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奔赴云南，原是冲着傣历新年的泼水节而去的。不料水花飞溅之时，这个散发着远古芬芳的节日已成为现代文明所注目的焦点。在抵昆明的第二日我就被告知，无论去景洪还是丽江，各路机票均已告罄。
朋友们凑在一起，为我出谋划策；也有人热情地写了条子，让我去找某某、某某，而我却十分茫然，因为实质性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于我是头等重要的事，于别人则微不足道，总不能让人放下一切来舍命陪君子。
夜里，送走宾客已快十二点了，插上门正要更衣沐浴，又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想是哪位仁兄忘了东西回来取，赶紧去开门，却一下子愣住了：这是谁？
眼前的这位，生得魁梧——但不是那种达官贵人式的雄壮，也非文人雅士的伟岸，而是一种风尘仆仆、骨子里透着乡村野气的粗放的魁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从村寨出来的壮汉。
不知是窘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壮汉脸膛红得如熟透了的龙虾。而我也很尴尬，因为只看着面熟，却一时想不出他的名字。但一开口，他即露出了乡音。我这才想起，他是从上海下放到云南的老三届知青。大约在两年前吧，他作为朋友的朋友，在我家里吃过一顿饭。
可我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也不便露怯，就问他现在哪里工作。以我的经验，这么一问，他定会掏出名片。这样一来便什么都迎刃而解了。偏他出语惊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瞪着他叫出声来：“这怎么可能？”
“是真的，我已经正式办了退休手续。”他一脸认真，接着又告诉我，他现在某某公司帮忙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听说我来到昆明的等等。
说实话，对这一席话我并没有听进去。因为“退休”这个词太触目惊心了。想起来，敲锣打鼓，豪情万丈地奔赴农村的景象仿佛就是眼前，可现在已经——“退休”了。一代人的理想、抱负，如尘埃般飞散、消失；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刚从瑞丽回来。”他最后说。
“瑞丽？”我对这个名字还颇为生疏，只知它是一个边陲小城，位于芒市过去一点的地方。其知名度远不如版纳、丽江，大理……
我想问问他去瑞丽做什么，但他讲了许多生意上的事，对此我不懂，因此并没有注意听，但也不好再问。不料他又开口道：“我在瑞丽有不少朋友，他们曾经都是知青，在那个年代跑过去参加了缅共游击队，现在回来……”
突然，一个**点被触动，我自说自话地打断了他：“真遗憾，要是我早几天来，和你一起去瑞丽多好！”
“你想去瑞丽？”他望着我，“那我再陪你去走一趟好了。”
口气淡淡的、轻轻的，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你还能陪我再去？可……可是机票不好买。”
他低下头去，想了想：“别的你都不要操心。只是机票，确实难买——要是你能吃得了这份苦头，我们可以不乘飞机，坐汽车去。”
看来真不像是玩笑，我激动得有点结巴了：“那就坐、坐汽车去吧！”
“那好，我走了。”他站起来匆匆告辞，“我马上给瑞丽的朋友打电话，安排你住宿，采访；有可能再深入下去，到傣族村寨住几日。明天早上8点前我去车站买票。要是有变化，随时给我打拷机。”
干脆、利落，费尽心机悬而难解的一切，数分钟之内似已安排妥帖。第二天晚上8点，从昆明前往下关的长途汽车准时出发。在乱哄哄的车厢内，这条壮汉以一口地道的昆明话顺利地在前开道、放置行李，安顿好后，我不得不轻声发问：“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好吗？”
