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戴厚英
秋天里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用大幅的绘着绿叶的窗帘挡住外面的阳光和喧闹的人声，还为自己泡了一杯清茶。没有任何预兆；一位多年不见的友人从我洞开的大门直直地闯了进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戴厚英昨天被人杀害了！”
“你在说什么？哪个戴厚英？”
“还有哪个啊，写《人啊，人！》的女作家戴厚英！”
“怎么——会？她现在……在医院吧？”
“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我震惊得坐在椅子里半天回不过神来。飘飘渺渺地，友人的话传进我的耳膜：“戴厚英昨天早上和她的侄女一块从安徽探亲回来。她的兄弟和弟媳原本住在她家里为她看家，因为她回来了，觉得比较挤，就住到别处去了。晚上七点左右，弟弟回来敲门不开，向楼上邻居取了一把戴厚英寄放在那里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姐姐都被歹徒杀死在屋里了，现场惨不忍睹！”
我瞪着友人，思维仍处于一段空白和停顿；停顿之后，悲哀和恐惧才慢慢袭来。我不能想象，一位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慷慨激昂、精力充沛的鲜活生命，一位已经大彻大悟、皈依佛门的善良女子，竟会突然之间在这个世界上惨遭横祸消失了！
我与戴厚英有很深的友情，但实际上直接的接触并不多。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神交”大于“身交”。
我第一次见到戴厚英，是在1980年。那时，她还在上海作协食堂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住着。当时我的处境很糟，曾经为了一部书稿的出版，历尽了曲折与坎坷，刚到而立之年，心境沧桑得像个老太婆。听说戴厚英也处境不好，却强盛得如暴风雨中挺立的大树，不如我这般逆来顺受，心里便萌生了一种好奇与羡慕。于是，我就冒冒失失地上了她楼上的宿舍，想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大白天，将近中午时分，可不知何故她那个房间里很暗。她又抽烟，昏暗和烟雾中我连她的脸也看不清楚，只听见她热情的声音滔滔不绝——说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却不能忘记我当初的感觉：仿佛是面对着一座阴云笼压下激情奔涌的火山，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但那是善意的能量，并不杀伤人却能给人一份温暖的感染和力量的支撑。她一句也未谈及自己遭受的压力和不幸，却把全部关注投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只是在谈到最后，她才发出一声喟然长叹：“唉，在中国，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出了名的女人更难啊！”
同样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大红大紫的影星说出，变成了她的版本。可我最初听见的，确是戴厚英所说。两个社会角色完全不同的女子竟能悟出如此相同的人生感叹，可见这个“难”字有多么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内涵。而对付这个“难”字，自然更是各自招数不同了。我的办法是“知难而退”，城里呆不住了，就跑到乡下；而戴厚英则“知难而上”，为了维护心中认定的真理，跑到国外也敢和洋人大声争执，别说国内了。为此，我很服她，敬她，但又没有她那样的勇气来面对现实。于是，此后年复一年，我在乡村的一隅默默地笔耕，再未见到戴厚英，也没有片言只语的书信往来。我不知道她离开那个小房间以后到哪里去了，但常常在报纸上见到她的名字，不管是挨批判还是被赞扬。我相信，她也肯定不知道我消失在何方了。
忽然有一天，在上海的出版一条街绍兴路，我们不期而遇。那是个小型的舞会，我偶尔从乡下回城轻松一下。我没有舞伴，但跳得忘我而投入，身心感受着清晨和风的律动和大海浪花的飞溅。突然，我看见了她。她也是一个人跳，没有舞伴，也跳得轻快而热烈，仿佛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女孩似的。我的眼睛一亮，向她发出会心的微笑；她也看见了我，笑着，近视眼镜片后的目光灼灼闪烁，显得非常开心。我们跳着互相接近，又跳着分开去，以致曲终人散，我们并未交谈一句。可是，我已经看清了她的面貌：短发、圆脸，无遮无拦的坦率与快乐，像我一样不爱在呆板的交谊舞中被牵引、被指挥。我想一切已无须再问，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她以自己独特的舞姿向生活的未来舞蹈而去，同样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的前进……
