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走出去，站在走廊里的楼梯口。我想如果马局长回来的话，一定会从楼梯下面走上来，走进他的办公室的。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又冷又饿，可是想象中的马局长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转脸一看，我发现是少儿社行政科里的小彭。小彭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就把找马局长的过程告诉了他。他一听哈哈大笑，伸手朝办公室里指了指：“喏，那个坐在那里，眼睛正朝你望着的，就是马局长！”
我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早把要说的话写好了，要不面对这样的局长，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马局长接过我双手呈上的那页稿纸，看了看就打量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一时不解其中味，赶紧将自己的年龄如实报上。他说：“年纪轻轻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真不简单哪！”
我还在那里发木，只见他转过脸去对他的女秘书说：“喂，小李，你也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看看呀！”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嘲讽与轻蔑，也终于认识了马局长。我放弃了请他主持公道的念头，转身走了。
紧接着，少儿社的影响力也到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少儿编辑室的某位头头首先发难，而且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生活的路》是反对下乡上山运动的大毒草！”尽管他实际上根本没看过这部书稿，但他自己有一部书稿正在由上海少儿社出呀。
一部书稿的问题既然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然它的出版程序就被搁了下来，而且也等于宣判了死刑。记得当时孟伟哉告诉我，为了争取出书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脾气也发过了，乌纱帽也掼过了，结果怎么样就要看上面了。”
所谓“上面”指的大约是该社的社级领导了。我很想写封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但是据我所知，上少社已经给国内许多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社发了信函，说我这个人政治品质有问题，不能发表出版我的书。这其中有盖着单位公章的，也有受指使以私人名义的。我想他们往那些不相干的部门都发了信，怎么会放弃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况且韦君宜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她来说，盖着图章的公函肯定要比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作者的申诉可信得多。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冷了半截，写信的念头放下了。日子一天天捱过，在上海阴湿的严冬我万念俱灰。忽一日收到来自北京的信，拆信的时候我手直发抖：没有去信怎么会有回信？莫不是正式通知我退稿？但是，就像风能吹落绿叶也能吹绽花苞一样，貌似退稿签的油印字体向我传达了截然不同的讯息——通知我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温暖如春的会议大厅内，我第一次见到了韦君宜。她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短发齐耳，五官轮廓分明，一身蓝布衣裤朴素大方，一口京腔干脆利落，很有几分飒爽英姿。
我还把敬仰的目光投向自童年时代起就崇拜的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坐在主席台中央，跟神奕奕的韦君宜不同，他显得衰老、温和、慈祥。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我听起来格外亲切。突然我听见他提到了我的小说。他说：“最近，我看了《娟娟啊娟娟……》的提纲（当时《生活的路》曾按出版社编辑部的要求改名《娟娟啊娟娟……》）。这部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是会很感人的，我祝她早日问世。”（注）
巨大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有些晕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听见茅盾先生在呼唤我的名字。他叫我上台去，说想要跟我见见面，说几句话。我更晕了。我想我在这样一位大文学家面前能说什么话？我的手往哪儿放？我的眼睛往哪儿看？我惊慌失措，低着头不敢动一动。主持会议的严文井社长一再催促，可越催我把头压得越低。在这样的尴尬中，幸亏冯骥才昂首阔步走上台去，代表与会作者向茅盾先生致意，也为我解了围。
散会后进餐厅吃饭，韦君宜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你怎么搞的？叫你上台你为什么不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跟韦君宜讲话——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跟我讲话，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打招呼，她就走来问我了。那责备的口气不言而喻，要说“兴师问罪”也不为过。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我……我只是害怕，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怕的，”她摇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就是一时想不起说什么，也该上去向茅盾同志问个好，这是礼貌嘛。”
