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识并实践交谊舞，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的全国作协第一期文学讲习所里。记得在北京市朝阳区党校的那个简陋的礼堂里，水泥地上撒些滑石粉，每星期六都要举办一次舞会。许多舞盲和半舞盲，都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上了场。但有一位北京作家，每次都端坐在一旁看，任谁也拖不动他。有一天，他突然宣布已悟到了舞蹈的“真谛”，每个人的舞姿都烂熟于心，不需再学了。
大家都说他吹牛。他却说：“不信，我跳给你们看！”于是，如鸭子摇摆的，如螃蟹横走的，如老驴推磨的……种种洋相被他学尽。人人都笑弯了腰，有人说：“我们初学，样子不好看，容易被你抓住特征。你敢学戈悟觉吗？”
戈悟觉是公认的舞会皇帝，而越是跳得好的越难学。岂料，他胸一挺，臂一抬，脸优雅地微微朝左侧一扬，还没迈步，便传神出一种绅士风度。众人拍手：“行了行了！”可还有人出难题：“男同学好学，你能学女生吗？”
他也不吭气，马上换了副热情洋溢的微笑，并晃动出一番青春欢快的情致来。众人乐得直叫：“抗抗，张抗抗！”
最后他学我：低眉顺眼，死盯着脚尖看，如履薄冰般战战兢兢。
但凡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便不能赖他丑化我；笑过以后，我心里难免懊丧，然而每逢周末，一曲“西班牙风”刮来时，便又身不由己，如一片小小树叶般给席卷了去。一位来自东北的作家古道热肠，总带我走最简单的步子，而且口中念念有词地数着数帮我走到点子上。渐渐地，我不再如履薄冰了。他说：“挺好，我倒很喜欢带你。”
以为他在表扬自己舞技的长进，心中暗喜，嘴上却要谦虚：“还是抗抗跳得好。”
“抗抗确实跳得比你好。”这位“东北大兵”很诚实，“可她跳得好、跳得主动，就难带了。”
我有点犯傻起来。他又说：“你最大的好处是顺从。”
后来，自己有关交谊舞的常识见长，又被告知：“真正高明的女性舞伴，就是要以服从为天职；哪怕明知对方错了，也得跟着错。”想到我在混沌无知中深谙了这一“真谛”，不由得有种上当受骗之感。
从讲习所毕业回沪，我来到沪郊农村的一隅。从此远离了生活的盛会，再没有上过舞场。秋风袭来时，眼前满目黄叶，讲习所里的种种趣事，已恍若隔世；那春天的舞会，也似一场梦似的消逝了。一日，我买了十斤蟹（那时蟹的价格是每斤一元多），请了几位朋友到郊外去野餐。
请的朋友自然有男有女。女的不带男友，男的却带了个女友。这位被“带”来的女孩子我还是初次见面，一见之下，感到惊讶。并非惊讶她的美或丑，而是惊讶她这样地引人注目。她有一头深夜雨云般浓黑的长发，同样浓黑与深沉的大眼睛；皮肤也是黑黝黝的，但黑得光洁如瓷。我在心里暗暗称她“小印度”。也许因为生疏的关系，“小印度”不大说话，而带她来的男孩，一位业余写作爱好者，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光海阔天空神聊，故意不怎么在意她。“小印度”显得很孤寂，但她那双眼睛里，却有着一片丰富广阔的天空；她那柔韧修长的肢体里，藏着一触即发的无限活力——这是一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女孩子，我想。“蟹宴”开始时，我把最大最饱满的一只递给她。
她接过蟹，甜甜地笑了。这一笑，仿佛天空升起了太阳，春花在枝头怒放。我想我要是男人，可就要受宠若惊了；区区一只蟹，哪值如此啊！又觉不对头，回过身去，见我们的业余作家，正摆弄着他带来的录音机，在跟她眉目传情呢。
不知他们传递了什么信息，有了什么默契，他往录音机里放进一盘磁带，一按旋钮，顿时热烈的迪斯科舞曲流泻而出。时值深秋，田野一片深红浅褐；在阳光里流动的风，拂去了迪斯科激光舞厅里的那份急迫与紧张，同样鲜明的节奏里平添了一派透明的天籁意味。
既有美味的蟹在手，我们只是聆听欣赏。唯有“小印度”微微不安起来：刚刚剥开的蟹撂在一边，一大块油汪汪、亮晶晶的蟹黄竟不能引诱她去品尝。她长长的睫毛颤动，眼底的天空变幻出晨光、彩霞和露珠滚动般的明澈……业余作家也不咀嚼了，也亲切地、含情脉脉地回眸凝视她。她有些惊喜、有些犹豫，又有些受到鼓励的激动和快乐。红晕腾上双颊，她含羞地低下头，微微笑了笑，然后一甩长发，无畏地昂起了脸蛋。
这时候，我们简直来不及——来不及分辨她要干什么，来不及读懂她眼底传递的信息。仿佛电光一闪，只见小河边、柳树下，淡金色流丽的秋阳中，生生迸出一个活泼泼的精灵！
“小印度”给我们跳起了迪斯科。激情在她急速旋转的肢体里奔腾，时时要鼓荡而出；而乐曲里的一个个音符，则落在一连串变幻的舞姿中，突显出可视而不可捉摸的具像来。她抖动双肩，如振翼的小鸟一样渴望奋飞；她扭动腰胯，像蜕变的春蚕一样欲钻出生命的旧壳；她高扬双臂，以饱满的热情亲近蓝天；她猛甩一头浓发，抛洒下无尽的欲望、痛苦、迷茫、希冀……她像一个梦，在我们面前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听见了滚烫的血在自己的血管里流动的声音；我们感受到了无形的舞步从胸口踏过时的骚动与不宁。我们一动不动，但我们只是暂时被惊住了，其实在骨子里，我们都渴望跳、渴望与她共舞。
一曲终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太棒了！”我忍不住喃喃自语，“多么自由、舒展，简直……简直是放浪形骸！能教教我们吗？”
“小印度”红着脸摇头：“其实，就那么几个扭胯动作，跟别人一样……”
大家一听不依了：“别谦虚了好不好？迪斯科我们又不是不会，可没见过你这样的呀！”
