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脆亮的鸟鸣，从竹篁深处传出，惊破了一冬的沉寂。这就是春的最初消息了。人们似还不信，抬头看天，天蓝莹莹的温柔；低头望地，只见向阳的坡岸上，迎春花已绽出嫩黄，野荠菜开出了齐崭崭的一片白色小花。
接着又有风，又有雨，风雨中夹着轰隆隆的雷声；而后风消雨歇，云破日出，花开得盛了：淡紫色的枸杞花，蒲公英娇嫩的小黄花；还有星星一样的蓝色野花洒遍了田野……柔软的柳枝如翠绿的珠帘贴着水面摇来晃去，细看时，那枝上也缀着花，嫩黄色的，毛茸茸的一串串。
她冷眼望着这一切，望着生命脚步的移动，心里却感到无端的恐惧。大地一天比一天丰满，而她的心则一日比一日空虚寂寞。
转眼就过了清明，开出门来，只见芳草连天，烟霭茫茫，田野间那一片绿色已是咄咄逼人了。
早晨梳头的时候，她从一面圆镜里注意看了看自己：一张皱巴巴的灰黑色的脸，两只如枯井一样的眼睛，鼻子那么尖峭，嘴又那么干瘪，尤其是那下巴，后缩得更厉害，好像突然被挖去了一铲；稀疏的牙齿，则在嘴唇外暴露无遗——完全是一个衰弱的几乎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衰老是如何一步步向自己逼近过来的。别的女人，看着日渐长大的儿孙，会感叹岁月的流逝，会既惋惜又满足地说：“唉，孩子们都这样高了，难怪我们要老。”可是她——曾经当过妇女主任和公社书记的黄慧珍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她既没有尝过分娩的痛苦，也没有享受过做母亲、做祖母或者外婆的幸福和自豪。她的生命好像是从童年一下子跳到老年，连青春少女时的种种梦幻，也好像不曾存在过。而当她忆及往事的时候，她恍恍惚惚看到这样一副图景： 茫茫的田野尽头，落日像灰烬里殷红的炭火渐渐熄灭；高高的幽蓝的天空上，一弯淡淡的苍白的新月正在升起。一个白胡子老头从暮色中走来，嘴里没头没脑地唱道：
人生七十古来少，
先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阴不多时，
又有忧愁和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
过了清明花不好……
她好像只有六岁，正蹲在河边捏泥巴玩，把那细碎的土捏成一个个馒头的形状，然后捣碎了，再重捏。周围的青草和野花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香气。这首古怪的歌使她感到有趣。她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老头的脸，可就在这时，夜幕倏然降落，黄昏最后的残照消失了。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那沙哑苍凉的声音继续在唱：
春夏秋冬弹指间，
钟送黄昏鸡报晓……
歌词没完，可是她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关于“坟”什么的；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她也记不起来了。也许是她的叔父和叔祖父，总而言之，是她家的一个先人。她家的祖上不完全是白丁，这曾使她难堪过。
黄慧珍实在不明白，今年入春以来，为什么老被这样的图景所因扰。有时，她觉得这一定不是一件真实的事，而是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那个白胡子老头也不是她的什么老祖宗。
可她黄慧珍是gcd员，唯物主义者，又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她那不平凡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炫耀的往事，怎么会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呢。难道这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
