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寄出的信没有指望得到答复，但这些年轻战士的英魂时时在撞击我的心。我想，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的青年，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遭受了同样的时代命运，只是我和一些知青下乡插队了，他们去当了兵；或者他们可能也是插过队然后再去当兵的；而我们历尽劫波生命尚存，他们却长眠在异国他乡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知青啊！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命运，究竟是被一只怎样的巨手操弄？它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怎样的痕迹？
我还去过一次怒江峡谷。那儿的风光奇丽秀美堪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茶马古道的重镇丙中洛，我见证了当地藏族青年小余和一位温州姑娘的传奇式婚姻。他们的爱情故事甜美浪漫，却又在现实、理想和民族习惯的碰撞中波澜起伏，向我展示了又一代华夏青年人的人生命运，以及关于民族融合的诸多思索。而更加震撼我心灵的是，那个高山峡谷间多民族聚居地的多元宗教信仰。正是这些信仰使他们能够长期和谐相处，民族繁衍至今。在进入通往西藏的怒江要道秋那桶村时，我遇见一位九十八岁的老太太安祥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我上去问候她，问她老伴可还在？老太太显然耳聪目明，她望着我摇摇头，微微一笑：“他像羊一样被人牵走了。”我大惊，这是什么意思啊？问了周围的人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生产队干部，1958年大跃进挖水渠，为了保护水源他反对开挖，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帽子，被绑走了，后来死在丽江劳改农场。那个时代到处都有冤假错案，这不奇怪。令我吃惊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老太太不恨不怒不争不斗，只让生活回归自然，让心灵回归安宁。为什么？因为她说她有信仰——她信奉基督教。
中华民族的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跋涉前行；但是有人就会有思想，就会寻找生存的方向，就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撑他的生存空间。每代人的命运遭际大不一样，但他们就像河流山川一样是有源头和流向的。让这些从不同高度和方向流出来的山川河流汇集起来，组成一条两岸有绮丽风景和世俗人情的有声有色的大河，让后来的旅游者能够在河上欣赏和休憩，也可以在它流经的地域作些考古和探寻。也许，这就是作家的责任。
于是我将那位青年科学家的故事，将刘大哥自己的故事和他讲给我听的其他故事，将我这二十多年来在云南边境采访到的许许多多故事和风土人情，以及时代前进、社会变迁给我带来的矛盾、思考和感悟，统统汇集起来，组成了我自以为比较宏伟可观的一条河流——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魂之歌》。
二
上面谈了我这部小说的写作因由和作品素材、生活的来源。下面，我想就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说说自己的看法。
生活是作品的原材料，这自不待言。但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所用的“生活”，并不只限于作家个人的直接体验。作家使用这些生活素材，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来源于间接：或听别人讲述采访所得；或读书看报查资料所获，等等。这个道理，我想每个文学创作者和论者都是明白的。否则，试想如果写的是历史题材，难道作者还要乘时光机来个历史“穿越”，回到古代去亲自体验生活不成？
但也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记得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出版以后，在西南省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说我根本没在云南下过乡，当过知青，怎么能写云南知青生活的小说？我一向珍视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要觉得有一丁点价值，都会感恩不尽，都会根据意见对自己的作品斟酌修改。然而此文没有任何具体的批评，只是隔空放炮围绕着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抓住我不曾去云南插队落户过，就断言我的小说在胡编乱造。我不认识这位论者，与这家刊物也从无联系，估计他也是从认识我的人中知道了一些大致情况就匆匆下此结论的吧！
说到这里，我愿意就《呜咽的澜沧江》再谈一些情况。这部作品完成于1988年，1989年在《小说界 》长篇小说专刊发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马上出书，直到1995年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在此期间，加拿大的一家女性文学杂志全文作了刊载，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也从《小说界》上读到作品，与我签订了出书协议。但他们对出版这部书稿很慎重，据说特地请了台湾了解云南情况的原“康藏委员会”的一些老人审读稿子，看作品中所描写的当地风情景物有否差错。审读结果，只对两种植物的名称存疑——“望天树”和“鸡蛋花”。出版社向我质疑，说他们查了台湾出版的有关地理书和《云南植物志》，无法查到它们。我回复他们：“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作物所就有；而“鸡蛋花”则是那里路边、山坡上的一种野草花，是傣族人自己起的土名，恐怕未收进植物志。我说这些，只是要说明我对写作中所用的生活素材都是认真对待的；一石一草、一花一木，我都会询问查阅比较核实，决不敢脱离生活实际信马由缰地胡编乱造。
也正是由于台湾这家出版社对作品的审慎认真，使我结识了敬仰已久的我国文化思想界的前辈胡秋原先生。当时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审读。他说他被作品里描写的知青生活深深震动了。他主动写信给我，还为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年轻一代的拳拳关爱之情。也从此，我与先生成了忘年交。
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时，见到一篇文章评论儿童文学前辈陈伯吹先生的作品。这篇文章称陈伯吹先生为“儿童作家”。我当时见了十分讶异。现在想来这位作者大约也犯了我上面所讲的那位论者同样的错误，认为文学创作能用的生活素材，只能是作者自己亲自生活其中的；除此之外的生活都不能进入他的作品，所以认为儿童文学就一定是儿童写的。而这位写了许多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也一定是个儿童了。
不过那个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极“左”的文艺思潮里产生什么样的怪论都不奇怪。如果时至今日还认为作者写哪里，就必须是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否则就一定要受到批判，就有点荒诞了。
