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杂谈我怎样写《生活的路》
《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生活的路》的体会。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我的习作都是十分幼稚粗糙的。像我这样的一代年轻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和事业上的贻误，名曰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青年时期黄金一般宝贵的时间，在吵吵嚷嚷的锣鼓声和激昂慷慨的口号声中白白耗费了，或者在无所事事中溜走了。因此，我深深地懂得，要把在“四人帮”时期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在学习和写作上取得一些成绩，自己非下苦功夫不可。
我喜爱写作，但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因此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机会和时间努力学习，并同时练习写作。记得从1976年春到1978年秋，在写作《生活的路》的二年多时间里，所有的节假日我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无论是在蚊叮虫咬的夏夜，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我都抓紧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坚持读书和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二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写成了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以外，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出版了一本儿童散文集。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由于上面说的原因，我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无论是在生活素材的选辑、情节的结构和布局、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上，我都是花费了比熟练的作家多几倍的力气去摸索和学习的；有的章节，我写了撕掉，撕了又写，反复了四、五次。现在出版的《生活的路》，不到25万字，但实际上，在我手下写过的草稿，字数不下百万。
下面，我就把我在创作《生活的路》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具体情况，向编辑同志和读者作一个汇报。
一 情节的发展是人物命运的必然结果
写一部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在作者的头脑里，究竟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各说不一的。也许这两种方法对于不同的作者来说，各有长处或短处，但是我自己在摸索的过程中，最终是采用了后者。
应该说，较真实地反映知识青年的生活，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讲几句真心话，把他们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所经历的喜怒哀乐、生活坎坷表现出来，这种创作冲动，我是早已有的；但在那帽子、棍子满天飞、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日子里，不可能也不允许把这种冲动和想法付诸实践。云收雨霁以后，我在六年插队落户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个个可敬、可爱、可怜和可憎的形象，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仍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正像我在小说的后记中说的，“不把他们再现出来，我的心一时一刻也不得安宁。”就这样，我终于开始动笔了。我先写了个故事提纲，想把自己要说的话和要表现的人物，像小学生填充似地塞进故事中去；但是，我失败了。我发现，我要反映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常常受到故事情节的限制，好像要让一个人去削足适履一样的不舒服；同时，这样写出来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扭曲的、不完整的。于是，我就决定甩开提纲，干脆大胆地去写人物的命运。我按照本来就在自己的脑子里活跃着的一个个人物的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物的必然行为去刻画和描写他们，从而，写成了许多暂时看起来还不十分连贯的章节；以后，我再构思一下情节；把这些人物联系起来，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起来，并且按照这些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层次一环扣一环地安排好。这样，在人物命运接近结局的时候，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可以了结了。
二 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剪裁
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剪裁。往往为了写人、叙事，或为了表达思想、描写环境，需要调动生活中的许多素材和细节。我在写初稿时，一般是信手写来的，所以比较芜杂，写好一章以后，再仔细推敲，删繁就简，进行剪辑。
例如我在第三十章写崔海赢逼死娟娟后嫁祸张梁，召开批斗大会。这章一开头我写那口挂在村头的大钟，开始时我写了四页纸，近二千字，后来一再删改，到定稿时成了几百字。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定稿时的那几百字的文字：