绍兴路一别，又是十多年。在这漫长的十多年的岁月中，我再未见到过她。而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是１９９3年６月的一个下午，在华山医院的传染病房里。
那年春天，我突发黄疸，被医生诊断为肝炎。办住院手续时，我去付押金，刚掏出钱来，医院收费的工作人员对我一顿怒吼：“去去！谁要你的钱？叫家属来付！”
连钱都没人要我的了。我成了怎样的贱民啊！待住进病房，又因各人所携带的肝炎病毒不同，彼此之间还要严加防范。我的病毒还在待查（后来却查出各类病毒均无），又因脸黄得如三黄鸡一般，下床多走一步，邻床的病友就会急得大叫：“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在这种时候我当然谢绝一切人来探望。事实上，单身的我，也没有几个人会来看我；而真有人来探望也进不来，外面有铁丝网拦着呢。所以，当戴厚英手捧鲜花仪态万方地向我的病床走来时，我真是疑在梦中。惊喜使我不知所措：“你……怎么会来？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是萧乾先生告诉我的。”她微笑着解释，“萧乾先生来信说你病得很重，很是担心，要我来看你；我想你一个人，是应该来看看你的，所以就来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觉得岁月一直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痕迹。在四周呻吟着的脸色黄巴巴的病人中，她健康得光彩照人——银灰色绸衫配一袭长裙，黝黑、红润的脸上洋溢着亲切的微笑。她几乎是横穿了一个城市从上海的东区跑到西区这个人人避犹不及的地方来的。这份真诚，这份厚意让我深深感动。但是为了她的健康，我不但不能给她倒杯水来润润嗓子，甚至连坐也不能叫她坐，只好站着说话。她站在到处充满了可疑病毒的地方，依然潇洒自如地侃侃而谈：“没事，我也得过肝炎。那时我在广州，住在医院里，好多朋友都来照顾我。我非常感激他们”
“那么，你得的是什么型肝炎？”那时我的头脑里，已被肝炎的各种类型、或者说各种类型的肝炎病毒所填满，彷佛这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
“我也不知道。”戴厚英大大咧咧地回答，“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甲型乙型，反正后来好了就是。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点点头，她真的很好。这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健康，而是身心都好。我的心情几天来第一次开始松弛下来，脸上有了笑容，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激。我在心里说：“她真是个好人！”
也许被她旁若无人的说笑所惊动，管我们病房的医生跑了进来。这个刚刚跨出医学院校门不久的年轻女医生，平时在病人面前总爱摆出一副严肃的摸样。我怕她是来批评戴厚英不该擅自进来，就连忙介绍说这位是女作家戴厚英。年轻医生一听，满脸绽开了笑：“戴厚英？是写《人啊，人！》的戴厚英？啊，我运气好，今天我运气太好了。我可以跟你握握手吗？”
虽然在这样的地方我已经失去了跟人握手的资格，但看着我的医生脸蛋红红地伸手与戴厚英相握，一副少女羞涩与崇敬的摸样，快乐像清凉的泉水洗涤着我发烧的身心。
出院后很长时间我未再见到戴厚英。我竟没有想到登门拜访以表我的谢意。我只觉得相知如此已不必再拘什么虚礼了。
也许女人之间的交往并不需要多少理智和功利的目的。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她需要我，我也会像她那样不怕危险穿越一个城市来到她身边的。但是她那么强盛，似乎永远也不会需要我帮她做点什么。
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邢女士来到上海。她是戴厚英一套自选文集的责编。她问我能否帮助与戴厚英取得联络。
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下来。我通过老作家萧乾先生知道了她新居的地址电话。
萧老在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受到严厉批判之际开始与她通信，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给了她父亲般的温暖、关怀和切切实实的支持与帮助，为她作品的出版、工作的调动都尽心尽力。在萧老创作生涯60年回顾展之际，戴厚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朋友萧乾》。我看了总觉得这篇文章题目有点“老三老四”,作为晚辈的她有点不合适，并且文中还剖析了萧老不少弱点。可后来知道萧老却对此文相当满意，认为是“真正的朋友写的”。我终于悟到，在戴厚英透明如水的心志中，人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他写《我的朋友萧乾》，也写《流泪的淮河》，写她对家乡许许多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的敬爱和关怀。正是对一切“人”的真诚之爱，使她能保持在一切“人”面前都怀有的那份洒脱和平常心，从而也能获得许多“人”的真诚回报。
