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从一所弄堂里的民办小学考进了上海市市西中学。开学伊始，教语文的葛老师突然在课堂上为我们背诵了一首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葛老师的普通话十分标准，浑厚的男中音听起来很悦耳。但惭愧的是，我傻傻地张着嘴，不知所云。也许很多同学跟我有同感，大家面面相觑，似乎都有点犯傻。直到葛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教室里才有了一些轻微的、像是激动又像是醒悟的惊叹声，如湿润的雨点在空中飞扬。
我没有出声，心里惊讶极了。真的，那么简单明白的一些词，竟组成了这么一幅流动着的、浸透了苍凉感的图画，那么忧伤，那么惆怅，然而却又是……那么美！
升入初二以后，语文老师换了。新的语文老师也姓葛。端正的板书和每次作文后对我的评语都让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他上课时声情并茂，经常给我们讲授一些课文外的古典诗词，甚至还有格律诗的音韵，平仄之类的诗词知识。这些都无须考试，可我把它们背得比应考的英语单词还要滚瓜烂熟。我以为背熟就能写了，写真正的律诗。然而哪晓得一提起笔来，我就晕头转向了，根本写不出一首像样的格律诗。见我学得认真，葛老师又开导我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至于那些诗词的格律之类，知道就可以了，不必拘泥，真正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比如李白……
葛老师特别推崇李白，于是理所当然地，我也爱上了李白。我尤其迷恋李白之死——为了捞取落在水里的月亮。我想我将来要是当上了诗人，至少也得为捞取天上的星星而死。
为了我的李白梦，我攒下零花钱买了一些诗词选，如“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之类，一首一首挨着背，就跟90 年代的少女戴着耳机学童安格、学阿妹的歌似的，所不同的是我永远也学不会。葛老师说的“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境界总是到达不了。但古典诗词由此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远离周围的“阶级斗争”氛围，远离我少女时代的种种烦恼。我读着，背着，惊讶那些通晓明白的字句间，竟有如此美景、如此浓情，如此深沉的思想和哲理……我们几千字几万字也讲不明白的东西，古人几十个字就讲透了，而且还押韵，还朗朗上口。难怪它们能经受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一代一代的孩子就背着这些诗长大；我们死了，可是诗词还活着。我想，它们要活到什么时候呢？也许要到太阳毁灭，地球不再转动为止。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事啊！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已经考入本校高中，喜欢李白的葛老师也不再教我们了。因为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他被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揪出来，站在操场上的太阳底下，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斗，还要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唱得满头大汗淋漓。
我远远望着，欲哭无泪，真想冲上去救他，但是没这个勇气。批斗会结束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走出了校门。我看见他把胸前的牌子取下来，但是不敢扔掉，就把它挟在胳肢窝下，低着头朝前走去。他在一家食品店门口停下，买了一杯冷饮。他显然渴极了，依着柜台，大口喝着，他的腋下依然挟着那块牌子。
热泪从我的眼睛里夺眶而出，我想不顾一切地走到他跟前，对他说：“葛老师，您不是罪人，您是我的好老师，永远永远是我最好的老师。”
但是就在这时，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同学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了。我下意识地一低头，赶紧走开。
以后我自己也踏上了艰难的人生之路。但是每当我有余暇的空隙，回想起这一幕时，我的心里总是怀着深深的歉疚。
再见着葛老师，已是十年以后了，我在21路电车上与他不期而遇。我激动地喊他，而他也像对待一个大人般与我握手——事实上此时我也确实已经长大，经历了上山下乡，并回城工作了。我很想把我那时未曾说出口的话告诉他，但沧海桑田，我已不知从何说起。他似乎也有许多话要说，可在拥挤的车辆中又无法畅谈。分手以后不久，我突然收到了他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赞美我心地善良，脸上总是带着腼腆的微笑，还特地提到文革，说我在文革中没有造过反，没有批过老师，说他为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欣慰和骄傲。
热浪再一次在我心头涌动，老师，我的葛老师，你给了我那么多，可我能给你什么呢？也许我不失善良，但我又很怯懦，我竟不曾在你最干渴的时候为你送一杯水，在最艰难的时刻对你说一句话。
于是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管什么诗词格律什么的，竟挥笔写了一首古体诗。但诗一写完，反复阅读又怕被通晓古典诗词的老师看出破绽而笑话，迟迟不敢寄出——直到自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才恭恭敬敬地签上名，恭恭敬敬地寄给了葛老师。以后，生活迫使我离开繁华的市区，来到郊区写作，我与葛老师也失去了联系。但在风雨中的泥泞路上，在夜深时的孤寂灯光中，我常常会想起葛老师，想起他讲课时激动的样子，夸张的手势，想起他提问时期待的目光。如今我已到知天命之年，然而葛老师在我的心中依然年轻，就像一首永远充满生命力的古体诗。而我当时写给葛老师的那首诗，也一直藏在我的笔记本里。
（ 2000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