她是有点儿怕死。她已经六十六岁了。俗话说：“六十六，豆腐热漉漉。”意即人上了这个年纪，便有开丧的豆腐饭等着，算是一关。所以在清明节时，凡做女儿的，都要给六十六岁的父母送六十六块肉去。据说老人吃了这六十六块肉，便可消灾祛病，冲过这一关。
因此但凡活到了六十六岁的老人便在这一日，眼巴巴地盼着女儿来。没有女儿的，也早早认好了一个过房女儿。等待过房女儿送肉来——切得极细小如肉丁般的一碗——照样端在手里村前村后兜一转，让大家都看见。
可她黄慧珍不会跟村里那些大字不识的老太婆一般见识。所以一向对认什么过房亲，对于吃六十六块肉之类的习俗是不以为然的。这么说，她该心安理得才是，可是偏偏不。人哪，就是这么难捉摸，有时能猜透别人的心，却反过来猜不透自己。
清明节的早晨，她百无聊赖。外面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也许正因为如此，对死人的悼念也变成了活人的节日。村里的人家在这一天都要做汤团。白白的糯米汤团搓成圆的、长的、尖的各种形状。娇生惯养的孩子各样咬一口，不对口味的馅就“呸”地吐掉；还有的光吞那馅，又将厚厚滑软的壳子扔掉。他们的祖母嘴里唠唠叨叨地数落，却任凭这些宝贝蛋们将吃剩的汤团喂鸡喂狗，或者当泥巴一样捏着玩，似乎这也是一种享受。
不过在她看来，这些没知识的乡下妇人，就好像抱窝的老母鸡一样活在世上，只晓得生儿子、造房子，传宗接代，抱孙子。革命这么多年了，他们的觉悟还是那么低，把自留地上的几棵蚕豆，把新生婴儿长不长小麻雀的事看得比党和国家的事还重要，真叫她忧愤而又痛心。因此，黄慧珍不愿意走出门去，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去同大家凑热闹。她抬起头来，默默地仰望卧室的四壁——那里，除了伟大领袖的像外，还挂着她各个时期的照片。过去，她总喜欢把南北两扇大窗打开，让阳光亮亮地照着屋子，这些照片上便也罩上一层红彤彤的颜色，令她满心喜悦。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变得怕风了，门窗总是紧紧地关闭着。现在，再看那些照片，也因年深日久而发黄褪色了。
她坐了一会儿，只觉得一股潮湿阴冷的气息直砭肌骨。自从丈夫死后，她就一个人过活了，偌大的房间里，非但没人跟她讲话，甚至连鸡鸣狗叫声也没有。在空虚的寂静中，似乎又派生出一种荒芜的意味。她茫然地抬头四顾，觉得这墙壁、这床铺，这没有婴儿啼哭和顽童捣乱的房屋，像一片干旱的不毛之地。
“笃，笃，笃！”外面传来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她一愣，坐着没动；可是微微停顿了一会，那敲门声又重复响起，依然不紧不慢，很耐心又很有礼貌的样子。她一下子站了起来，一阵狂喜的心跳：莫非是……她的女儿来了？
是的是的，她是有过一个女儿的，尽管不是亲生，是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可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真心爱过她教养过她的。女儿小时候，她教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给她讲解放军南下时的战斗故事。她确实没有亏待过女儿。她总是给女儿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她还陪送了她两只箱子和几床被子。女儿本来还想要只梳妆台的，她没给买。她以为梳妆台是资产阶级少奶奶用的东西，她一个gcd的干部，怎么能给女儿陪送这种嫁妆呢？女儿为此有点不高兴，于是她又拿出一些钱来，买了许多书送去。但女儿、女婿对这些书毫无兴趣，依然不开心。不过，面子上还过得去，逢年过节，也来看看她。婚后不久，女儿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孩。 女儿的丈夫、公婆和女儿自己，都还想再要个男孩。这时计划生育开始了，她正是公社的妇女主任。她一趟趟上门，劝女儿去做手术。女儿不肯，到后来，就躲着再也不见她了。她又给女儿上班的社办厂去打招呼，对厂领导说不要因为她的关系而讲情面，可是女儿索性连班也不去上了。过了半年多，适逢计划生育大检查，全公社的妇女人人都要过关，黄慧珍的女儿被拉出来一看，肚皮已经隆得像座小山包了。黄慧珍脸一沉：“马上去人流！”