他眨眨眼，昆明话变成了上海话：“晓得七月一日是什么日子吗？”
我点头：“当然，党的生日。”
“这你就不会忘记了，”他说，“我姓王，是1949年7月1日生的，所以父母给我取名光辉——”
我大笑：“党的光辉照我心！”
至少他们那时是虔诚的。他也笑了。
环顾四周，满车厢都是极年轻的面孔，都不是唱“党的光辉照我心”而是唱着流行歌曲长大的吧！
确实，阅历的如我辈的，已很少会坐这样充满嘈杂的大客车出游了。蓦然跻身于青年之中，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说起来，我下乡时连煤车都爬过，坐这种车，在当年只怕还是可望不可及的“豪华享受”呢。此一时，彼一时，遗忘也难，袭来心头的，并非青春再现的快乐与自豪。随遇而安，随缘而聚，也许人生原本就这样简单，简单极了。
当然，车内并不舒适，人如沙丁鱼般挤着，浓烈的脚臭汗臭味在头顶上飘拂。回眸光辉，他满脸是歉疚：“坐这样的车，让你吃苦了。”
“什么话！”我摇头，“就算吃苦，也是我自找的，却让你跟着受罪！”
想想真是的，抱歉的该是我才对呀。他倒是不以为然，轻描淡写来了句：“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了。”
我注视他片刻，咀嚼这句话的意义——想许多都市人躺在沙发上对于流浪的渴望，于他可能已在颠簸的山路上反复实践过了，难怪他有这般红黑的肤色，这样豪放的胸怀，这样混合着粗犷与细腻的对人的关怀。他并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对写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却对我的工作十分理解。几次想问问关于他的事，给我的回答却只是憨憨厚厚的一笑：“我的经历很简单，不值得你写”，然后，便热心地给我介绍起他的几位瑞丽的朋友，介绍他们那些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活历程，并断言此行我会获得很多有用的素材。毫无疑问我受到鼓舞，但同时又感到深深的失落：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只是为了“挖素材”而四出活动，那么写作于他岂非变成最功利的生意经了？可这个光辉，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何苦为了别人的“生意”而无谓付出他的时间和精力呢？
夜行的车驶出昆明时，天还是亮的。穿越西山，掠过滇池，原野显现出青苍翠绿的本来面目。夕阳西下的天一派深沉的赭红色。横亘在这赭红之中的一脉远山似黛色的长云。大自然，无论以怎样的色调相配，总会在对比中透出和谐的壮美，与都市人刻意的装扮，不可同日而语。
光辉把靠窗的好位置让给了我，让我有机会久久流连着不断逝去又不断迎来的山景。路边的树，沐在夕照中，千姿百态，或秀挺或巍峨，或潇洒或飘逸，但我所识不多。唯有在江南随处可见的香椿树，在这里我仍一眼即能认出。
香椿树叶味美可餐。初春时节，江南农家掐其嫩芽炒鸡蛋，黄绿相间，清淡中品得出清香鲜美来，是谓“吃春”。在此地朋友们也请我吃过这道菜，开始不习惯，只觉得由于添加辣椒而掩去了原有的清新之气，实在大可不必。但一而再地品尝，又觉得那椿芽的清香并未被辣椒所淹没，相反在辣的催化下挥发得更加浓烈更加淋漓尽致了。
而这些椿树，在红土高原上长得格外茁壮高大，枝叶分外的肥硕，几乎无一例外地，油绿中泛出层层殷红，如火如荼地燃烧在黄昏最后的辉煌中。不知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我就把它当作了光辉的形象。不由自主，我又朝他那红红的脸膛多看了一眼。
旅途的艰辛有些超出我的估计。不过去时还好，因为在大理中转了一下——虽然未及领略苍山雪洱海月，但清晨6点，下车后即被凛冽的下关风结结实实吹了一通，而后直奔大理古城。
