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生活的路》后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不平常的时代。在这个宏伟的历史画页中，有血与火的斗争，有人民群众的奋起，有魑魅魍魉的横行，有辛酸悲愤的眼泪……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时期进入了青年时代。六六年我在学校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掀起的风暴，随后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从此，我从繁华似锦的大城市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在离山村十几里地以外，有一个小站。这个小站快车不停，慢车也只停几分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倾听着火车强劲的轰鸣，觉得自己依然在感触着时代的脉搏——在这里，我真正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
如果说，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洋的话，那么，任何个人便是这大海里的一只小舟。这只小舟在大海里的航迹，则是他的生活道路。在社会生活的茫茫大海里，有白浪滔天的风暴，也有碧蓝平静的海湾；有顺流也有逆流；有岛屿也有冰层和暗礁。我和我的年轻的同志和朋友们，就是在这样的大海里搏斗和前进。我们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我们社会制度中的优越的和好的东西，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的和美的成分，享受着人生的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但与此同时，由于“四害”的肆虐和作祟，我们也经历了只有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才有的思想上的混乱，精神上的痛苦和事业上的贻误；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丑恶的灵魂，卑鄙的伎俩和饕餮的鬼蜮。驾着理想的小舟在大海里航行，我们受到了时代浪花的冲刷和考验，有的不怕风浪的冲击，敢于昂奋起船头，逆流而上，过了一段，潮流急转直下，他就能欢快地前进，成了有用的人材；有的想顺流而行，结果，一拐弯，又遇到了逆流和暗礁，遭到了灭顶之灾……也是在这样的生活道路上，我们开始学会了爱与恨。我们爱伟大的祖国，爱伟大的人民，爱山乡劳动农民的淳厚与朴实；我们恨吸人血汗的恶鬼，恨他们剥夺了我们青年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恨他们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与创伤。在偏僻的小山沟里，我们认识到了改造我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使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的艰巨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曲折。
漫长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感受和体会到了这一切，也使我产生了记录和抒发这一切的要求和愿望。于是，我就在那艰苦的劳动之余，在担土和推小车的间歇里，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静夜中，在知青集体宿舍铺着高粱秸的床铺上，开始写我和我年轻的朋友们在生活的大海里的航海日志。然而，在那阴霾满天的日子里，写作和保存这样一些真实的生活记录，是充满着危险的。我常常拿着写好的稿纸，在屋里东瞅西瞧，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隐藏的地方，于是只好在睡觉的时候掖在枕头下，在外出的时候揣在衣袋里，而最后，在白色恐怖和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仍只好在烧锅的时候把它们统统塞进了炉膛。然而，在云收雨霁以后，稿子中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声音笑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去进行探索；甚至那一张张狰狞的脸谱，也在激发我的义愤，激起我战斗的勇气。因此，不把它们再现出来，我的心一时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我又拿起笔，匆匆地把烧毁了的那些东西重新写了出来，这就是上面这部不成熟的作品。
由于我还是一个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青年，对生活的感受和观察还十分浮浅，对社会的了解也很不全面，我插队生活的地方，只是伟大祖国辽阔的地理上的一个小点，我反映的东西，也许只是坐井观天，因此我的习作不可能也不企图概括什么，我只是希望把它当做一支未加修剪的朴实无华的青竹，带着根植于它的泥土的芳香和凝聚着斗争中产生的痛苦与欢乐的露珠，献给和我一起在农村共过命运的年轻的朋友，献给在生活的道路上给了我亲切的教诲和辛勤的培养的长辈，献给在人生的道路上给了我同情和温暖的善良的农民。我愿和我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振奋起来，把自己的命运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们的生活和理想充实起来，为我国已经迟开的列车能赶上时代的时刻表而奋斗。
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我的这部幼稚粗糙的作品能够问世，我要衷心地感谢在我的创作过程中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的许多同志，衷心地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
（写于1979年2月）
11 《蛇枕头花》后记
时代的潮流把我卷进了文学的漩涡，我只是这个漩涡中的一颗小小的泡沫。我无力推波助澜，也不想随波 逐浪；我只能在漩涡中身不由己地沉浮。然而，一滴水，一颗泡沫，虽不能反映出整个大千世界，却至少也能映照出大千世界中的一些真面貌。当然，这个“真”，仅仅只是从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泡沫上映射出来的，然而，我决不作假！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它是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它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描写，反映出人类社会中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记得古代文学家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披萝带苈，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我没有李贺的才，却常被屈原的痴情真意所感动；因此，明知自己只是那“秋萤之火，野马之尘”，也不自量力地写起小说来了。
收在本集中的10篇东西，是我从1979年到1983年间的全部成人短篇，虽然稚嫩可笑，但也从中可见我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痕迹。
有道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也竭力想使自己的作品在语言上朝清新、细腻、抒情、优美的方向努力，反映出我们江南水乡的风情味；但是这仅仅是目标，而现在则刚刚起步……
衷心地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鼓励，使这几篇习作得以同读者见面；更殷切地期望读者，能给予批评和指点。