得了这句话，就有人上前来拖。黄慧珍的女儿一听这话，连忙扑通一声跪下：“姆妈，姆妈呀，求求你让我生下这个孩子吧？”
女儿的声音好不凄惨。在黄慧珍的记忆中，女儿从小脾气倔强，轻易不肯低头求人的，甚至连“姆妈”也很少叫出口。如今她如此哀恳，不由得使她心头微微一动。可是，计划生育是党的工作，她能徇私情么？放过了女儿，别人的工作还怎么做？
得不到应允，女婿和女儿六十多岁的公公、婆婆也都跪下来了。老公公说：“黄主任呀，你让她生了，我们全家给你磕头烧香，孩子一生一世不忘你的恩德。”
对着这一群冥顽不化的人，黄慧珍又气又急，咬咬牙说：“你们一定要生，罚款一千元。”
其实按规矩只需罚五百元的，她这么说，是料定他们拿不出这笔钱，故意吓吓他们罢了。谁知得了她这句话，他们全家人竟像吃了人参精一样，立刻四处筹措，不到半天，一千元就送来了。当然，钱送来也不行，女儿还是被拉到医院去了——检查下来，腹中婴儿已七个月了，要做引产。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在众目睽睽的监视下，竟有人给孕妇塞了一张纸条，孕妇看过纸条，说要上厕所——自然也有人跟着，守在门口，半天，还不见人出来，进去一看，厕所里是空的。真难为那怀了七个月的笨重身子，怎么从那扇又高又小的气窗里爬出去了。
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了并有人接应的。黄慧珍气得大发雷霆，回到家里，晚上虽然丈夫在枕边嘀咕，说自己就这么一个亲骨肉，既然有七个月了，还是让她生了吧！黄慧珍却硬着心肠，第二天清早又派人去把女儿绑来，活活地缚在产床上，做了引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七个月的婴儿竟是活的，而且是个男孩。医生只好将他放进了温箱。女儿一家人乐得烧香念佛，欢天喜地又去交罚款。医院的人却不知所措——立即请示黄慧珍。黄慧珍命令他们把婴儿从温箱中拿出来，于是，这条小生命当然也就结束了。
女儿的一家哭天抢地。老公公气得拿着把刀要找黄慧珍拚命。要不是政府撑她的腰，将那老头子以“杀人未遂”的罪名抓起来关了几个月，她黄慧珍真是性命难保了。
从那以后，女儿再也没上门过。村里人提起这事，都说她的心太狠，说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所以才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可是天地良心，她不是存心同女儿过不去，她是为党、为国家，出于大公无私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似乎也就忘掉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女儿了。而直到这时，她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在盼着女儿来。当她把手伸向门上的把手时，一阵激动使她几乎不能自恃。她想今天是清明，说不定女儿也像那些傻乎乎的乡下人一样，给她送六十六块肉来了……
打开门来，却是通知她去乡里开整党会议。
她一阵失望，同时又感到些许的安慰。是的，政府并没有把她忘记，尽管没有女儿送肉给她吃，可是自有乡政府请她吃——会后的餐桌上，肉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2
屋子外面的气温已经很高了，暖洋洋的风里含着花粉和蜜的味道。因为是清明，平常很少有人去的泾湾角角也热闹起来了。那些被迷宫一样的河流所环抱的小岛或半岛，是合作化以来的坟地。许多年来这里只有野雀在啄食着坚果。长眠地下的人在松柏肃穆的荫庇下守着那一份寂寞的岁月。可如今世道变了，人们在温饱之余念及离自己而去的亲人，便在这个日子拎了鱼肉酒菜，到坟上去蜡。日子过得富裕，自己有钱花了，也怕死人困窘，还要化些锡箔；黄的白的绿的纸钱，一串串挂满了坟头的树枝，风一吹悠悠晃晃，宛若会场上悬挂的彩旗。