她字字干脆，全不顾我的窘态。我懊丧得又抬不起头来了。她这才放缓了口气：“我是替你惋惜。惋惜你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也许你此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果然，一年多以后茅盾先生便溘然长逝。我在悲痛之余，不能不体会到当年貌似严厉的韦君宜对一个普通作者所寄予的深厚期望。
从北京开会回到上海，单位仍未放松对我的压力，他们宣称要“秋后算账”。
就在傻呼呼的我又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韦君宜支持我这部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1979年国庆节，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收到了寄自北京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生活的路》样书。这时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主任郭梅尼同志和当时正准备出国深造的温元凯先生特地约见了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
然而，此书究竟怎样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得以出版，我也是在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听了李曙光同志的一番话才有所了解。他说：“这部小说，文学出版社敢不敢出书，在当时是一个考验。韦君宜同志和我都拿不定主意。我们（由孟伟哉执笔）把提纲写好，交给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认真看了提纲。我和韦君宜还专门到茅盾先生家里向他作了汇报。那时茅盾先生也七十多岁了吧！可他还是精力充沛地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认真的分析。他的态度是鼓励作者把小说写出来（实际上那时稿子已经写好了）。这样我们才下了出版的决心。”
我的书出版之际，正好全国知青大返城了。书一印再印，印数达数十万册。每天我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向我表示支持，有的还在信中向我诉说自己在上山下乡中的种种苦难委屈和不幸。国内外许多媒体作了报导。国内率先报导的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由许锦根写的“正视生活的人”；国外率先报导的是发表在英文版《亚洲周刊》上的由Richard king写的“上海升起的一颗新星”。当时许锦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而king则是复旦大学的英国进修生。他们都不辞辛劳穿越市区前来采访我，令我感动。记得king在第二次采访我之后，交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要我过些时候再看。
我不明白既是给我的信，为什么不能马上看？但我仍尊重他的意愿。待他走后我拆开信封，这时我看见里面有一张10美元的钱和一张洁白的信笺。信笺上有一行用纯蓝墨水写的中文字：“竹林，知道你的曲折经历和遭遇。实在很不好意思，这一点点钱，请你吃一顿好一点的饭。”
透过迷茫的泪雾，我又看见了那顶红色的油纸伞仿佛从天而降。我把信和钱都收藏了起来。
再次见到king是一年以后了。他从美国飞来上海，告诉我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已通过，写的正是对《生活的路》的研究，而他译的《生活的路》的部分章节也将发表。我执意请他吃饭，但是没有提我在他留下的那个信封里看见了什么。我知道这是永远不能触及的话题——直到90年代初他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直到今年春天他从多伦多来到上海，带来刚刚在夏威夷出版社出版的他翻译的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们有过许多一起吃饭、交谈的机会，但一次也没有谈到过那封信。而他问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只是：“为什么自《生活的路》以后，很少再看到关于你的消息？你好像从文坛上消失了？”
最初听他这么问，我有点无言以对。当初书已出版，我的所谓“政治品质”问题也不攻自破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可以整人的武器还有很多。我求告无门，就给韦君宜写了一封长信。我这么做只是希望得到一份理解。没想到她在不久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为我作了一个专题发言，发出了支持和帮助青年作者的热切的呼吁。80年代初我不得已去了上海郊区嘉定农村生活和写作时，她又亲自前来看望我，并向在困境中给了我一块栖身之地的嘉定县二中的老校长张昌革先生鞠躬致谢。我觉得我的生命之杯因这么多的重恩而满溢，至于我个人是否从文坛上“消失”，又有什么重要呢？更何况，文艺界还有很多前辈，如茅盾、冰心、萧乾、秦兆阳、严文井、江流……以及许多相熟的和不相识的朋友在我面临艰难的时候都曾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都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放眼今日文艺园地，已是百花争妍的春天了。如果单从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而言，如果以当前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这部《生活的路》已经显得十分稚拙浅陋了；小说只是通过主人公娟娟，为当时受尽苦难、遭尽不幸的一代知青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说出了一些真话，反映了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和生活命运而已。至于小说中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却承载了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虚假成分。这是我每每忆及都觉汗颜的事。