（写于1983年）
12 《苦楝树》后记
苦楝树，这是江南农村最常见、最普通的树。无论在河边，在路旁，甚至在灌木丛生的坟地里，都有它黑黝黝的树身和枝丫挺立着；平展展的树冠，整齐地朝着蓝天；初夏时节，那满树紫色的小花，虽然没有桃李那么艳丽，玉兰那么馨香，但它照样能使蜜蜂流连忘返；而秋末初冬时节，当别的树木都已木叶凋零的时候，它却以一树金豆子般的果实，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力。然而，它的命却很苦。它既不被人们移到苗圃中去培育繁殖，也没像梧桐、松柏那样受到人们的赞颂；它默默无闻地生活在“驿外断桥边”，还要遭到牛羊的啃啮，樵夫的砍伐，虫豸的蛀咬。但不知为什么，我一到江南水乡农村，在那绚丽多姿的亚热带植物群中，我总是偏爱和同情“苦楝树”；我同情它的不幸遭遇，喜爱它坚强、刚毅、不屈不挠的性格。
记得有一次下乡去采访，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用镰刀砍河岸边野生的苦楝树苗，一棵又一棵。我看得十分气愤，忍不住就上去责问他：“你为什么要摧残这刚刚出生的幼苗呢？”他回头对我看了一眼，见我一脸认真的样子，反而宽容地笑了：“你是城里人吧？你不知道，苦楝树就是命苦，它从苗芽出土到长成材，三年内要经过三次夭折和砍伐，否则它会被虫子蛀空的。因此，这种树也叫‘苦命树’或者‘三镰树’。”我听了将信将疑，后来，又去问当地的老农，才证实了那小伙子的话不是虚妄。
由此，我更加注意这种命特别“苦”的树木了；也由此，我得到了文学创作的启示和冲动。于是，我就慢慢敷衍成了上面这样一部作品。作品写成的时候，是1981年1月；写成后，满怀希望地寄了出去，但是月复一月，如石沉大海，它的命运同苦楝树一样“苦”，也同样遭到了虫豸的蛀蚀……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的支持，使这棵苦楝树苗终于长成了树！现在，我拿它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它那小小的紫色花朵，也能为在百花丛中采蜜的蜂儿，提供哪怕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甜蜜，那样，我也就心安了。
（写于1984年）
13 《生命的酒杯》自序
我一向喜欢竹子。我欣赏竹子的坚定性格。清朝画家郑板桥有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也赞美竹子的朴实和顽强。我曾在自己的自传中说：“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实。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可以说，竹子是我人生的风雨路标和偶像。因此，我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竹林。
本集所选的这几组散文，遵照出版社的编辑诉求，是献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它的内容，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我似一株普通的竹子那样的成长历程——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的生活和事业，我的艰难与欢乐，我的所感、所思、所悟……可以说，这些文字，全都应和着我真实的心声。
我与大家谈这些，并不是展览和标榜自己——在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的失败和失落远比成功和收获多得多。我只是希望，有缘能读到这本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从我的曲折和悲欢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启迪和感悟，汲取一些在生活中前进的信心和力量，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我相信，这也是出版社和编辑的初衷。
（写于2010年5月15日）
14 竹林长篇小说文集前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至今（2013年），我写了十一部长篇；当然期间也写过一批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以及散文、随笔和诗歌等，但我的主要精力，始终放在长篇创作上。
回首三十多载的长篇写作历程，有一点觉得是可以自我安慰的。这就是我的这些作品，自认没有一部是浮躁和粗制滥造的。虽然站在当今的高度去审视，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还存在着不少时代的局限；然而，每部作品在主观的自我认知和艺术追求上，我都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积数十年的体会，我以为写一部长篇小说，有四个要素是不能或缺的：这就是思想、故事、人物和语言。思想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故事是作品的骨骼和基础；人物是作品的生命和活力；语言则是作品的血肉神采。忽视思想追求和灵魂拷问，只津津乐道于一地鸡毛也能成为长篇，但其意义和价值自有高下之分。故事和人物是相辅相成的。故事的铺展源于人物的活动；人物的形象从故事的进展中凸现。但它们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人物形象的站立不能仅靠粗线条的故事，它还需要丰富的细节和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人学，仅有好看的故事而缺乏生动的有典型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的作品，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被称为小说的。而语言的色彩（文采）则是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能想象白开水似的平庸粗疏的文字能编织出一部精美的长篇小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一味平淡的叙述语言也能完成一部小说，但与准确鲜明生动的描述语言相比，其文学味道和艺术功力是有差别的。
认识到这四条并不等于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在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总是竭尽所能，用以上四条来鞭策、衡量和激励自己的。当然，其实际效果如何，要有待于读者、批评家和历史的检验了。
最后还要补充说一下的是，我已经出版的这些作品中（包括纸质书和由出版社发表在网络上的文字），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差错；虽然自己的原稿拿出去以前都认真校核过，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也付出了努力和劳动，但校排中仍难免出现错讹，有些地方甚至还错得很离谱。但书既出版，木已成舟，作者与出版社都已无能为力；有的被我发现后，请出版社重版时务必改正，常常也劳而无功；虽然文责作者自负，作者却鞭长莫及，只能徒叹奈何。这次上海作协华语文学网为我编这套文集时，我终于有机会能将这些错讹一一改正过来。这是我特别要向作协和华语文学网致敬和感谢的。同时我也在此作一声明，以后读者和方家对我的这些作品进行批评研究的话，请以本文集为准。
（2013年5月29日于嘉定）
15 《今日出门昨夜归》再版后记
小说是人类文化中思维的艺术。人类的思维十分神奇，一些人文学者称它为宇宙中除了四维时空之外的“第五维”。它是独立于任何个体的客观存在，能在宇宙中自由地翱翔，就像时空一样不受任何控制。
这部小说，其内容背景与龙游石窟之间的许多耦合与相似之处，也正是体现了“第五维”——作者的想象思维的神奇。
本书初版于2004年，十年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新版增补进了初版时按出版社要求删节的数章内容，订正了一些编校的错误，并对内容作了一些补正。
（ 2014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