约好了时间，我陪邢女士去凉城新村戴厚英的新居。这是我第一次去戴厚英家，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当然，当时我对这“唯一”没有一丝预感，只觉得岁月悠悠，我们有的是时间。不知为什么，在这间崭新的三居室客厅里，我依然感到不那么亮堂。在微暗的柔光中，戴厚英与她的责任编辑热烈地交谈 ，我则埋头读她的那本新出版的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早就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作为“造反派”的戴厚英与她的审查对象、诗人闻捷有过一段生死相恋的动人故事，她因此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所以我一拿到这部自传体作品，就先翻到有关闻捷这一段。我一字字读下去，热泪渐渐自心底溢出……眼前的她们在谈些什么，我简直充耳不闻。不知过了多久，听说要出去吃饭，我便糊里糊涂地站起身跟着走，而心依然沉浸在那种狂风暴雨般的悲情之中。她俩好像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戴厚英说她如何在对自己的内视和反省中认识了“人”，怎样进入了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她说她自从写过《人啊，人！》之后，研究人、剖析人、表现人便成了她创作中的自觉追求。她要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变迁中，苦苦思索人的价值……
听到这里，我愣了一下，感到这番话也似从自己的心里掏出来的一样。刹那间我明白了，我们之间何以能心有灵犀的原因。原来，她的追寻，也正是我这些年来苦苦的求索。共进午餐时，我忽然与她有了一种亲密似家人的感觉；也因此，谈起了我们共同尊敬的前辈萧乾先生。忧虑也是共同的，即萧老的健康。只有一个肾并且肾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的萧乾先生，在给我们的信中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他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好像从不忌谈死，甚至时时把“死”挂在嘴上。对此，戴厚英发出了赞叹：“他真是把生死看透了！”
于是，我点点头，说：“是的，萧老对我说过，他走的时候，谁也不通知。”
这下戴厚英愣了：“他真是这样说过吗？”
我告诉她说：“有一次萧老还跟我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待你出国回来，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门一开，发现我已不在了……”
“那可不行，我得去送他！”戴厚英忽然大叫，停了片刻她认真地望着我说，“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我跟你一起去北京送他，好不好？”
她这么一说，我好像感到这一天就在眼前似的，心里很难过，再说不出别的话，只是使劲地点头。
“那好，我们说定了？”
“说定了！”
我们击掌相约，这是在中秋佳节后的第二天。两年后的中秋未到，相约之声犹然在耳，我却得到了戴厚英的噩耗。那天友人走后，我立刻给萧老打电话。然而，当萧老苍老而熟悉的声音传来时，我又如鲠在喉，吐不出话来，只好支支吾吾地问他老人家身体好不好。他答好，好，一切都好，反问我有什么事。我竟仍然回答没、没什么事……
放下电话，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不知道如何对萧老说，如何说！难道我能说——本来戴厚英和我相约将来要去送你的，现在她先走了，以后不能去送你了……
在一片抽泣之声的灵堂里，我给她捧去了萧乾先生为她题的挽联——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许多人赞叹这幅挽联写得好，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悲凉，也许只有我的体会最深刻。