十几年后我写的另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呜咽的澜沧江》，已经可以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回过头去分析和思考当年知青运动的社会历史渊源，理解知青们与命运抗争，以及对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觉醒与追求了。
那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重提上面这些往事呢？其实，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当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推波助澜、以整人为己任、以别人的失败与痛苦为乐的人算账。因为这些人也只是一些失却了自我的可怜者，尽管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会摇身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甚至捞到了权力，发了横财，但他们始终不会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提这些往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思考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这一于今已让人无法理解的非常时期，让那些仍在房龙笔下的无知山谷中的爬行者有所震动和觉醒。
总之，我想，我的《生活的路》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率先钻出冻土的一株小草。小草未必能长成参天的树，或开出美艳的花，但确确实实，小草沐浴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第一缕春风。而且让我感到特别有意义的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浪潮正是从安徽凤阳——我在《生活的路》里所描写的地方开始的。撰写此文之前我悄悄去了一次凤阳，因为当年我曾在那儿插队落户。原以为物是人非没有谁再会认出我了。不料刚踏上那片土地，在问路时就有人叫出了我的名字。一位近五十岁的中年人说：“你给我打过针。”还有人指着一片空地说：“当年你抢救一位喝农药自杀的妇女，床就摆在这儿。”热泪从我的眼眶溢出，我想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我尔后的创作生涯中，我永远要呼唤那一顶从风雨中消逝的红色油纸伞！因为经过大半辈子的写作与思考，我终于认识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存在于对善与美的渴望和实践、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之中，这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
（本文删节后发表于《文学报》1998年12月17日）
注：在校对此文时，为核实送交茅盾先生《生活的路》提纲事，我与孟伟哉先生通了一次电话。老孟说当时送交茅盾先生的提纲有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和中篇小说《冬》、《铺花的歧路》；其中《铺花的歧路》提纲是李景峰写的；《冬》的提纲是屠岸写的。因《生活的路》是长篇，构架较大、内容也厚重，而提纲的规定则与其他两部中篇一样，不能超过一千字。所以为写这个提纲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好在他自己是写小说出身的，短短一千字可能写得很有文采。李曙光社长从茅盾先生那儿回来以后兴奋地对他说，茅盾认为这部（即《生活的路》）最有希望——也许正因为老孟的这个提纲，才有了后来茅盾先生叫我上台去的事吧。
3 无怨无悔二十六年
蓦回首，已经二十六年过去了。记得那是1980年的秋天，我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乘长途汽车来到了沪郊一所农村中学。感谢这所中学的老校长接纳了我，为我在他学校图书室的书库里，安排了一张上下单人木床和一张小课桌。于是，两条床单挂在两排书架的两头，我就在充满书香和灰尘味的书库里有了一块写作和生活的小天地。一时，我的心里感到十分充实和满足。
当时我这么做，其实并不是有意识的要去深入生活或是赶时髦，而是出于无奈。虽然作为一个回城不久的知青，我第一个站出来写了一部反映我们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且得到了不少鼓励与赞许，但与此同时，也在自己所在单位招来了种种莫名的责难和压力，在城里实在是连一张可以写作的书桌都安不下了，因此便在参加完“文革”后全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以后，我选择了重返乡下，继续走创作的道路。
出了这所农村中学的书库，面对的就是一片小树林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河对岸是一望无际色彩丰盈的田野。学校里的老师、工友总是投来理解和善意的目光，同学们则是表现出热情和好奇心。没多久，我就同他们打成了一片，参加同学们的文学小组的活动，听他们讲故事，与他们座谈。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两部儿童长篇小说《夜明珠》和《晨露》，沉浸在少年儿童美好纯洁的心灵世界里，我很快乐。也没想到，这两部作品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竟被选入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正沉浸在乡村一隅的寂寞中写作时，有一天，我的恩师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她是从北京到上海，通过了许多关系，花了几天时间，才打听到我的地址，并由她的女婿陪着来看我的。当她从一辆老式的吉普车上走下来时，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而她的女婿向我解释说，老人本来坚持说要坐长途气车前来，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坐了这辆吉普车。要知道她的老伴杨述先生那时刚刚去世，处在悲痛中的老人家身体也很虚弱啊。
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当即提出要陪她到附近一座很著名的江南园林去散散心，可是她却说：“不，我可不是来逛公园的，我要看看你的住处。”