古城街道狭窄，房屋破旧，且亦也无我想象中的意趣；只是满街的大理石制品令我惊喜，尤其那些色彩斑斓的小花瓶，让我爱不释手，想买又怕拿不动，光辉一拍胸脯：“有我在，你放心买就是了！”
得寸进尺，我买了花瓶又买大理石片，林林总总，到中午已有一大堆，全由光辉背着，骆驼似地引我进了一家餐馆。
早已饥肠辘辘，而光辉执意要我尝尝当地的风味特色。在菜肴中，他点了一盘乳扇。那羊奶酪制成的乳扇，炸得金黄，看上去十分诱人。但夹一块放进嘴里，一股特别的膻味熏得我难受极了，想到这是“风味特色”，过了这村就再没这店，勉强咽下，再也没有勇气去夹第二块。就见小山似的一堆乳扇，被光辉嚼得津津有味。
光辉还嗜辣。云南几乎无菜不辣，而他不管什么菜都还要再加上一勺辣椒，看他的碗，永远有厚厚的一层红，几乎分不出原来的青白黄绿了。我常瞪着他：“你脸这么红，是吃辣椒吃的吧？”
他摇头：“不，是太阳晒的。”
我不以为然：“你做什么工作？”
他认真地回答：“退休前，在文化稽查队工作。”见我似有不解，又解释道，“就是管歌舞厅等娱乐场所。”
我“哦”了一声。他忙声明：“我不会跳舞唱歌。”
我笑了：“为什么？”
他的脸绷得近乎严肃：“因为我如果去这种地方，人家都不要钱，所以‘不会’比较好。”
原来他还挺幽默的，我故意又道：“那么，如果要钱的地方呢？”
“当然，要钱更不会去了！” 忍不住，我们一同笑出声来。都市的夜生活早已超出了所谓歌舞厅，而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少会去享受的了。在洱海边，蚕豆已结荚，水稻一派油绿，田野的颜色比上海早了一季；天蓝得晶莹，镶着金边银边的云朵变幻着。苍山也在变幻，时而深时而浅，时而朦胧时而明丽；忽一道阳光射下，满目葱茏；忽一团迷雾飘来，消化了山色；有时雾里竟然溶下一片雨，淅淅沥沥洒下来，湿了衣衫头发。据说这叫“过山雨”，转瞬即停。在迷茫的一片过山雨中，光辉提着我买的一堆东西在前面走。忽然我觉得，如果此刻他走进这雾中的苍山，再不回头，我也不会奇怪。
然而光辉并未消失，始终如暖阳般伴我左右。从瑞丽回昆明，车在烈日下的山路上颠簸，摇晃得如小舢板一样，热风扬起灰土，一团团浑黄的沙土遮天避日，车内的人都咳呛着，措手不及地去关窗。可风沙依然从每一道细小的缝里钻进来。我用一件衣服罩住了头脸。可这也没用，风沙无孔不入，而人总不能停止呼吸。再看光辉，他端坐不动，坦然自若，好像吹来的不过是阵阵清风而已，甚至还操着一口云南话与邻座的女孩谈笑风生。那女孩双眉扯得细细的，五官漂亮而精致，穿戴也入时，精明中透着几分矜持，却与光辉一见如故，又说又笑谈得高兴。我惊讶他还有这等怜香惜玉的本事。过了一会他悄声对我说，这位小姐是要去上海的，你要不要跟她谈谈？
我被风沙呛得快要窒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他又道：“她是做玉石生意的，带了石头到上海去加工，专卖B货。”
经过这趟旅行，我对玉石的知识也略知一、二了，晓得B货就是伪货，也知道没有哪个卖B 货的肯公开承认。光辉怎样的本事，眨眼工夫就让这位时髦小姐掏出了心里话？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细聪明，还是云南边民本性中的淳朴憨厚？
我笑着，轻轻摇头；看窗外，弥漫的沙雾久久不肯消散，精灵般地在车轮滚动处升起。此行云南，我没见到想象中的原始林莽，一些山头令人心痛地裸露着；被砍伐之后又生出来的次生林，如鸡毛般覆盖在起伏的山峦之上。透过团团黄雾，可见蓝的依然蓝，翠的依然翠，一株株椿树灰头灰脸地挺立着。可忽见不知什么人竟然躺在路边，赤裸着上身，闭目睡得香甜，全不在意那烈日、灰沙，以及疾驰而过的车辆。
原以为司机会按时停车，让乘客进餐，还能弄点水洗洗脸，哪知他一连十几个小时不停，光辉把仅有的矿泉水都让给了我，他自己不吃不喝，依然沉稳地端坐着，如一匹忍饥耐渴的大骆驼。
最后，汽车终于停在由司机选定的饭铺跟前时，我已饿得头昏眼花，捉筷时手已发颤；光辉则仍不慌不忙，把我让到低矮的小板凳上，非常的绅士。