黄慧珍对这类迷信活动向来嗤之以鼻，不过此刻的心情有些异样，也就不加挑剔。
走进乡政府大院，她身上已经很热了，鼻尖上有微汗沁出，两腮竟也现出了淡淡的桃红，如同喝醉了酒一般。
这时别的参加会议的老同志也陆续的来了。他们中间有的是孙子搀来的，有的是儿子用自行车驮来的，有的是拄着拐棍走来的，相比之下，她黄慧珍倒显得精神抖擞些，是自己走来的。
她也确实值得自豪，不多不少，当过整整三年的公社（现在叫乡）党委书记；大院门口的两株雪松，还是当年她指挥人种上的呢。虽说现在院里又添了花圃，灼灼地开了一片粉红的樱花，可看起来终究没她种的雪松气派。想当初……不说也罢。反正，她朝礼堂走去，腰板是挺直的，头也昂得很高。
走进礼堂，她拿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没有人起立迎接：“黄书记，来了！”也没有人跑上来给她端凳子、泡茶倒水——没有，什么也没有。好像她这位前任的书记是空气，是泡沫，他们看不见。他们只顾自己兴致勃勃地谈论天气，抱怨儿子媳妇。她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丝愠怒，又干咳了一声，这才有人转过脸来，朝她点点头，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然后又转过脸去，继续絮絮叨叨诉说家务事的忙碌和腰腿胳膊的疼痛。
她气呼呼地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也不去理睬他们。她当然不屑于参加那种谈话，还都是老党员呢，才退下来几天，就变成了这种婆婆妈妈的样子，太不像话了。换了过去，她是决不允许这般自由散慢的。可是新任的副乡长却好像并不在乎这些。他和颜悦色地读过了关于农村开展整党的文件之后，对着下面一片嗡嗡的声音，竟这样说道：刚才，我把中央文件精神同大家通了个气；考虑到大家年纪大了，来一次乡里不容易，因此，请大家吃完午饭再回去。”
这几句话，黄慧珍在下面听得清楚，刚才接到通知时，也明晓得所谓去乡里开会，无非是这一套程式。可是不知为什么，此刻，从这个乳臭未干的新乡长嘴里听到这一番话，心里就是不痛快。从前每传达一个精神，布置一项什么中心工作，她都要组织讨论，向上级写汇报材料，然后向下面抓典型、树标兵，总结工作经验；可现在，你听听：“通个气”，“吃顿饭”——我们这些老革命，老同志成什么了？成了吹火棍、饭桶？别人能忍受，她黄慧珍可不行。她四八年参加革命，党龄比他新乡长的年龄还长呢！
话是这么说，可饭还是要吃的，折腾了一上午，肚子早饿了，再说原来也是想来吃顿肉，冲冲这“六十六”的晦气的。
礼堂变成了餐厅，乡政府食堂的小师傅阿大领着几个小青年进来摆碗筷。这阿大她也看不惯。阿大的底细她太清楚了，本不是什么好根苗，现在又学得时髦，包屁股的牛仔裤，女人样的长头发，张开口来，歪门邪道一套又一套，还满口新名词，且仗着和这位新乡长同过学，回乡插队时睡过一张床，便无规无矩地把乡长唤作“小李子”。乡长非但应得毫不含糊，还亲热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喂，阿兄你今天要有数，肉烧得酥一点，老同志咬不动。”
阿大毫不买账：“吃、吃、吃得呒牙了，要吃煤了。”一面说，一面怪模怪样地拿眼睛直瞟黄慧珍。小李子乡长赶紧喝住，伸手朝阿大背上捶了一拳：“别胡说！”
阿大扮个鬼脸往另一张桌上去了。副乡长转过脸来，高声对大家说道：“乘现在还没开饭，请老同志们对乡里今后的工作提提意见。”
望着副乡长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黄慧珍气得血一直冲到了脑门上。看看，这哪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和这些小阿飞拉拉扯扯、称兄道弟，甚至还把地富子女拉进一些村的领导班子。gcd的威信、原则都到哪里去了？她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了起来，脸涨得像个吹足了气的肺头一样。