她看了我在书库里的那间宿舍兼书房，又去见校长和教导主任。校长搬来一把椅子请她坐。她却将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自己一步上前，毕恭毕敬地朝校长、教导主任深深鞠了一躬，一字一句地说：“我代表文艺界谢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们文艺界的有些同志，应该对此感到脸红。”
以后，为了继续开阔视野，多接触生活，我又离开该学校，到了县城。然而，我没有现今许多作家那样有“挂职深入生活”的幸运。那时我身上甚至连一张单位的介绍信也没有。好在我一向木讷、口拙的性格特点起到了逆反作用——接触到的人大都同情和信任我。一位县房管所的房管员慷慨地将一串新工房的钥匙交给了我。他让我在许多尚未分配出去的房间里打游击——先住进一间尚未分配的工房，待该房分出去后再搬进另一间未分的。虽然这些工房既无煤气，又常常停电，但我毕竟有了一个晚上可以栖身的地方。至于吃饭，我常常买好许多馒头，吃上几顿或几天；或者干脆到附近的工厂、工地、学校食堂去求人搭伙。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却因此和许多工人、农民、知青交上了朋友。因为大家都生活在最底层，无需互相戒备，彼此可以作心的交流。我的简陋住处，常常有一些老三届的知青来光顾。他们主动向我讲述了许多自己在插队或兵团里的遭遇和感受，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涕泪滂沱。我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就是这样写成的。
当然，我白天还常出去采访，到农村去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我参加农民的春种秋收，插秧移栽棉花；也去他们的河蚌育珠场、蘑菇房、鱼塘收集材料，听当时社队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侃经验、谈苦衷。我还跟随一支青年养蜂队出去放过蜜蜂。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去水产队采访，在捕鱼船上和鱼民青年们一起拉网，捕到了大鱼，高兴得失足落到了水里。人当然被救起来了，但鞋子却找不到了；然而，赤脚走回村子的感觉却特别好！而这些丰富的生活，终于为我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和提供了素材。
以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陈沂同志的关心下，县里为我提供了一个临时住所——虽然这个住所是个公房顶上的加层，冬冷夏热，但我毕竟有了一个固定的“家”。我把这个家称为“寒暑斋”。在寒暑斋里，我静下心来思考和整理素材，写出了《苦楝树》、、《女巫》以及《天堂里再相会》、《挚爱在人间》、《蜕》、《渔舟唱晚》、《蛇枕头花》等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它们几乎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同时也应和着农村改革变化的时代脉博。
可以说，虽然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自19岁去皖东农村插队落户始，直至现在，只在1975——1980年留在了城里，其余时光都在农村度过的，连同我生命中整个青春岁月。然而，生活也没有辜负我，我因此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体验到了在大城市里根本无法体验和理解的许多社会和人生哲理。
有人认为，在大家都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时代里，像我这样“自我放逐”跑到农村去自讨苦吃，实在有点戆，甚至很怪。而我则认为，社会、生活之广阔，不可能人人都是弄潮儿。有人不寂寞，便有人寂寞，这很正常。只要真诚待人，对前进发展中的时代保持一份永远的**和好意，做人“戆”点也是很踏实的；再者，我以为，文学作品的真正生命力，就根植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不管在艺术形式上怎样变化，只要脱离了真正的生活实践，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的作品，无论它玩弄多少新名词，新花样，或者一时之间被炒得多红火多热闹，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我离开大城市的喧嚣与繁华，深入农村生活，也并非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样“寂寞”。实在说，我的生活，也是既艰辛又充满了温情的。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县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我和他非亲非故，他也不是文学爱好者，然而，我生活上的一切，他都默默地关心着：房子漏了，他会叫人来修理；我遇到困难，他会帮我出主意；怕我一个人孤单寂寞，他常来看我；但为了不打扰我写作，他每次来都不超过15分钟；为了我的安全，他主动去跟当地派出所、房管所打招呼。他每天很晚才下班，但路过我的住处时，如果看见我屋里的灯不亮，总要在下面喊几声，我回答了，他就安心地回家去；听不到我的回答，他就会上楼来巡视一下我的房门。可以说，他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保护我，同时也给我仔细介绍了许许多多社会上的人和事，使我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虽然他已于十年前患脑溢血去世了，但我永远感激和怀念他。
有人说，现在是城市化的时代，农民都在进城，农村题材陈旧老土了，没人看了，你还呆在农村干什么。但是，我不这么看。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问题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好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二十六年来，我沉在沪郊农村的生活里，不但在创作上有了丰硕的收获，就是生活，也是丰富而充实的。二十六年，在历史上，仅仅是一瞬间，然而在我的生命历程内，并非短暂，可以说，我已将自己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都献给了文学事业。但我无怨无悔。