途中还有三处检查站，是查走私毒品的。有时半夜三更瞌睡迷糊的，一车人被赶了下去，由检查站的人上车细细查；有时穿军装的小战士跳上车，挨个盘问挨个检查旅客的随身物品。十分奇怪，每次轮到我，都草草过场，最多看一下证件，从不翻我的东西。而别的人，连一罐辣椒酱也要拿棍子在里面捣上半天。问到光辉时，他答是陪我同行，人家望望他，便过去了；可不久，又回转头，叫他取出茶杯毛巾肥皂盒，细细摸了一遍才离开。
我奇怪地问光辉：“为什么不查我？”
他脱口而出：“也许看你脸白吧！”
“这也算理由？”我不敢苟同。光辉微微一笑，这才解释道：“你别小看了检查站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缉毒是非常有经验的，什么人有嫌疑，往往看得很准！”
“可是……”我想起刚才他的杯子、牙刷被一阵乱翻的样子，便有些不平，难道他像“嫌疑犯”？
半截话咽了回去，他笑笑，不以为然的样子：“其实，我过去脸也很白，为此没少吃过苦头。插队时，总说我脸那么白，一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为了表现自己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决心，我下田干活不戴草帽，一心想让自己晒得黑些……”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注目他那轮廓分明的五官，依稀想象出他当年眉清目秀英俊少年的模样。当初，我也光着一张脸在太阳底下晒，晒得脱了一层皮，晒得晕倒在水田里，晒得那些老贫农都抱怨：“你这傻丫头，傻丫头！”然而无可奈何地，天生的白皙和青春的娇嫩总是在脸上闪光，我心仪的那种粗糙红黑的颜色仿佛遥遥无望。作为女人，在她们最美的时候世界以丑为美，无疑是一种悲哀；而更悲哀的是如今世界又以新的热情拥抱这份美丽的时候，我们已经美丽不再！不过作为男人，完全可以以成熟和成就的魅力获得生活的回报。可光辉何以早早“退休”？！
汽车在山路上盘旋，夕阳正在沉落，天空一片金黄，横亘的远山勾出壮阔粗犷的长线，平展在我的视野中。
在以往的日子，无论在海上还是在田野，亦或在万米高空之上，如果有可能，我从不放弃欣赏落日的景象——那一刻如歌如画，又有无尽的凄凉和无奈！
现在，望着那金色的圆球一点点缺损，光辉平静的脸上似乎也有了隐隐的激动。我正想说什么，忽然，太阳没有了，大山的阴影深不可测，怒江泛着白色的泡沫在高山峡谷里穿掠。我忽然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怒江，这条奔腾直下最终汇入萨尔温江的河流从远古流到今天，激越澎湃又绵绵不断；在茫茫宇宙的时间和空间里，它是一条永恒的河。而人是渺小的，在经历了许多磨难又归于平静的人生历程里，只似一颗水珠穿越了一条峡谷……在渐渐昏暗的车厢内，光辉告诉我说，他的家，在上海原是个大家族，当年有十几处房产，浦东浦西都有，好多弄堂，都是他爷爷的。爷爷和李立三关系很好，受李立三的影响，同情支持革命，曾调动几万码头工人，举行抵制日货的大罢工，而他家的大半家产也都用在了支持革命上。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爷爷到头来被革了命，他一家老小也被革了命。皮肤白白的光辉，自一出生头上就笼罩着黑色的阴云。作为“黑六类”的子女，他在高中毕业后即来到昆明宜凉地区插队落户。自此一切机遇便与他无缘。不过——他说他现在很好，妻子很好——在一家宾馆工作，如果我去住，可为我打折扣；儿子也很好，明年将考大学……一切都好，但我知道，这“好”，跟他在上海的那个家曾经拥有过的“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转过脸去，注视那暮色掩映中无尽起伏着的山和山间路旁茁壮而寂寞地生长着的香椿树，对这次旅行，生出了无限感慨和眷恋。人生也如旅行，不管路途中遇到多少欣喜、机遇，多少艰难险阻和困苦，能以知足、宽容、平静的心跑到终点，就是一种潇洒和幸福。
（写于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