1995年春天，萧乾夫妇来上海主持全国笔记丛书会议。行前，萧老给我来信说，戴厚英是他这次来沪后最想见的人中的一个，并且，晚见不如早见，因为到后来各种应酬会使他身不由己。于是，我便与戴厚英约好，四月五日的傍晚，在我简陋的住处招待萧乾夫妇。有个爱好文学的女孩是戴厚英的崇拜者，她自告奋勇来帮我做菜、招待客人。然而，当我和推门进屋的戴厚英打招呼时，她却未加理会。我笑着推她：“你怎么啦？她就是戴厚英呀！”女孩这才哎呀一声恍然大悟。事后她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那天她一点也没想到进来的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厚英。她还以为那是我在嘉定乡下结识的农民朋友呢。
确实，洗尽铅华的戴厚英与以往几次见到的大不一样。她那黑黝黝的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一件半旧的手织绒线衫裹着瘦瘦的身躯，浑身上下无一虚饰，真是淳朴得一如传统意义上的一名农家女。特别令我不解的是，她对满桌的荤菜视若不见，只肯少少地挟些蔬菜吃，无论怎么劝也没有用。帮我烧菜的女孩尤其惶恐：“戴老师，是我烧得不好吃吗？”
“不，不，”戴厚英见这女孩一脸无辜的样子，似觉于心不忍，只好坦白，“你烧得很好，可我现在吃素了。”
“你吃素了？”
一桌的人，除了萧乾先生见怪不怪，始终如弥勒佛般地微笑着以外，大家都惊讶地望着戴厚英。
“我吃素是因为我信佛了。”戴厚英轻轻地说。
“为什么？”我还是不解。真的，茫茫人海，芸芸众生，还有谁比戴厚英更是性情中人啊！她怎么会突然一本正经地信起佛来了？难道她放弃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忘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难道她一直沸腾着的血液已经冷却、平静，能日日固守青灯、诵经念佛了？
对于我的疑虑，戴厚英给了我一个恬淡宁静的微笑：“你知道，探索人生、人性和人的命运，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孜孜以求的。我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我的思考，也常跟学生讲我的思考，可我始终未悟出它的真谛。我在许多事情上为自己感到委屈，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不能走出个人恩怨的圈子——这影响了我写《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下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具备应有的思想高度来驾驭这段历史，所以我迟迟还未动笔。最后我研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突然有一种云开日出之感：人要是能把个人的那点利害抛开，把眼光放远，那就没什么想不开的了。从这点来说，佛教是伟大的，远比现在名利场上的许多理论深刻得多……”
戴厚英又回复了往日侃侃而谈的风采。她还从腕上取下一串佛珠给我们看，说这是从西藏带来的，会有热乎乎的气冒出来。大家听了都伸手来试，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只有萧乾先生抿着嘴笑，埋头吃他的菜。聪明的戴厚英显然知道我们对她的佛珠不够虔诚，收起来戴好，忽然说起了她的梦。她说她做梦非常灵验，凡亲人有难她都能事先梦见。有段时间她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群奇特的山峰之间，山与山相隔不远，但又互不相连，只是群山之间有一座主峰，朦朦胧胧地，她感到主峰上有座佛像，佛像的肚子里又有一座佛殿。她像一个朝圣的香客，怀着热切的期望朝主峰奔去，可一旦接近，却又惊恐交加，躲之不及，好像等待她的是一场对异教徒的审判……梦就在这时醒来了。
“既然‘佛’要审判你，那你怎么还信呢？”我傻乎乎地问。
戴厚英没有回答，却又说起了她做的另一个梦。她说她曾经梦见和所有死去的亲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但桌上并没有可吃的饭菜。她那死去已三十年的祖父坐在主位上，很有风度的样子。他说她的妹妹正在受追捕。她妹妹也死去二十多年了。可祖父这么一说，她依然为妹妹焦急，好像真看到了妹妹在东躲西藏。但祖父却毫不在意地说：“她跑不掉的。”话音刚落，一张报纸传到她手里，报纸上登着她妹妹被捕的消息，还赫然印着妹妹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半身的，妹妹的头很大，但頚骨已被折断，所以头歪在肩上。祖父拿起报纸说：“这个样子拍照说明已经判了死刑。”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依然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戴厚英犹豫了一下说，“也许我会大难临头吧。”
“你可不要瞎说，这不过是一个梦！”我一面安慰她，一面感到毛骨悚然。
“我的梦都是很灵验的。”她再一次强调说。