“当——当——”
钟声响了。这金属的撞击声，带着嗡嗡颤动的尾音，在黄昏的夜空中划过，显得蛮横、威严，好像一个以吼叫来进行统治的暴君，在村子里横冲直撞。它所到之处，风声消匿，人心惶惶，受惊的老母鸡抖乱了脖子上的毛。
而后来编辑加工定稿时，又删了一些，就剩下目前出版的书中这几十个字：
“当——当——”
钟声响了。这金属的撞击声，带着嗡嗡颤动的尾音，在黄昏的天空划过，显得蛮横、威严，在村子里横冲直撞。
两相比较，也许现在的文字显得更加“精炼”；但“精炼”到摒弃形象和形象背后的意蕴，就是干巴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或许编辑在加工过程中有其难言之隐，我不可得知。我只知这么一部书稿，能带着一些伤痕面世，已经非常幸运了。
要使素材的运用繁简得当，恰到好处，还需要对生活进行仔细的观察。记得在写《生活的路》的同时，我又抽空写了一本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在同名的这篇散文中，为了写天气的“热”，我也颇费了些脑筋。我觉得那些用熟了的形容词，什么“汗流浃背”、“汗珠像断线的珍珠”之类，都太一般化了，于是，我就趁一个在大热天去郊区出差的机会，用心观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回来后，只用了“天气很热很热，热得花母鸡躲在树荫下伸张着翅膀，大黄狗躲在屋檐下吐着舌头”这几句话来表达，结果达到的效果就比较好。
三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时代感
为了写人，使所刻画的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就必须使用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的语言，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使这个人物的语言体现出时代的特点来。
比如我在塑造大憨这个粗憨耿直、爱憎分明、同时又粗中有细的可爱的农村青年的形象时，就尽可能地揣摩他使用的语言。小说第三十章，当支部书记崔海赢的凶恶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以后，大憨在批斗会上痛快淋漓地骂他：
崔海赢！你他妈的稀饭锅里下汤圆——混蛋！你踩着老支书的肩膀往上爬，指使瓦匠偷换水泥坑害老支书；你让瓦匠偷了救济款坑害俺社员；你自己撒了尿还想往梁子头上扣尿盆子！你别以为俺社员满脑袋高粱花子好欺负；俺们知道高粱花花是怎么长出来的！老支书领着俺们抓生产没错！你他娘的白天东游西逛唱高调、出馊点子坑人，晚上和你的哥儿们五呀六呀乱吆喝；你狗日的狼心狗肺不是人！
第二十二章大憨在打死了崔海赢家那条十分势利的大黄狗后，同村中的一个乐天派老马头的对话：
老马头：“大憨啊，你打死了人家的狗？”
“嗯。”大憨没抬眼皮。
“使不得呀，”老马头继续唠叨……“如今打猫也犯法，你还去打狗！人家掌着权，路线正确。这个路线，可不是好惹的啊！”
“那你说眼下是什么路线？”大憨问。
“唉，这……这路线嘛，就是路和线，有了线就有了路走，没了线，就寸步难行……”
“俺没有线，也不认路，俺认人！”大憨睁起铜铃大的眼睛，瞪着老马头。
我就是企图通过这些符合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的对话，来反映大憨为人的正直和鲜明的爱憎，同时，也从老马头对于“路线”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中，试图反映出当时“四人帮”把政治搞得乱七八糟的情景。
三 环境的渲染和气氛的烘托
有时，为了加强人物命运的感**彩，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需要对人物活动范围内的环境进行烘托和渲染。比如，在写娟娟同张梁月下定情时，为了抒发这对情人当时的幸福和甜蜜的感情，我写了这样一段景：
这时，微风送来洋槐花沁人心脾的甜香，野地里的蝈蝈“瞿瞿”的清唱，纺织娘“丝——丝——”的低吟，融成一片协调的大合唱，奏起了大自然生命的歌曲。娟娟抬头一看，只见墨黑深邃的天幕上，圆圆的月亮好像一个小姑娘天真的笑脸，那样纯洁和美满，那样温柔地俯视着远近的山坡和树丛。流云在它的旁边轻轻飘散，繁星羡慕地眨着眼。
而在写娟娟报考大学失败回来时，则需着力渲染她当时的沉重心情：
泥泞的路，没有尽头。娟娟一只脚从粘软的黄泥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深深地陷了进去。她穿的中统雨靴，已成了两个大泥坨，坠得她必须付出很大的力气，才能迈出艰难的一步……天空，像块灰色的湿布，沉重地搭在远近的丘陵上。这些丘陵如同凝固不动的浪头，重重叠叠，一直连向天际。她哭了。她在心里大声责问：起伏的丘陵呀，绿色的青纱帐呀，我的路在哪里呢？”
在写娟娟自杀时，为了强调生命的意义，我反复考虑了几天，并且在晚上到野地里去观察，最后才写了：
这时，窗外的槐树花依然吐着芬芳。一只大肚子蝈蝈在毛茸茸的葫芦叶上爬行；一朵白色的、包裹得紧紧的葫芦花蕾，正骄傲地昂起头来，预备向着未来的早晨开放。
同时，我观察到了夜间灯火映照下的绿叶，特别翠，特别明，所以又在娟娟走向涧湾时，补进了一段文字：
更奇妙的是，岸边髙秆的庄稼，在渔火的照耀下，所有绿色的叶子，都像那半透明的、翠鸟的羽毛一样。使人怀疑，如果踩着那由渔火放出来的金色的光桥，能够走到一个翠明透亮的仙境里去。”
我企图用这样的写景来表达娟娟至死不渝地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幸福的向往！
四 议论和抒情
在小说中，作者采用旁白式的议论来抒发作品中人物所不能表达的思想感情，这种手法是允许的和常用的。但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刚学写作者，还掌握不了分寸，因此，我就决定用一些略带哲理性的抒情来代替议论。
例如第十五章我在写张梁同女友娟娟闹意见后又觉得后悔、对不起她时的那种内心激烈的思想矛盾时，就用了一场我在海轮上遇到台风后的涌的情形来进行比喻：
好像暴风雨后安祥的大海，梁子从老支书家里出来，心里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但是，被风暴兜底搅动了的海的深部，却产生了涌，有经验的航行者都知道，涌所蕴藏着的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倒海翻江，冲决一切。
为了写张梁和娟娟之间微妙的爱情关系，以及张梁自己对这种关系的略带教条式的认识，我又用了这么一段话来表达张梁的思想活动：