（写于2006年）
4 从生活到艺术
——我写《女巫》
生活是一个万花筒。随着人生机遇之手的摇动，它会不时展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奇丽色彩。
1980年深秋，我去沪郊农村“深入生活”。一天傍晚，我从一个公社的珍珠养殖场采访之后，生怕赶不上回县城的末班车，走得很急。这时暮云四合，雾气如幽灵一般自纵横的小河上升起，好像有什么牵扯着我的脚似的，我越急，越走不快，而且不由自主地频频回顾。突然，我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模糊到清晰，似乎在喊一个人的名字。但这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呼唤，它听起来那么凄惶那么悲切，而且不一会儿就此起彼伏，布满了整个昏暗的瞑色。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动，竟很冒昧地拉住路上的一位老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附近有户人家在“叫魂”。
好奇心使我忘掉归程，赶到“叫魂”的人家去看热闹——只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口吐白沫的中年妇女。我挤上前时她大概刚巧醒来，嘴里直喊：“我死得冤枉呀！我要伸冤！”原来这个妇女声称她被四十年前一个让人谋杀的小和尚的鬼魂附身了。“他”又哭又闹，说自己是村上某某老婆婆的儿子；说杀害他的是村上某某兄弟俩；又说杀人的手段特残酷——是将“他”的头、手、脚、身体砍成四块分别埋在村西某桥的桥堍两边的。但是，村上的人几乎都不相信，因为大家都说那老婆婆一直是个无儿无女的孤老，根本没有儿子。但是，当有人七手八脚将那双目已经失明的老婆婆从床上背了来，当面对证时，老婆婆却又大哭起来，承认自己曾经是有这么一个儿子的。而且，当人们又将那“鬼魂”指名的“凶手”叫来时，那个人也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承认自己四十年前杀了这么一个小和尚。于是，满村沸腾，几乎人人相信这是鬼魂显现。
为此，我又找了好几个老人和年轻人细谈。我想从中找出真正的可以用逻辑和科学解释的原因和道理。比如，这妇女以前和老婆婆的关系怎样？她是否是受老婆婆的暗示（或串通）才用这种方式披露真相的？这个妇女出嫁前的娘家在何处？四十年前她有可能知道这个村里发生的事吗？但村里人都否定了我的假设——那老婆婆年轻时被人贩子卖来，从未生育过；那妇女四十年前只有二、三岁，根本不懂事，且她家离这村有几十里地。
这件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它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但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因此，当我在乡间一呆数年，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以后，这个素材我始终未能用上。
渐渐地，我与沪郊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这里的社会习俗、风物人情、历史变迁、经济活动等了解得越来越多；对这里人们的性格特征、语言习惯、宗教信仰等的认识也渐次深入了。有一次，我听说几个巫婆捐款几十万元为农村修路，脑子里突然闪出两个概念：一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之深；二是如何从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入手，写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
然而，要从民俗文化（或者叫“俗民”文化更确切）和宗教文化着手，就有一个如何界定和对待存在于这两种文化中的迷信和宗教观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极“左”路线时期当然是十分**的——凡只要涉及宗教和民俗的内容，轻易就会被扣上一顶“宣扬封建迷信”的大帽子。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如何处理这些素材，还是颇费思量的。几经思考，我决定正面对待——即按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地描写它们，同时又在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展开中，给予符合当今科学的逻辑交待。于是，我构思写作了我的长篇小说《女巫》。
在《女巫》中我写到“叫姓”、“圆光”、“乌龙取水”、“骆驼相面”、“老柳树呼救”等等场面和情节，包括上面提到的“鬼魂附身”事件（这件事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情节脉络）就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仔细读完整部作品，便可品味个中道理；那些看似神秘莫测的情节和事件，实则都有归结。不过这些还只是我自己的创作初衷。而一部作品问世后，真正的评判要交给评论家和读者了。记得在作品出版后，我仍然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一种是肯定我对宗教和民俗文化的描写方式；还有一种是激烈批评，说我写了“封建迷信”。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在此详述我的看法，但我衷心地期待着不同意见者能提出有根据有说服力的批评，以帮助我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
当然要完成一部四十多字的长篇小说，还需要其他许多素材和思考。仅在小说的结构上，我也数次调整。书稿完成以后，像当年《生活的路》一样，被上海的一家文学出版社所退；但也像《生活的路》一样，被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温暖博大的胸怀和固有的前瞻性目光所接受。从1984年到1993年，历时近十年，这部《女巫》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而以后台湾出版的版本，恢复了这个版本删去的部分章节，结构上也略有不同。
（写于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