“就算灵验，那也是说你妹妹，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我又说，“再讲，梦是反的，梦见坏是好，梦见好是坏。我以前老是梦见考试做不出题目，其实，我从小到大，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坏。我有一次还做梦把汽车开得飞快，可事实上我连自行车也不敢骑……”
说着，我把目光转向德高望重的萧老，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您说戴厚英她太过虑了吧？”
不料他老人家干脆摇摇头：“我从来不做梦。”见我一脸愕然，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从来不信命。”
这样坚决和严肃的口气，似乎是在嘲笑我们刚才的蠢话，而骨子里却是对戴厚英含而不露的宽慰。我知趣地闭了嘴。可作为萧乾“朋友”的戴厚英，却不那么领情。她说她信命，也信梦。她还说她曾经请朋友为她分析过前一个梦。朋友告诉她，她在梦中的所见所感，是她的一种潜意识的想象和创造——把自己对于命运的思考作了形象的演绎：往往人感到不能掌握命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宗教情绪。由于她自幼接触的是佛教，所以就不自觉地把命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了。她在梦中奔向主峰时的热切与虔诚，表明了她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的期望；而后来的恐惧，则说明她终于看到了命运的真谛。
“那么，你同意你朋友的分析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不知道。”戴厚英说，“我承认在我的生活中常常面对一尊难以走近的偶像，但我不承认那就是我的命运，更不认为这跟佛有什么关系。”
我轻轻吁了口气。此刻，戴厚英脸上所呈现的，依然是无畏的自信。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戴厚英。从那以后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每次所谈的内容，都是有关佛的。她告诉我她去哪里烧香，去哪里结缘，又去拜见了哪位高僧，研读了多少经书。她现在不但吃素，而且每天还要有一小时的时间坐禅入静，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忘我无我的境界中体会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看来戴厚英的生命犹如一团火焰，在狂烈的燃烧后已趋宁静，再也不会灼伤别人，也不会被别人烧伤了。然而天理何昭、佛理何在——她竟然是这样的被“人”所害啊！
我听说戴厚英这些年做了许多好事。她为受灾的家乡慷慨解囊，为自己众多的亲属作无私的奉献。为了培养出生在农村的侄女，她将她接到自己的身边来读书，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甚至在最近，戴厚英还捐了一笔钱给佛教事业……我不明白，佛为什么不保佑她？这究竟是佛的疏忽，还是佛道的虚妄？
据说，佛主释迦牟尼是认识了世界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而戴厚英的那些梦，也真是她自己命运的谶言——佛让她认识了自己的命运，却又不改变它！
然而，这仅仅是佛的信条。而梦究竟是人已往生命历程的组合和重现，还是未来命运的先验？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我们为之永远地研究和探索，因为追寻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课题。目前，关于人的前身和来世，我们暂且无法弄清，然而，今生今世的生命，我们应该正视和善待。在这点上，我相信即使皈依了佛门的戴厚英，与我也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她始终在潜意识里企图摆脱和拒绝命运的控制。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她终于未能冲破命运的罗网。但是，不管怎么说，戴厚英的一生，是她与命运抗争的一生，是她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的一生。她奋斗的成绩是辉煌的，她做人的胸怀是坦诚的。她没有辜负此生，虽然还有遗愿未完成，还有遗憾留人间！
她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
让我用与她告别时赠她的挽联来结束此文吧：
胸怀如镜爱憎如镜镜照人心心存憾，
世事如梦人生如梦梦成谶言言难尽。
安息吧，我的朋友戴厚英！
（写于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