但是，爱情呢？他认真地思考：爱情的结合，不同于同志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同于青梅竹马的少年伴侣。只有在生活的道路上，有共同的理想；在劳动和斗争中，有共同语言的爱情，才能真正牢固。当然，爱情的嫩苗可以在暖房里栽培，也可以在风雨里成长；所以它们的花朵，有的只能开放在风和日丽的庭院里，害怕霜冻和虫蛀，不一定能结果；有的却能开放在贫瘠的土地上，不怕干旱和寒冷，结出鲜艳的果实……
我觉得，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人物或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比单纯的议论显得自然和亲切些。
《语文教学通讯》编辑同志的盛情难却，我只好杂七杂八地写了这些文字。这些东西可能是要见笑于大方之家的。好在，我既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敢班门弄斧，只是想把它当作向编辑和读者同志们的一个不像样的汇报，以期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从而使我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能有所长进和提高。
（《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10月）
2 呼唤那顶红色油纸伞
——我从知青到走上创作道路的回顾
1993年4月22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该社老社长李曙光同志在主持会议时说：“竹林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时期文学出版起了开拓作用的一个作者。1979年，刚打倒‘四人帮’，人民文学出版就召开了一次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这次会和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一个会同时召开——那就是‘理论务虚会’。当时同时召开的还有另外两个会。对这三个会，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会，后来**同志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指**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这个报告是**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讲话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讨论的长篇小说，主要的就是竹林的《生活的路》。”
事实上，隔着岁月的风雨回顾当初，我对于李曙光同志所说的那些“最有名”的会议是懵懵懂懂的，那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年作者，我写了一部自己很想写的作品，并且遭受到了许多非议与责难，也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而已。
早在1975年冬，在那中华大地尚未解冻的最严寒的日子里，我突然萌发了写这么一本书的念头。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在安徽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无数个沉沉黑夜里，我孤独地守在一盏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跟前，写我的“作品”。夜深时听远方传来的凄厉吼叫——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搞清那是狼嚎还是狗叫，但是心里竟无丝毫惧怕之感。在蚊虫纷飞的季节，我还得穿上雨鞋雨衣来“奋战”。有时一写一个通宵，早晨去出工，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围着我笑弯了腰，原来我的鼻子已被煤油灯散发出来的烟熏成了黑的。不过我的小说很“红”，小说里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后来这些小说接连在《安徽文艺》上发表。我明知这样的英雄生活中并不存在，可是不这么写就不能发表。而对我个人来说，当时我在茫茫人世间无依无靠，屈从权势的事也不肯去做，招工招生的希望就成了泡影。除了发表几篇小说，我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可以使自己离开那个穷乡僻壤并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
但在那个冬天，当我办理好一切正式的手续，成为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正式编辑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写那些在生活中实际上不存在的故事和人物了。不过我想写一部反映我在下乡六年中所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的小说，仅仅作为我个人对于那段历史的一个见证，而我并不真正想要发表或出版。
许多清晨和黄昏，尤其是在1975年冬天申城那场罕见的弥天大雪中，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天空发呆。这时在我的脑海中，从天而降的却并不是一片片雪花，而是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它像早春的鲜花一样在我的视野里含苞怒放——