“小印度”更窘了：“真的没法教呀！我在跳这一个动作时，并不知道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突然有道灵光一闪，我觉得我感悟了：“谢谢！”
“什么？”
我笑了：“谢谢你的教授。我想我已经学会了。”
别说“小印度”疑惑，众人先就大笑：“你学会了？哈哈……作家嘛，可以用笔在纸上跳。”
我不笑了：“听说过依莎多拉·邓肯吗？”
都是文学爱好者，谁也不会无知到这个名字也陌生。但是大家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说：“依莎多拉讲过，她憎恶舞蹈。”
“你怎么啦？今天是请我们吃大闸蟹，还是请我们吃药？”有人懒洋洋地反问，“邓肯是伟大的舞蹈家，她一生都在跳舞，怎么会憎恶舞蹈？”
“不错，”我高傲起来，“邓肯确是伟大的舞蹈艺术家，她确实一生都在跳。可是她从来不许人家称她舞蹈演员。她说她是表现美的艺术家。”
我这么说的时候，除了“小印度”专注虔诚地望着我，别人都大不以为然，好像我在玩弄名词，故弄玄虚。我也不管，顾自说下去：“这位表现美的艺术家，抛弃了一切舒适的享受，千里迢迢去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追求和创造她的美。为了表示对大艺术家的欢迎，苏维埃的一所舞蹈学校精心排练了很久。当邓肯步入大厅时，台上的帷幕徐徐拉开，《悲伤圆舞曲》奏响了，一组白衣少女在铿锵的音乐中起舞。舞罢，所有的家长都热烈鼓掌，所有的教师都容光焕发。台上的少女们紧张地期待着，期待艺术女神的赞扬。可谁也想不到，女神发怒了。她把手中的一束鲜花扔到了脚下，说：‘我把这些花儿放到了我的希望之墓上！’”
“为什么？是那些少女跳得不好吗？”天真的“小印度”问。
我点点头：“是的。这些刻板整齐、矫揉造作的舞蹈使这位表现美的艺术家怒不可遏。她说：‘我的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的舞蹈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和精神上的、不是肉体上的舞蹈。当我的身体舞动时，那是因为我的精神在支配着它。’”
“依莎多拉·邓肯说得多么好啊！”“小印度”叫了起来，双眸熠熠发亮，“我从小就喜欢跳舞，那时我并不知道邓肯，也没有想到过要成为邓肯；但是现在……现在我明白，原来邓肯从来就在我心中。”
“啊，你说得和邓肯一样好！”我忘乎所以地赞赏起来。“我相信，每个女孩子在迈出最初的舞步时，心中都有一个邓肯，不管她是否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渐渐地，她被告知，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种种规范限制了她。她交付出了心中的邓肯，也交付出了自己。舞蹈变成了因循步伐的重复，被牵引的肉体动作的积累——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流、行、交、谊、舞！”
我以一种刻薄的口吻说出了最后这几个字，忘了业余作家是跳交谊舞的行家里手。只见他正望着我不怀好意地笑：“别忘了，邓肯女士本人却将自己交给了叶赛宁。”
我愣了一下，有些沮丧：“是的……可她并没有交付出全部。她还有剩余。所以，她挣扎、痛苦……但她毕竟挑战过了。她仍然是一个英雄。”
“失败的英雄！”
我无语。善解人意的“小印度”为了挽回气氛，站起来说：“这样吧，我把动作试着分解开来，做给你们看看。”
“不必了！”我用手势阻拦了她，心想，你已道出了真谛，再做，就是画蛇添足了。
从此以后，我无师自通地跳起了迪斯科。每当音乐响起，我脚一蹬，肩一抖，便感到一切压在心灵的重负抖落了，一切束缚肢体的锁链折断了——我向世界敞开了我自己，我能奔向任何地方，我有足够的热情溶解我面前的艰难困苦与孤独，甚至溶进整个浩大的宇宙……
哦，迪斯科，我的迪斯科，我的！
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
完完全全的我自己。
是我急骤的脚步扬起大地的尘埃，
是我纷飞的长发洒下天空的雨丝。
我吻热了乡土，
我扫尽了腐朽。
我是风暴眼，
我是摇响的铃铛。
我死了又生，我……
哦，迪斯科，我的迪斯科，我的！
没有人能模仿我；
我也不模仿任何人。
迪斯科给了我这份无拘无束的独舞的快乐。因为有了迪斯科，我把自己交付给了音乐，交付给了在音乐中升华的自由精神；也因为有了迪斯科，我不再在乎一次次盛会中不被邀请的冷落，也不惧怕中伤与诽谤；我淡然但并不漠然地站在偏僻的一隅，怡然陶然地以我自己的方式生活，以我自己的方式表现美。
偶然也在一场盛大舞会的间隙，一对对红男绿女舞罢退下，而灯光变幻，迪斯科音乐轰然取代圆舞曲之时，我会跳上场去独舞一番，便也有赞叹，也有羡慕：“你跳得出神入化了，能教我吗？”
对此，我只能像当年的“小印度”一样窘迫：“没法教，真的，我在跳这一个动作时，自己也不知道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确实，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前面都是未知。但只要应和着生命自然的节律，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向未来舞蹈而去；我们的容颜永远灿烂，直至生命的终端。
（写于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