其实，生活虽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基础，是作品的原材料，但也并不是有了生活就一定能创作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试想，自从人类组成社会以后，每个人都在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工作着、奋斗着；除非你像“白毛女”一样一个人躲进空无人烟的大森林——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有生活，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吗？
当然不是。文学是形而上的果实，是思想的结晶，是文化，是艺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作家要“熟悉生活，体验生活”。这就是说，作家有了生活，还需要对生活进行“体验”，进行自己的分析和体味思考，将它上升到思想的理性的高度；与此同时，还需要创作者引进符合时代和人类进步潮流的合理而丰富的想象（包括理想），文学作品没有充满思想活力和艺术追求的丰富的想象，只是录像式地复述生活，那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也只能算是一本故事大王。
苏联著名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作过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大致说：好像天上朝朝暮暮积聚着云，那云越积越厚，突然间积聚的乌云中电闪雷鸣，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这雨水汇成的大小河流，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
如是，那天上逐渐聚集起的云层，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而作家对生活的理性思考（这思考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和想象，则是闪电和雷声了。我们通常把这闪电和雷声叫作“灵感”。这是一部作品的灵魂。
从我自己的三部知青小说来看，如果说，第一部《生活的路》的灵感是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境地（我开始写《生活的路》时，文革还没结束）里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说一些真话，为他们发出一声微弱的呐喊的话，那么，第二部《呜咽的澜沧江》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到嘉定时，女知青小邓在我的心中所引爆的隆隆雷声。
小邓最初来找我的目的就是与我说话，说她的家，她的母亲，她的舅舅，她的经历，她对理想的追寻和希冀，她的失败和悲痛，她在云南亲历的一幕幕惨剧……我与小邓用煤油炉一起烧饭吃，晚上挤在几块木板搭的床上睡觉。她对我的讲述连续了数月之久。有一次她知道我没有煤油不能生火做饭了（那时买煤油凭卡），想用自己家里的卡帮我把煤油买来，但一时找不到容器，竟在一只坏掉的篮球上挖个洞，为我买好煤油装满了拎过来。我捧着这满满的一篮球煤油又是感动又是钦佩，直呼她聪明。小邓确实思想聪慧**，又有坚忍的意志和能言善辩的表达能力。只因岁月让她受了太多的苦，曾一度双腿瘫痪，虽然后来站了起来，但终难战胜严酷的命运。而她和那些兵团同伴的故事，既带有传奇色彩，又充溢着那代人对理想的追问反思和天真的探求。我们交往了大约半年左右，她向我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要我把她与命运的搏斗，她的思考与追求，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告诉世人。因为她读过我写的第一部知青小说，她认为我应该而且必须完成她的嘱托。
就这样，我责无旁贷。在数次去了她的兵团所在地采访补充素材之后，我以她的经历为主线，完成了这部作品。恰与说我“胡编乱造”的那位西南论者相反，许多论者，包括胡秋原先生在内，都以为我写这部作品，是因自己丰厚的生活经历、刻骨铭心的感情积淀所致，甚至批评我激情太过奔涌、忧思太过喷发而不够克制了。对此我从未辩解过。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作品得到重视已经是最好的褒奖了。
而现在的第三部《魂之歌》，情形则有些反过来。我已经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但需慢慢等待那“闪电”和“雷声”。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着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似乎已遇到了瓶颈；我们的社会喧嚣浮躁之气在不断上升；贫富不均，公正与法制遭践，群众的情绪在积累和散发。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如何消解矛盾使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学者和论者都会轻描淡写地拿出一句话来搪塞：这是体制问题。似乎这句话一拿出来，问题就被挡住，再也无需认真思考和解决了。我忽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沪郊农村采访，看到村子里的农民对自家屋后的粪缸都十分重视，安放的方位、连缸下面填的石块都有讲究。后来搞卫生村，要将粪缸集中搬迁，那可是件十分麻烦的事，开始几乎都反对，后来一定要搬，于是家家先要看风水，看岳神方位；但粪缸搬了，有的人家缸下的石头还留在原地不敢动。因为据说那石头一动可能就会不小心“动了刹”，要倒大霉出人命的。我傻想，我们的改革目前面临的这道障碍，难道就似那块粪缸下面的石头，知道应该搬走它，但又谁也不敢动它？然而改革开放毕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认识了世界和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追求人类先进文化的口号何其响亮！那么，先进文化一定不会阻止人的自由思想；让人们比较、思考一下体制问题，或者说探索一下关于人类的理想和信仰问题，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体现和标志。于是，突然间，我脑子里的闪电亮了。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位青年科学家的事迹遭际，以及当年抱着革命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年轻知青和战士们，他们不也是在为理想、信仰而战斗的么？那么，他们的理想、信仰，和我们现在的现实，和眼前的金钱崇拜协调吗？和当今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一致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矛盾与差距？他们的奋斗和命运，有价值吗？围绕这些问题的雷声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了一场大雨，流淌成了我的河流。
综上所述，我以为，文学创作是需要生活的。但它必须以生活为原材料进行再创造。作家不能把“生活”统统照搬进文学作品，要对“生活”进行取舍选择，要进行分析思考，要进行集中提炼，要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要将它提升到思想人性灵魂的层面。而创作者的真功夫，就在这再创造的过程里。
(写于201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