那是我在乡下被推荐上大学而又落榜之后，从县城回生产队，途中，一场暴雨使得山洪暴发，淹没了前面一座架在一处名叫涧湾地方的桥。当时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念头，也许是对于未来和前途的绝望吧，我竟不顾前面的危险，径直朝那滚滚波涛走了下去。就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民突然从背后大声喊住了我。他告诫我这里十分危险，劝我不要过去。但我仍坚持要过，于是他就拉着我摸索急流下的桥，一步一步朝对岸走去。桥很窄，只有两步宽，走到中间，水已没过膝盖，水的冲力也大了。我踉跄地弯了腰，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水，头脑一阵炫晕。他感觉到我的紧张，鼓励我说：“别怕，不要光看你脚下的一点点水面，抬起头来往前看，只要站稳了就行。”我听他的话，试着站直了身子，抬头一看，突然视野开阔了，天地变大了，只见身前是水，身后是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这条突然出现的宽阔汹涌的河里，到处跳跃着白浪！到了对岸以后，我很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但是张了张嘴，不知说什么好。直到他走出很远了，我才想起，应该问一问他的姓名、住址，但是风急、雨大，我的喊声很快被淹没了。我只见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在茫茫雨雾里晃动着，渐渐从视野里消失……然而，在我生命的视野里，这顶红色的油纸伞从此就未曾消失过。尤其是每当我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它总会给我以鼓励和渡过难关的信心与力量。因为它使我看到了在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爱和真善美的光亮。
从此，我决定以后无论写什么，都必须用上这个细节，以及这个细节所给予的人生启迪和精神力量。于是一些人物、故事在我的头脑里盘旋起来。有时我悄悄写下一些片段，但是我究竟要写成一部怎样的小说呢？在那时，我还心中无底。我一向都不是很激进的人，抛头露面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再加上诸如出身之类的客观原因，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戴过红袖章，也无缘批斗过哪位老师。然而在下乡的初期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无奈、忧伤，却也不乏一腔真的热情，真的想要战天斗地改变一下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怀疑自己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在踏上征途时那种真诚和热血沸腾的心。问题是生活使我们终于明白了，整个下乡上山运动是对一代青年的贻误，甚至可以说是摧残。我决定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但是从1975年的深冬到1976年金秋之前，国内政治的压抑与动荡，使我对这一切都只能秘密地进行。
经过了一番整理素材和拟订提纲等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五月间，社内的广玉兰绿莹莹的枝叶间，已缀满了凝脂般晶莹的白色花朵。每天下班以后，我就悄悄地折一朵插在办公桌的案头，然后摊开稿子。那时我住在办公室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夜深人静，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案上亮着孤独的灯，广玉兰紧裹的花蕾在我沙沙的笔声中悄然绽开，好像是一颗纯洁无私的心在陪伴着我。它那一阵阵清幽的香气，使我宁静、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发出一阵阵颤抖……天亮时分，花儿吐尽芬芳，花瓣上出现了点点锈痕，一片片落下。我搁下笔，从抽屈里取出一面小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然后放下镜子，用凉水洗一把脸。
然而，这温馨的五月是短暂的，接着是炎热的夏天。我用冷水浸着脚，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而后又到了严寒的冬天。每天等到办公室里的人走完以后，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套上棉裤与棉鞋（这种臃肿的装束在上班时不好意思穿），再抱上一只灌满了热水的玻璃瓶。写着写着，水冷了，手冻僵了握不住笔，就站起来，围着桌子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我偷偷买了一瓶，但又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辣味，只好又加进许多糖和水。每逢节假日，单位的食堂里不开伙，我就事先买好几个冷馒头，等到感觉头晕得厉害不能再写下去时，才知道是饿了，于是啃个冷馒头充饥……
就这样，到了1977年的初夏，我的案头堆起了写好的沉甸甸的一大叠稿子。而在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当时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我直觉地感到，这部原不打算问世的书稿，也许会有问世的一天了。但这时下乡上山运动依然是毛主席的号召，凡是毛主席肯定的依然不能否定。我私下里向一些朋友倾吐这个秘密，并给他们看了我的写作题纲和部分稿子。于是马上受到许多好心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编辑问我：“你看过《归家》吗？”我摇头。他立刻紧张兮兮地说：“当年《归家》是作为大毒草来批判的，你这个要是拿出去，比《归家》还要问题大。”不过也有人支持我，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王一地同志，他那时正住在上海的少儿社修改他的长篇小说，看了我的提纲之后，以他特有的胶东人的豪气给了我亲切的鼓励。另一位支持我的是文艺编辑室的编辑赵元真同志。他看过我的提纲和所写的部分章节之后兴奋地说：“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所有‘四人帮’所犯下的罪孽和错误都应该受到批判。文学不能再当政治的传声筒，而应该对历史的进程起推动作用。文学作品就是要讲真话，要讲出自己的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但到我的小说全部完稿时，当时一派荒芜的文艺园地上，新生命的萌芽，还很艰难。那时一个作者是否能发表作品，尚需经过本单位的政审。为了争取领导的支持，一天早餐以后我等在食堂里，看见社长进来了，我赶紧过去对他说：“老刘，我写了一部书稿，想请您审查一下，能不能拿出去出版。”他笑了笑说：“年轻人搞创作是好事。”接着他又表示自己工作忙，稿子他就不看了，同意我拿出去投稿。