“既然是整党，我就不客气了。”她气咻咻地说，“我们目前的领导，缺乏党性，缺少原则性，政治素质太差！”
听她这么一说，人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她越发激动，抓起桌上的一张报纸，把它卷起来，在桌上敲：“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在向南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
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对了，这是黄慧珍当书记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重复的语言。
可是这一刻，人们在愣了几秒钟之后，突然“哄”地爆发出一阵笑声。在笑声中，有人嘀咕说：“哼，向南向南，向南当新四军领导时，听说有人还被卖在窑子里没出来呢！”竟还有人接口：“土窑里烧出来的红砖头，还要吹嘘！”
她也愣住了。那么多党员干部，过去对她多么毕恭毕敬，俯首贴耳，现在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嘲笑她，简直让她——不是生气而是不可思议了，难道过去人们对待她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吗？话是讲不下去了，茫茫然不知所措地打开手中的报纸，只见一条粗墨的大字标题赫然出现在眼前：我国领导人访问欧洲。
除了报道之外，还有幅大照片。她只瞥了一眼，突然间满腹的怨愤就像寻到了通道的洪水一样泛滥开去。一扬手，她大声喊道：“你们不要笑，我还要给中央领导提意见呢。他是党的领导人，整党工作不抓，到处去溜达。出国访问嘛，是外交部长的事……”
一语未了，下面又炸开了锅。人们笑得拍手又拍脚。阿大直喊人帮他揉肠子。笑浪震得那屋顶像要掀翻了似的。新乡长连忙挥手制止：“大家不要笑，不要笑，一个普通党员，给中央领导人提意见也是可以的嘛！”
新乡长说这话时，脸绷得紧紧的，可人们还是发现，他那眉毛、眼睛和嘴角，不住地在牵动，也有一种止不住的笑意在往外冒。阿大绷不住笑，轻轻骂了声“神经病”，就捧着肚子朝厨房里逃去：“弟兄们，弟兄们，新华社4月5日消息，马王堆一号向中央领导人开炮！”
正在忙碌的年轻人围上来：“什么，你说什么？”
阿大自然是绘声绘色地模仿了一遍。听罢，大家也笑得捧腹。阿大笑够了，一本正经地摇脑袋：“实在不能理解，莫非人老了神经都会搭错——哦，我忘了，刚才小李子关照，肉烧烂点，老猢狲咬不动。”
正在案板上切肉的一个老师傅插嘴道：“有什么不理解的。你们都不要这样开心。换成过去，你们这样放肆，全是右派、反革命！”
话说得真有点危言耸听，但那两个帮忙烧饭的小家伙比阿大还年轻得多，一团孩子气，根本不知道这“右派、反革命”的厉害，只顾嘻嘻哈哈笑，竟笑老师傅的话也是出土文物的语言。
老师傅见这帮小青年如此不尊重他的阅历，就指着阿大说：“你们还不相信？当初他的父亲就是因为多嘴多舌，才丢了身家性命的。”
阿大一听，笑容收敛起来了。他的父亲是蒙冤判刑后到煤矿劳动改造，在一次坍方中压死的。而当初父亲这个案子，也恰恰是黄慧珍经手的，所以他总跟她过不去。
说着，老师傅叹了口气，忽然又换一种语调说道：“不过，说起来这都是过去的事啦，阿大你听了也不要难过；以后做人学乖点，自己嘴巴管管牢，不要成天疯疯颠颠。”
老头子还在唠叨，抬头一看，阿大已端着盛满菜的大托盘往礼堂里去了。
午餐确实很丰盛，也符合新乡长的要求，肉片炒得很嫩，鸡鸭煮得皮都掉了。小菜由阿大一份份分好；每人一份，送到面前，都是一样的。
黄慧珍面前比别人多了一只蓝花瓷碗，瓷碗里盛的是烧得白嫩嫩滚烫的豆腐，葱香扑鼻，那满溢的油汪汪的汤汁正顺着碗边汩汩汩朝桌上流。
坐在黄慧珍旁边的人吸着鼻子，责问阿大：“为什么她有豆腐，我们没有？”
阿大嘻嘻一笑：“你们慢一慢好了，让她先吃。”
黄慧珍的心情本来已开始好转了，眼见得政府请的这顿饭远胜过“六十六块肉”，且她的菜又比别人多一样。可是听阿大这样一说，突然明白了这碗豆腐的意义，顿时气得发抖：“阿大你……你的良心太坏了！”