听他这么说，我松了口气。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到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说：“看她那个样子，话也说不连贯，还想写小说。”也有人说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现在好了，不管别人怎么讲，社领导同意我投稿，将来政审这一关可能就没问题了。于是我首先把稿子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快就被退了。接着我又投寄北京的一家市级和一家中央级出版社，也先后被退了稿。而所有退稿的理由都不约而同，那就是关于下乡上山运动中央尚无结论，所以书稿不好用。
几经辗转，稿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孟伟哉手中。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肯定了我的这部小说，并把早春的信息透露给了我。他在书稿上面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在当时，国家关于知青问题的昆明会议还没有召开，“左”的思想依然是一种保险系数较大的好东西，再加上“武大郎开店”的传统观念作祟，当我所在单位的某些编辑、领导听说我有这么一部小说可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了。很快，一个批判我的大会就在社内召开了。规格不低，以编辑室名义召开，社领导亲自出马。我的罪名罗织起大致有这么几条：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政治品质问题等等。记得有位姓周的老编辑在会上说：“小王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是我们编辑室里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那么有气无力，把砖头递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得多。她真的没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写自己的稿子，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政治品质……”
我欲哭无泪。在那次搬砖头的劳动时，我口袋里正揣着医生开的病假条——我因中毒性痢疾而在隔壁的纺三医院的急诊室住了一夜，拔掉输液的针头就来上班，恰好碰上集体劳动。我不愿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病痛，咬牙坚持到最后，想不到却变成了“思想政治品质”问题。
我没有申辩的机会，也不想申辩了。
散会了，所有批判我的人都回家了。我无处可去，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我想，这样一来，我这部作品的政审肯定要被他们卡住了。数度寒暑的辛苦，也就要这样付之东流了，还有我为那个时代、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讲一些真话的愿望……
这时，黄昏的天空沐着风、沐着雨，办公室窗外的广玉兰树憔悴的绿叶，在深秋的寒风中瑟缩。我很饿，但是什么也吃不下。我好像看到回家的人们已经在温暖的灯光下享用晚餐和各自的天伦之乐，这使我感到恍惚。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在这里虽然工龄最短、工资最低，可每天勤勉地工作，发稿的字数也是整个编辑室里相当高的。
委屈和批判我可以忍受，但是我无法接受他们对我的这部作品轻易的封杀。
我写了一张为自己申辩的小字报，贴到了食堂里。因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我的事传开了。对于小字报的内容，反对我的人虽然无法否认它所讲的事实，但是他们大权在握，可以从各方面对我施压——社内宣布不准我住集体宿舍了。而那时我除了集体宿舍没有别的地方好住。也许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再走“白专道路”了，也许这也算是从政治上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吧。
不过这样的关心和爱护我实在无法消受。因为那时我除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在偌大的上海没有地方能安放一张可供我写作的书桌。我只好赖在宿舍里不走。于是就有人声明自己是奉领导之命前来赶我，还说要把我的铺盖扔出去，有时去锅炉房打水也被阻拦……每个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总是胆战心惊地想，今晚，我将安身何处？接踵而来的日子，如一片晦暗的风雨，笼罩在我的前方。而令我欣慰的是，无论怎样的晦暗中，我总能看见那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它的存在似乎正变成一种永恒。
我平时沉默寡言，除了文艺编辑室以外跟其他室的同志几乎没有交往。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一些素昧平生的女同志在看到我的小字报以后奋起为我讲话，尤其是美编室的一些同志，她们甚至主动去找领导说理。我的一些知青朋友们，也常来我的宿舍看望我。她们阅读我的手稿，为此叹息，为此流泪，更为此拍手欢呼，希望这部书能争取早日出版……
一股奇异的力量从我的心底升起，就像当年面对滔滔的洪水那样。我想我要向上级领导申诉。我决定去出版局找局长。因为平时怵见领导，生怕自己看见局长以后说不清话，就事先把要想说的内容写了一页稿纸，揣在口袋里。
一天上午，我来到绍兴路上的出版局，鼓足勇气走进了局长办公室，对一位女秘书模样的人说我要找马局长。她告诉我马局长不在，开会去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已从她脸上读出了鄙视和不耐烦，但我仍不肯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于是我说：“那么我在这里等他。”她立刻说：“这里是办公室，别站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你要等到外面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