阿大手端托盘，站得远远地望着她，嘴角依然在动——像笑，又不像是笑，有一种冷森森的令人望之生寒的意味从那里流露出来。黄慧珍的脸由黄变红，又由红变白，终于一摔碗，走了出去。
晦气，真晦气啊！她黄慧珍活够了，六十六岁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种窝囊气，她可受不了！阿大是什么东西？他敢侮辱她，凭啥？是凭新乡长撑腰？说不定还是新乡长指使的呢！几年前上级决定由新乡长接替她时，她就坚决反对过——她身体很好，完全能够为革命再尽余热，为什么要把权交出来？再说，把权交给这种人她能放心么？一个三十多岁的小青年，年龄还没她的党龄长，就凭着一张大学文凭神气活现，开口金钱闭口效率，还领着一群男男女女跳扭屁股舞，究竟要跳到哪里去？
可后来新乡长还是上任了，不过由于她的努力，原来该提的正职降到了副职。新乡长一定怀恨在心，所以演出了今天这出戏。
黄慧珍毕竟是黄慧珍，虽说气急败坏，并没有乱了方寸。她很快从纷乱的思维中理出一了条清晰的思路，当机立断去找朱乡长。
朱乡长和小李子不同，他是个稳重正派的老干部。当年他在黄慧珍手下当党委办公室主任时，黄慧珍亲自把他排进第二梯队的。想那时为了防止小李子这样的野心家篡权，她和朱主任夜以继日地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熬白了多少头发，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最后由朱主任执笔，给县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因为小李子实在太狡猾，又会笼络人心，凡做的好事都有人出来摆功，做的坏事却无人肯作证，所以这封检举信只好暂且采用了匿名的形式。县里自然也很重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调查，结果查下来，信上说的一切多半是捕风捉影的。消息传来，黄慧珍傻了眼，小李子就要荣任乡长了。可是突然间风云变幻，上面的精神又从大胆越级提拔干部变成了要稳步提拔，于是小李子就只提了个副职，而正职——乡长兼乡党委书记，则由写匿名信的朱主任担任了——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从乡政府大院出来，沿着往东拐的一条大路，朝前走了几步，就远远看得见朱乡长家挂在阳台上的几只鸟笼了。她的心里渐渐漾起一层温情。朱乡长为人又大方又豪爽。过去，他养的那些鸟，随她挑拣，她喜欢哪一只，那一只就是她的了。有一次他不惜重价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她刚夸了几句，他就叫自己的老婆拎了笼子连夜送到她家。
她加快脚步朝朱乡长家走去。她绕过朱乡长家侧面沿街的窗口时，踮起脚朝里望了望，一眼看见朱乡长正坐在桌前吃饭，于是她来到屋门前，举起手“笃笃”敲起来。
敲了两遍没人应，她疑心屋里人听不见，便又敲重了些，一面敲一面喊：“朱乡长，小朱！”
可是朱乡长并没有出来，开门的是朱乡长的老婆，她满脸堆笑：“哎呀，是黄……真不巧，他不在。”
朱乡长明明在吃饭，怎么会不在呢？她一时反应不过来，竟愣愣地睁大了眼睛，细细研究面前这张胖脸上的一道道笑纹，似乎要从那上面找出答案来。
3
春水流得很急。有去岁的枯枝折裂落下，在水里急骤地打了几个旋之后，即被流水挟持而去，连犹疑的时间也没有。黄慧珍觉得，包围着她的生活，就像这冷漠的水，凶猛而又无情，卷走了她过去的一切。这一生的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她现在有点糊涂了。芸芸众生遗弃了她，共事多年的同志嘲笑她……这一切，不说也罢。可是朱乡长——小朱，她的政治生命的延续，她把他当成亲兄弟一样爱护、培养、提携的他，却在转眼间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如同陌路人。明明在，却说“他不在——”似乎她是一个去向他乞讨的叫化子。
她一步步艰难地朝家走去，好像迷迷糊糊地在做梦；又好像是过去做了一场梦，现在醒了。风吹在身上很冷，她觉得一直冷到心里，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嗦。
黄慧珍摇摇晃晃，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去，抬起头来，眼前一阵迷糊，又出现这样一副图景：茫茫的田野尽头，落日像灰烬里殷红的炭火一样渐渐熄灭；高高的幽蓝的天上，一弯淡淡苍白的新月正在升起。一个白胡子老头从暮色中走来，嘴里没头没脑地唱道：
人生七十古来少，
先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阴不多时，
又有忧愁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
过了清明花不好……
她好像还只有六岁，正蹲在河边捏泥巴玩，把那细碎的土捏成一个个馒头的形状，然后捣碎了，再重捏。这首古怪的歌使她感到有趣。她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老头的脸，可就在这时，夜幕倏然降落，黄昏最后的残照消失了。她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那沙哑的苍凉的声音又在唱：
春夏秋冬弹指间，
钟送黄昏鸡报晓；
诸君细看眼前人，
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
一年一半无人扫。
哦，最后两句也记起来了，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抬头一望，发现河对岸的泾湾角里，正是一片坟地。真怪，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回家该往另一条道上走的呀。她正要转身离开，突然目光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正在上坟的女人，穿着紫红色纯涤纶罩衫，烫着头发，拎着一只香篮。她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的女儿。
女儿背对着她，正把一碗碗的菜肴从篮里拿出来——她在蜡自己的父亲。
黄慧珍愣了一下，竟从万念俱灰中油然生出了希望。女儿既然有心来蜡父亲，或许也会来看她。
想着，她就要喊，可到底还是放不下架子，又想，反正女儿总归是要到家里来弯一弯的，还是先回家去烧点小菜，准备好招待她吧。
一到家她就挽起袖子忙碌起来。时间紧迫，上街买菜，磨糯米粉做圆团是来不及了，好在平时贮藏丰富，家里还存有各种罐头、香肠、肉松、板鸭……她蒸的蒸，煮的煮，不大一会儿，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十几只碗，又拿出一瓶红葡萄酒，犹嫌不足，又在盘里装满了瓜子糖果，玻璃杯里倒好奶粉、麦乳精——只等女儿一进门就热呼呼地冲好端上去。她决不再摆架子了，只要女儿肯来，别说一只梳妆台，就是一架电视机，她也舍得给她。当然，女儿不会贸然开口的。她可以先给外孙女买一身好衣服，她甚至想此刻要是女儿还提出要生第二胎的话，她也不去阻止，甚至罚款她也能帮女儿交齐。她有钱，她现在想着要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来弄脏她的地板、尿湿她的床单……她等了许久，桌上的菜已没了热气，还不见女儿来。她沉不住气了，就一路寻去，慌慌张张一直找到泾湾角前面的竹林里，隔河望去，只见坟地一片青葱，各色的纸钱如蝴蝶一样在风中翻飞……
女儿却不在。女儿早就走了。
黄慧珍一阵眩晕，看见身边的竹林倒过来了，河流兜底朝天，昏黄的浪头向她扑来，世界彻底颠倒过来了——她喃喃地念着，一面死死抓住身边一根细竹。
在昏黄的竹林外面，依然桃红柳绿，依然有小人跳着走路。白昼将尽，绯红的夕照如美丽的郁金香花瓣，悠悠忽忽落下，覆盖了整个田野。田野上有那么多的花儿：金黄的油菜花、雪白的玉兰花、深红的榆叶梅、粉红的蚕豆花……年年岁岁，永远的清新娇艳，永远也开不败。
（《上海文学》1987年12期）
